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黄淮下游地区先民获取动物资源的生业方式初探

本文综合动物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约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5300年)黄淮下游地区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有关的生业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黄淮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未发现家畜饲养的证据,为纯粹的狩猎经济或以狩猎经济为主。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和淮河中下游地区的顺山集文化时期已经开始驯化、饲养家畜(狗和猪),但获取动物资源方式仍以狩猎和渔捞经济为主,以家畜饲养业为辅,这一阶段的生业属于"低水平的食物生产阶段",获取肉食资源的模式处于"初级开发型"阶段。总体来讲,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黄淮下游地区的渔猎采集经济采取了强化利用自然资源的广谱渔猎经济策略,并出现了适应定居生活,强化利用水生动物资源的现象。黄淮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阶段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较大的区域特色,也受自然环境与气候演变较大的影响,但该地区古人在适应气候环境条件下的定居生活、生存策略与文化行为模式等人类能动性的一面才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初探

本文通过梳理河南地区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年—4000年)河南地区豫北、郑洛和豫西南三个区域的生业方式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南地区是以采集渔猎为主、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辅的生业模式,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发展为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模式;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作物中新加入了大豆和小麦,家畜中新加入了黄牛和绵羊,多种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方式逐渐形成。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掌控、文化和资源的交流是生业发展的主因,同时自然环境对生业起到了制约和促进两方面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进程中,生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东北地区的生业初探

将东北地区的生业特征分为两个大的区域进行长时段的归纳,可以看到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到青铜时代开始,种植农作物和家畜饲养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南部地区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出现少量的农作物,当时可能也开始饲养家畜,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在燕山南北地区发展缓慢,而在辽东半岛南端地区则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到青铜时代,主要分布在辽河下游地区的高台山文化以种植粟等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也包括渔猎活动。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种植粟和黍及饲养家猪为主,家养动物中牛和羊的数量较多,畜牧业开始出现。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燕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均呈稳定发展的趋势。这些特征的形成与当地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及更替状况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的制约和黄河流域地区以农业为特征的文化的影响有关。     

台湾海峡区域视野下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学观察

台湾海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长期依赖渔猎、采集等手段,直至距今5000年左右才在闽江下游流域出现初具形态的农业生产.此区域先后经历了三次较显著的南岛语族跨海峡扩散的活跃期,且各时期扩散路线也有所变迁."人口压力说"或"海洋适应性说"不足以解释南岛语族跨海峡扩散的动因.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基于河南境内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成果的思考

为深入理解新石器时代河南地区生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与环境波动、文化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本文根据已发表的人和动物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和家畜的饲养方式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本地生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贾湖遗址已经开启了向农业迈进的步伐,那么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农业社会,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业,则可以概括为生计方式多样化与生业经济复杂化,其中粟作农业的生产是本地生业经济的主体。通过对生业经济与环境、文化、社会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梳理,本文认为自然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背景和舞台,生业经济则集中呈现了人们为适应、开发和利用环境而发展出的生计方式的技术体系,其转变将引发物质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生业、环境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对于社会复杂化进程加深和早期文明化进程提速的影响需要我们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西江中游文化区的生业经济及其发展阶段

西江中游地区是岭南历史文化区内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新石器时代大致经历了三种生业经济形态,早期是一种广谱的渔猎采集经济,中期是一种利用贝类为主的渔猎采集经济,晚期是较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演进过程在整个文化区内具有一致性。贝类利用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呈现出一种显著强化的趋势,但一直未在食物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     

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2015年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研究

左家山遗址位于吉林省农安县高家屯村西南500 m处。2015年因河水侵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猪、狗、羊、马等动物骨骼。通过对出土动物遗存的鉴定与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左家山遗址为一处夏秋季节性居址,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狩猎、捕捞和采集为主,同时饲养少量家畜。辽金时期该地区被称为“黄龙府”,通过对墓葬内出土动物遗存的分析,推测其与少数民族的“烧饭祭”“殉羊”“殉犬护送灵魂”“头蹄葬”等丧葬习俗密切相关,这为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证据;随葬动物种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伊通河流域少数民族的生业模式为农牧结合,且伴有少量的渔猎活动。     

黑龙江嫩江县铁古拉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铁古拉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县,地处嫩江中游左岸的二级台地上,属红马山文化,为早期铁器时代遗址。2004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遗存,总数达2153件,种类包括软体动物类、鱼鳖类、鱼类、鸟类及哺乳动物类,此外,还出土了骨、角和蚌制品。根据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铁古拉遗址古代先民是以家畜饲养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生业模式;进一步推测,铁器时代嫩江流域在畜养方面较青铜时代已有明显变化,但仍然与东北南部地区生业情况保持不同的发展趋势。     

安徽省亳州后铁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后铁营遗址作为皖北地区一处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代表性遗址,为探索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以后铁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通过种属鉴定、量化统计、年龄结构等多种方法,对当时的动物资源利用、家畜的饲养及肉食资源获取等问题进行研究。通过与尉迟寺、万北等遗址的动物考古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尝试系统探讨皖北、苏北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生业活动等问题。     

安徽宿州杨堡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本文利用浮选法获取了杨堡遗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战国晚期--汉代的炭化植物遗存,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粟、黍所占比重较小;岳石文化时期,粟的比重上升,与水稻的地位相当,同时小麦和大豆出现,且小麦初具规模,黍的比重较小;到了战国晚期--汉代,粟和小麦成为主要作物,水稻的地位明显下降。上述研究结果显示,以杨堡遗址为代表的淮河中游地区最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实行多种作物的种植制度,并不断发展;稻-旱混作农业模式在这里长期延续并经历了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研究结果对揭示淮河中游地区古代人类生业模式及农业结构演变有重要价值。     

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

本文梳理了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脉络,并对其形成动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自彭头山文化至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就产生并逐步发展起繁荣的稻作农业经济,逐渐形成稳定的稻作农业文化传统;生业模式由采集和渔猎为主,向稻作种植和家畜饲养为主逐步过渡。汉水中游作为长江中游与中原文化交汇的过渡地带,起到了农业交流的桥梁作用,稻作与旱作由此分别向北和向南持续传播。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文化影响的不同,长江中游的各个地理单元,其生业经济结构又表现出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差异,这其中文化因素应是主要动因。     

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生业模式的转变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牧业经济是两周时期西戎族群最为重要的经济形态。然而,考古学研究表明寺洼文化与东周西戎文化分别代表了两周时期的西戎族群的早晚两大阶段。两者在居址、出土动物骨骼、遗物及艺术主题等方面都具有明显差异,这表明早期西戎与晚期西戎所使用的生业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的生业模式经历了由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为辅的定居生活转变为游牧经济的过程,其变化的原因与人群的变迁有关。     

豫北地区龙山时期生业经济的考古学观察

豫北地区龙山时期各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的分析结果表明,当时已存在以旱作(粟、黍)农业和家畜饲养(猪、狗、牛、羊)为主,兼营采集、狩猎和捕捞业的生业模式。少量大豆、小麦、稻米等农作物的发现表明这一区域自龙山时期就已"五谷俱全",农业种植结构趋向复杂化。自然环境的优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频繁推动了豫北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和农业经济的持续繁荣,约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该区域与中原其他区域基本同步步入文明社会。     

河北省邢台小里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鉴定与初步研究

本文对河北邢台小里遗址仰韶时代后冈一期文化时期出土的动物遗存的种属鉴定、不同种类动物的数量比例进行了介绍,并对遗址的家养动物驯化情况进行了探讨,发现遗址存在家猪与狗两类家养动物,遗址仰韶时代先民的获取肉食资源方式为以饲养动物为主、渔猎经济为辅的"开发型"模式。     

关于大汶口文化及其墓葬制度剖析中的几个问题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在我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部分。大汶口文化正处在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进一步理解"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深入研究我国私有制的起源和阶级的产生提供了非常丰富和生动的材料。对大汶口文化及其墓葬制度的有关材料的剖析和研究,已有很多同志谈了许多好的意见,此处试就     

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为太皞文化考

一大汶口文化是我国东方地区的一支史前时代考古学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山东和苏、皖北部及河南的颍水中、上游和伊、洛下游地区。学者已将山东及苏、皖北部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划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其早期,约为公元前四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中期约为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二千八百年;晚期约为公元前二千八百年至公元前二千四百年。又将上述大汶口文化分作大汶口、大墩子、三里河、尚庄四个地方类型。其中以泰安大汶口遗址为代     

稳定同位素分析对史前生业经济复杂化的启示:以河南禹州瓦店遗址为例

本文对王湾三期文化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先民和动物骨骼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后发现,粟类食物是瓦店先民食物结构中的主体,水稻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先民的肉食资源应主要是粟作农业产品饲养的家畜(以家猪为主)。猪和狗主要以粟类副产品和先民的残羹冷炙为食,绵羊采食了较多的C_3植物,黄牛则食用了大量的粟类产品。从先民食物结构和家畜饲养策略来看,瓦店遗址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业经济在谷物栽培和家畜饲养方面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而生业经济的复杂化对文明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还需深入讨论。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业模式初探——山东定陶何楼遗址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鲁中南的汶、泗河流域,并散见于山东其他地区,这一阶段是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在山东定陶何楼遗址采集、分析了31份浮选样品,共获得1073粒(颗)炭化植物种子,包括黍、粟、大豆、小麦四种炭化农作物,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植物遗存还包括狗尾草,豆科的胡枝子、草木樨、藜、桑树子、芡实等。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生业模式中,黍粟类旱作农业作物基本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中又以黍为主导,稻米在大部分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其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大豆只在少数遗址中已经出现。这一时期果壳类植物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其中何楼遗址出土的以芡实为代表的野生植物遗存最为突出,显示出采集类经济模式在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生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本区域并未形成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相对粗放且产量较低的黍依旧是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一些遗址中采集类植物资源仍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大汶口文化早期内部在不同区域也存在不一致的生业经济结构,更多地反映了遗址周边小环境而非文化本身对于生业模式的影响。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

大汶口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被认识,开始于1959年对山东泰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掘。它是黄河下游一种原始社会晚斯的文化。主重分布在山东省、江苏省和安徽省北部,河南和辽东半岛也有零星发现。大汶口文化可分早、中、晓三期、其年代相当于公元前4300——前2300年左右,延续时间长达二千年之久,估计每期约占六、七百年。大汶口文化早期,还处于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     

长江上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

本文通过对长江上游地区动植物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重点探讨了这一地区先秦生业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生计开发,深受自然环境的客观制约,但也有是对环境的主动适应。这一地区农业开发整体偏晚,渔猎采集经济突出;区域生业分化明显,多样性丰富;文化传播影响强烈,呈现多元交融格局。其农业因素除主要传自甘青地区和长江中游外,汉中盆地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