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地区拓跋鲜卑『毁镜』习俗研究

丧葬制度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体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有力佐证,兼具多样性、复杂性和神秘性的特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丧葬习俗之间有共性,亦有个性。“毁器”葬是形式各异的丧葬制度中的一种,其流行时间长、分布地域广。历史、考古资料证明,在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墓葬中就已经发现有“毁器”习俗的现象[1]。鄂温克族至今仍保持着若干原始形态,“不论死者是男是女,其随葬品一律都要砸坏一块,因为传说不砸坏随葬品,就将对活着的人不利”[2]。     

北方系青铜文化墓的殉牲习俗

正目次一北方系青铜文化墓的殉牲情况二王大户墓地中的殉牲三殉牲习俗四结语对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人群的识别,墓葬中是否出土所谓"北方系青铜器"可以作为识别标识之一。除此之外,在考虑类似人群生业方式时,墓葬中出现马、牛、羊等家畜的随葬现象也可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加以考量,以明确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及其与相关遗物内涵间的关联。     

试析拓跋鲜卑部落联盟

拓拔鲜卑部落联盟是以嘎仙洞系统鲜卑王族为核心形成的部落联盟政权,公元3世纪初到4世纪初,主要活动于阴山和河套一带。拓拔鲜卑部落联盟发展为拓跋代国,拓跋代国又是北魏建立的根基,但很少论及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与拓跋代国的论文。本文略抒管见,希冀有助于对北魏前史的理解。     

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

大兴安岭深处嘎仙洞北魏祭祖祝文的发现,为拓跋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至少在北魏时期拓跋鲜卑所能追溯的发源地就在这一区域,因而呼伦贝尔地区的有关发现,在早期拓跋鲜卑的研究中也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

拓跋一词和鄂尔浑突厥碑铭中的tabγa一词,都是对同一个北族名号的音译,这个北族名号原来是由两个词联合构成的复合词。其性质及两个部分的功能,与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名称有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魏晋鲜卑诸部得名所自的那些部族领袖,都处于该部族由部落联盟向酋邦或原始国家跃进的历史转折时期。草原上鲜卑诸部久已积蓄的政治能量,转化为鲜卑部族政治体发育和演化的强大动力,从一个方面决定了东汉至北朝中国北方的历史面貌。     

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

通过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所做的考辨,认为目前学术界通行的观点是有问题的。计算《魏书·序纪》所载拓跋鲜卑早期世次的积年时,应以22-25年为一世,而不是30年为一世。嘎仙洞是乌洛侯人报告的拓跋鲜卑先世的石室,但现在还不宜轻易断定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拓跋鲜卑的信史最早仅能上溯至成帝毛,昌意、始均等记载都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不具有史料价值。拓跋鲜卑先世的第二推寅与檀石槐的西部大人推演不是同一个人。计算拓跋鲜卑人口时固然可以按一“落”5人估算,但拓跋鲜卑人的“落”并不能等同于家或户。     

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

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在血缘上有共通、共生关系,但在双方长达近一百五十余年的交往中,战争发生频繁,始终占据两族外交的主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铁弗匈奴和拓跋鲜卑地域文化、经济模式趋同,他们共享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有限环境资源,其发展历史亦多赖于此,因此争夺生存资源是他们首要的战争任务。通过战争的交往本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途径。     

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殉牲问题探讨

小双古城墓地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岱海南岸,墓地面积3000平方米.2003年8月发掘墓葬15座,墓葬形制流行偏洞室墓,仅M2为竖穴土坑墓.15座墓葬中,1 1座为正式发掘的,正式发掘的11座墓葬中皆或多或少的存有殉牲.其中偏洞室墓的殉牲置于墓主人一侧的二层台上,而竖穴土坑墓的殉牲则置于墓主人的上部,殉牲的牲畜有马、牛和羊,其中羊又有绵羊和山羊两种,我们对所有殉牲的动物都进行了年龄和性别的鉴定,但由于骨骼保存状况不佳,部分殉牲动物的年龄和性别难以鉴别.     

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拓跋鲜卑迁徙

公元一——三世纪末叶,在我国北方的鲜卑族中出现了慕容鲜卑、段氏鲜卑、宇文鲜卑和拓跋鲜卑几个大的部落,而拓跋鲜卑是诸部中最为落后也是最靠东北的一支。后来鲜卑诸部虽然多称霸一方,立国建朝,但都为县花一现,唯拓跋鲜卑后来居上,入主中原而统一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北魏政权,一统二百余年。直至隋唐两代,拓跋鲜卑的后人仍为朝中的重臣,执掌大权。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关于拓跋鲜卑的研究不多。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和内田吟风的研究分别汇集为《东胡民族考》和《北亚细亚史研究》。国内研究较多并立有专著的,只有已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殉牲研究

新店子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小板申村西北的山坡上(图一),墓地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墓地中间有一条巨大的冲沟将其分为东西两区.199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57座,其中东区46座,西区11座.墓葬皆开口于表土层下,打破生土层,墓葬均呈东北一西南向,墓葬间未发现打破关系.墓穴形制有土坑竖穴、偏洞室和正洞室墓三种,平面形状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一般长在110-390厘米之间,宽50-210厘米之间,墓葬规模差别较大,面积最大者有7.14平方米,最小面积的不足1平方米.     

拓跋鲜卑农业发展的古食谱分析

拓跋鲜卑作为中国古代北方的传统游牧民族,其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结合文献、考古资料以及考古出土骨骼胶原蛋白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数据,重建拓跋鲜卑的食物结构,在此基础上探讨拓跋鲜的卑农业经济发展情况及其与北方农耕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内蒙古扎赉诺尔出土的东汉拓跋鲜卑石灯

1992年11月14日,笔在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看到一盏造型奇特的石灯,并进行了绘图和研究。这件器物的出土地点和编号为呼伦贝尔盟扎赉诺尔北侧露天煤矿：90,器物上还写着(1520)63、7、398,应是1963年7月出土的。与石灯共出的许多陶片具有东汉拓跋鲜卑陶器的特征,因此可断定这件石灯是东汉时期鲜卑族的一支拓跋鲜卑的遗物。石灯的情况如下。     

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殉牲研究

小双古城墓地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岱海南岸.墓地面积3000平方米.2003年8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除m2为一座土坑竖穴墓葬外,其余均为偏洞室墓.偏洞室墓平面呈长方形,在其北部下侧掏出一偏洞室,其底部略低于墓穴底部,在墓穴底部摆放动物.     

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

三世纪中叶,向西南迁移的拓跋鲜卑,遊牧在河套东部。四世纪初,他们活动的范围大体上逐渐集中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涼城和山西大同一带。四世纪中叶,农业生产在拓跋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拓跋第一个政治中心盛乐(今和林格尔北)开始稳定下来,前此的部落联盟组织遂为初期的国家     

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鲜卑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走过了大约700年的历程。公元1世纪,鲜卑族的历史活动就载入史料中。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鲜卑族分成了东、西两个大部,东北鲜卑主要有慕容鲜卑、段氏鲜卑、宇文鲜卑。拓跋鲜卑是由北部鲜卑演化而来的。拓跋鲜卑在建立政权之前、定都平城以及迁都洛阳之后,文化形式一直在发生变化。在拓跋氏文化历程的转变过程中,深刻地体现着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融合与冲突。     

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

从258年拓跋力微迁居盛乐到581年北周为隋所代,拓跋鲜卑及北朝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汉化过程。从北魏皇室始祖到北魏前期,虽有汉化因素,但其主流思想是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北魏中期,积极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北魏后期,部分鲜卑人对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进行反思、清算甚至猛烈反扑,曾一度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东魏、北齐对汉化政策反扑最为激烈,胡风、胡俗越来越重。西魏、北周虽有胡风、胡俗回潮现象,但幅度较低,范围较窄,主要是对孝文帝以来汉化之路的逐步回归和对民族关系的不断调适,为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并为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论史前时期墓葬殉犬习俗

50多年前,凌纯声曾系统探讨过古代中国与太平洋地区的犬祭问题。他提出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很多因素如能作追本溯源的分析,多数可得其源流。在细致分析古代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犬祭现象后,他认为中国古代食犬和犬祭的习俗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质,其渊源可能与海洋文化有关[1]。其后,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国古代的犬祭问题,如高广仁、邵望     

中国史前期人牲人殉遗存的考察

人牲遗存的考察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发展差异很大,原始宗教崇拜各有不同,表现在人牲的有无及其形式,当然也有区别。我认为可以把中国史前期的人牲分为三大类:(一)血祭地母;(二)猎头祭谷;(三)奠基牲。 "血祭"和"猎头",都与农业崇拜有关。前者流行于黄河流域,并为古代中国的统治王朝所继承;后者发生于长江以南,以后长期流行于南方越僚系民族间,并远播于东南     

“人牲”和“人殉”

考古发掘的結果,在河南省的侯家庄、武官村等地,先后发现商代的大型墓葬中有着大量的“随葬者。”这些“随葬者”或是“得保首領”的,或者“身首异处”的。关于这种随葬制度的性质以及这些,“随葬者”的身分,史学家曾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見解,迄今犹未取得一致的意見。我們认为,这里面实际上包括两种不同的制度,而作为两种不同制度下的牺牲者,也各自具有不同的身份。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就是“人牲”和“人殉”。而区別“人牲”和“人殉”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对于我們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是十分必要的。其原因就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由当时的社会基础所产生的,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