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公共考古/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学教育思辨

考古学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越来越多,种种联系组成了公众考古/公众考古学要关注的诸多领域。脱胎于英文“Public Archaeology”的“公共考古”或者“公众考古”概念,在中国的实践和讨论均体现为考古学面向公众的沟通和共享姿态。公共性是公共考古最核心的特征,公共性体现得越充分,越能促进政府、机构、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共赢;公共考古的教育性体现在能够架起专业考古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民众理解考古学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什么,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公共考古的开放性则要解决“谁的公共考古”这样的问题,通过改变考古学/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单向关系,变考古学家的“他们的公共考古学”为公众的“我们的公共考古学”。今天公众考古已从最初“什么是”和“要不要做”的认识论阶段,发展到如何做好和怎样推进的实践论阶段,因此需要专业化、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应该从人才现存问题的导向出发,依托有条件的高校,推动公众考古课程建设并逐步发展到课程体系建设。公众考古需要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对“公众”本身也需要研究和分类加以引导。从考古现场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展厅,都是考古学家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和“...     

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

本文是《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文集的一篇导论,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考古学在英语国家及全球范围的发展做了综述。该文集的各章由各国考古学家撰写,分别介绍了公共考古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和现状。正如本文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从这门学科开始就相当密切,不只因为大部分重要考古发现是老百姓而非考古学家所为,而且几乎所有发掘工作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而且盗墓活动也难脱底层民众的干系。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一度被等同于大众考古或考古学的普及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专家撰写科普读物被看作是不务正业,这类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这种看法正因公共考古学概念的引入而得到改观,从而使普及工作名正而言顺。因为考古学界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民众,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基姆西1972年出版的Public Archaeology一书所提出,后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类似其他非英语国家,public的中译有"公共"和"公众"两种方式。英语的public有"官方"和"民众"的双重含意。这比较接近中文"公共"的意思,因为中文的"公共交通"或"公共设施"一般是指由行政部门主导和资助的大众服务。如果中国的遗产事业要与国际接轨,公共考古学也要摆脱目前局限于考古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零敲碎打的大众实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由政府出于公众利益对考古学进行管理,鼓励公众积极参加考古活动和遗产保护与管理,并从多声部的公众视角来解释考古成果和布置博物馆陈列。     

“考古”百议

<正>考古遗存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属于人民的公共产品,正在成为公众的认识。因此,中国考古学应当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文化资源管理。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应当把公众考古学纳入到公共管理领域之中,加强这方面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陈雍过去一百年我们经历了一系列考古学认知的变化,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等等。可还是有不少考古学家本能地用线性的发展序列看待人类社会。即使是在当下的讨论中,我们仍能体会到考古学家僵化地思考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     

“公众考古”的兴起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就

<正>近年来,"公共考古"或"公众考古"受到国内外考古界的普遍重视,中国考古学会还专门成立了"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公众考古"的兴起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体现了科学与社会的本质关系的正确处理。现代文明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科学虽然是由科学家——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或人文科学家——所从事的事业,但"科学"作为一种人类长期实践和持续探索的文明成果,属于整个社会,而不是科学家的私利或私人领域。任何科学     

沟通大众与考古学的桥梁——读陈星灿老师之《考古随笔》

<正>在人们的心目中,考古学是十分神秘的,距离我们的生活也非常遥远,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化外之民"。然而自二十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的公共考古学将公众的利益与考古学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此后,诸多专业的考古学家们尝试着以各种方式普及考古学知识,"向外界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与公众一起共同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陈星灿老师的《考古随笔》(二)在这一方面可谓贡献颇多。一、作者其人     

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

1972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西在《公共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公共考古学"的术语和理念。西方学界认识到,为了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和考古研究的可持续性,依靠专家的力量已经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必须依赖全社会的介入,包括政府和公众。因此,公共考古学不单是面对公众的普及,还要求政府的职能的全面介入。目前,"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由一个形形色色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来阐释过去。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英国考古博物馆改变功能定位,从考古专家的仆人,转向以公众为中心,以吸引和沟通各社会阶层的大众为己任,并对传统的博物馆展示方式进行改革。本文介绍了英国博物馆在这方面的一系列有益实践与成功经验,包括服务对象的重新定位、传统功能向外延伸,从静态展示向为观众提供动态的展览服务如走进社区的"移动博物馆"和出借文物盒、鼓励受众的参与和互动、网上连接、开放库房和研究部门、为残障儿童开发考古游戏、吸引少数族群参与、举行陶艺与玻璃艺术研讨会和文物欣赏写作班等等。这些举措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和考古学思维方式的新趋势,这就是:不是强调公众能为考古学做些什么,而是强调考古学可以为公众做些什么。公共考古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结果是在这些国家造就了对考古资源具有较高觉悟、鉴赏力和保护意识很强的公众,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虽然我国博物馆采取免费措施来吸引观众,但是这似乎还远远不够。如果真的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和认识的提高,博物馆可能更需要在展示形式、营销策略、服务内容和主动性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公众考古的媒体直播实践

<正>考古学家保罗·巴恩曾说,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如果这有任何意义或正当理由的话—必定是将它的发现不仅传递给学生与同事,首要的是传递给公众,那些最终为考古学工作签字付支票、为考古学家发薪水的人。如何有效建构起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是公众考古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我国现有的公众考古传媒实践中,     

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

公共考古学英文作,或被译作公众考古学。在英文中,public所指并非汉语中的公众及其群体,而更与国家公共机构密切相关。从这层意思上来说,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共考古学更为贴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最初是与考古学科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紧急情况密切相关的。这种紧急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学科专业化增强所带来的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第二是学术界对于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资源面临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自身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就是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公共考古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公共考古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于公众角色的定位问题。这里的"公众"一词指的是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作为国家概念之外的一个具有批评性的实体,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与解释权应得到充分尊重;考古学的公共方面多数是与文化、价值甚至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不谐调的遗产";考古学归根到底是阐释文化认同及其演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诸如此类,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中所遇到的这类问题,都成了公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当今考古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作为NickMerriman所主编的《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对于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论述,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环境考古能够深度理解“人地关系”

<正>以构建人地和谐关系为宗旨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最强音,而"环境考古"也成为其中的积极参与者。中国考古界高度重视"环境考古"工作,许多大学、考古院所及环境科学研究机构参与其中。1990年,周昆叔、巩启明先生等发起召开了"中国环境考古学讨论会",后主编有《环境考古研究》辑刊,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当时提出:"环境考古之所以被提出,是社会与考古学科发展的需要,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方面给以科学的     

第三届中国公共考古·首师论坛

<正>2015年10月25~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公共考古首师论坛"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大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国祥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梁占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主任袁广阔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发     

欧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2009年4期我们译介了"区域聚落形态考古"一文,里面对欧洲的聚落考古也有涉及。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欧洲聚落考古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详尽的国际视野。需要重申的是,"聚落"(settlement)并非仅指我们所习用的"村落"或"聚居村落"概念,而是指过去不同时空中人类所有活动点位组成的网络系统。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相似,欧洲有较为悠久的依赖文献和艺术的古典考古学和以编年为目的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史。到目前为止,欧洲大多数国家仍将考古学看作是重建历史的手段。欧洲的聚落考古与北美的聚落考古略有不同,北美侧重用环境考古的文化生态学方法(过程论)来研究人地关系,而欧洲则偏好文化观念和象征考古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地关系,这便有了"景观考古学"的独特路径。由于欧洲比北美有更长的古人类演化史和更显赫的文明史,所以聚落考古成为研究考古学三大战略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国家起源的极佳手段,而且成果显赫。从本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当今的聚落考古是如何来观察和了解这些重大历史转折,追溯社会复杂化具体轨迹的。读了这两篇介绍国际聚落考古现状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聚落考古已成为当代考古学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探索领域,它可以将考古学各流派、不同领域、不同课题及学科交叉手段纳入其中,以便从微观和宏观的多维视角,重建过去人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具体轨迹,并对促使人类社会转变的原因提出可信的解释。就此而言,欧美聚落考古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也与中国考古学重构国史的期待不谋而合。     

关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在许多史前遗址中,我们会将与文化遗存共存的大量其他遗物和遗迹看作是人类行为所致,比如将动物骨骼看作是人类狩猎或食用的庖厨垃圾。就像用静态方法分析器物工具一样,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考古遗址也一样,它们在发现时也早已处于被弃置状态,从被古人类栖居到被发掘出来的漫长岁月中,饱经地质、气候、生物和人类的种种动力作用,沧海桑田,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因此,单凭发掘过程中所获得的表面印象而做的结论,难免与遗址本来的面目有很大的出入。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就是要把影响遗址和文化遗存堆积的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区分开来,从而能比较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古人类的活动与行为方式。本文作者是最早提出遗址形成过程概念的美国考古学家,他认为一处考古遗址是由人类文化的和自然动力过程共同塑造的。自遗址形成阶段开始,文化动力和自然动力就无时不刻地对文化材料产生影响,它们决定了文化遗存保存下来的条件和机会,并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和古人行为复原。遗址形成过程,特别是遗址废弃后的扰动会导致考古记录呈现一种被扭曲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图像,造成我们了解和重建过去的偏差。由于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不存在有没有问题,而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的考古记录向我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凝固的远古社会形态,而是受到破坏后的扰动状态。在本文中,作者对如何研究形成过程,分辨自然动力和文化动力提出了一些理论方法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分辨遗址形成过程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美国考古学家伍德和约翰逊指出,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文化遗存和遗迹的关系以及它们和遗址自然迹象关系的准确辨认和判别,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如果我们误读了这些关系或对这些关系做出了错误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出可信的考古学结论。     

探秘外星文明

地球上的外星文明探秘旅游,是已有人涉足却未曾开垦的处女地,特别是在中国。中国有外星文明遗迹吗？在史前阶段和几千年文明史中,有多少科学文化不解之谜是和外星文明联系着的？外星人到过中国吗？《中国的神迹》国外外星文明考古学家的目光早已注视到了中国。一个名叫埃利希·冯·丹尼肯的德国人,在一本名叫《外星人在我们中间》的书中,以一个章节,介绍了中国的一次考古发现,那个章节的标题,就叫《中国的神迹》。他写道：“瑞士卢塞恩布一位饭店老板石先生告诉我,在中国西藏的巴颜喀拉山,一位名叫纪蒲泰的中国考古学家于１９３８…     

从考古发现看珠江流域的原始先民

史学界传统的观点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民族的始祖来自北方,因而,华南地区尤其是岭南地区在远古时期是没有人类活动的蛮荒之地。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动摇了上述观点。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更使考古学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多源说的论断,进而认识到“珠江流域是我国境内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原始文化也比较发达,是我国文明发祥的四大区域之一。”     

考古工作与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传播的关系

考古工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藏品、展品和丰富的考古信息,而考古遗址博物馆是进行考古宣传与教育的重要阵地。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为了更好地展示并传播考古信息,考古人应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树立展示传播的意识,不是"窄播"意识,而是"广播"意识,并非只考虑将考古成果"窄播"给考古圈内的学者,也要"广播"给博物馆展览策划师、广大公众;而且考古人应该从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科学研究三个方面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兼具“伞兵”和“蘑菇采集者”特质的当代伟大的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自传

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 1939-2006)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国际著名考古学家。他的两本书《时间与传统》与《考古学思想史》第一版已先后被译成中文,而《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和《时间与传统》的重译本也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刊的"域外视野"专栏也译介了他不少文章,应该是一位中国同行比较熟悉的西方考古学家。特里格在西方学界也享有盛誉,被称为是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式人物、古埃及历史学和考古学及北美东北部土著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文明起源和社会进化研究和考古学史敏锐的分析家和建筑师,也是我们了解考古知识的力量以及我们运用这些知识时承担起应有社会责任的重要指路人。他是一位多产的学者,计有论著400多篇(本)。其中《考古学思想史》被译成中文、希腊文、韩文、巴西文、意大利文、挪威文、瑞典文和西班牙文,它已成为欧美许多大学考古专业的基础教材。美国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借用法国伟大历史学家埃曼纽·勒华拉杜里(E.Le Loy Ladurie)的比喻来形容特里格。勒华拉杜里将历史学家分为两种类型:"伞兵"和"蘑菇采集者"。"伞兵"在慢慢向地面降落时,远距离观察过去,勘察远古的广袤景观。"蘑菇采集者"迷恋于泥土中的宝贝,把鼻子贴近地面。费根认为,勒华拉杜里的比喻也适用于考古学家,并且认为特里格是一位兼"伞兵"和"蘑菇采集者"的罕见学者,既关心一般性问题,也重视特殊性问题。费根说,特里格是当代一位伟大的考古学家,也是整个时代的伟大考古学家之一。本文是特里格写的一份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回顾,介绍了他的家庭背景、社会影响、大学教育以及他自己思想形成过程所受到的各种关键的学术影响。这篇自传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一名成功的考古学者,不仅在于他是一名合格的田野工作者,更应该是一名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者。张光直对特里格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不仅有精深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不属于那门那派。读者读他的文章,能中肯地把握理论上的一些基本窍门,对各派学说的要旨优劣都能把握,最后做出明智的抉择。通过阅读特里格的自传,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位伟大考古学家是如何造就的,对于中国年轻一代考古学者来说,特里格应该成为努力学习的榜样。     

“考古”百议

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不会成为很热门的专业,所以在宏观层面.考古学科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经济的强盛和公众文化水平的提升;从微观来看,干考古这_行则需要兴趣作为动力。——安家瑶。在古DNA出现之前,考古学家根据古代骨骼的形状和人工制造物的类型的演变来推断人群的变动,但是这些数据很难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而现在通过对古代人类的全基因组测序,我们可以了解到栩栩如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节。     

穷物理

<正>破土器、庖厨刀还是铡草刀?三角形石刀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和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一种特殊形状的石器,其功能众说不一,不少考古学家认为它是作为农业工具使用的"破土器"。通过对湖州毘山遗址出土的两件商代三角形石刀进行微痕分析,并与采用复制石器进行实验考古后所得到的微痕进行比较,可知毘山三角形石刀不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