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玉琮24件 ,均出土于Ⅰ区的“梅苑”东北部地点 ,该区域是一处宗教祭祀区 ,时代约当商晚至春秋早期。24件玉琮中既有良渚文化玉琮 ,又有仿良渚文化玉琮 ,还有商周时期玉琮。这批样式各异的玉琮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域内的大量出土 ,一方面反映出良渚文化及其宗教思想对金沙遗址礼制系统的影响 ;另一方面反映出玉琮的发展演变过程 ,为研究古代用玉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实物资料。     

商周玉琮功用分析

本文就三礼所载的玉琮功用,结合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材料及考古资料作一番探讨,认为“礼地”是不可信的,“敛尸”有可能,但其制无法证实。作瑞信应是最可信的,但琮在其中的地位不如其他礼玉重要。在商周时期,玉琮之为礼器,更多地体现在用作贵族身份地位及其交往的信物,并且没有表现出如《周礼》所载的制度化的特点。     

明代妃嫔墓出土礼仪用玉与冠服制度

明代礼仪用玉作为冠服制度的一部分正史有载,定陵的考古发掘又为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标本。但是在出土的礼仪用玉与文献记载之间存在一些不符与错位等现象。本文尝试以北京西郊明熹宗三位皇妃和明神宗七位皇嫔的两座合葬墓中出土的部分玉器为实例,剖析随葬礼仪用玉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六器”探索与“琮”的思辨

本文先探讨约于战国时代《周礼》成书时,为何选择了璧、琮、圭、璋、琥、璜,这六种玉器成为祭祀天地及四方神明的玉礼器,即所谓"六器"。经研究可知,是约战国时代博学的儒者,广纳了周文化里的璧、圭、璋;楚文化里的琥、璜;以及春秋晚期以后三晋地区复古风潮下的玉琮;组装了"六器"的架构。从庙底沟文化、先齐家系、齐家文化、春秋战国、汉代至明代,一以贯之的玉琮文化确知,玉琮的必要条件是方形、主要功能是祭地。黄河上中游史前玉琮是原生性玉琮。反观考古学界近30年来,一直被清末金石学家误导,将良渚文化早期弧形器壁的玉方镯误命名为"琮"。事实上良渚晚期突变出来外壁平直方正厚实的才是玉琮。此类次生性玉琮的发生成因值得探索。晋南清凉寺墓地出土的玉琮,有光素的齐家文化玉琮。1件器壁刻有垂直阴线者,是受到华东风格影响的"晋陕式齐家文化玉琮"。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琮研究

殷墟妇好墓出土有14件玉琮与玉琮形器,它们形制无一相同,纹饰也有明显的区别。本文对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琮与玉琮形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通过与相关考古学文化玉琮的比较,指出了它们的文化性质与制作和改制的年代,并从形制上考察了它们的使用功能。作为商代晚期的王室墓葬,妇好墓出土的玉琮与玉琮形器,对于认识商王朝制作、使用玉琮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良渚文化玉琮的探讨

玉琮是良渚文化时期的代表性器物之一.近年来,已有多篇文章问世.现作者依据其出土地层关系及器物形态,对良渚玉琮的型式和年代序列再作些探索.一、型式:笔者将良渚文化玉琮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目前发现共9件,分别出土在江苏吴县张陵山、常州寺墩、常熟黄土山、上海福泉山、新沂花厅和余杭瑶山等遗址中.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遗物埋藏层出土1件神树纹玉琮（K3qw∶236）,其平面位置靠近三号坑南壁,紧邻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玉琮材质为透闪石―阳起石玉,整体呈较规整的方柱体,中有周正的圆孔,器表无节槽,有线刻纹饰,刻痕甚浅。玉琮四面均饰弦纹与窃曲纹条带,其中相对的两面各线刻一株神树,形象与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有颇多近似之处。其原先应为一件素面玉琮,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流传、磨损后,才被刻上纹饰。器物形制与齐家文化玉琮高度相似,无疑是受甘青地区文化影响的产物,甚至不能排除这件器物原本为齐家文化产品的可能。神树纹饰具有鲜明的三星堆文化特征,雕刻线条却又略显潦草,或说明玉琮在三星堆文化中尚未被视作礼器。     

名物新证 本期导读

<正>这辑名物新证是论述礼玉,前者从明代着手,文献与出土实物紧密结合,对玉圭条分缕析,希图由此作为上溯的基点。后者着眼上古兽面玦形玉器定名为珑,联系史前的风俗、服饰,取得新认识,无疑为诸多礼玉研究提供新思维。陆锡兴:《论明代玉圭制度》玉圭(包括石圭)是华夏重要礼器,考古出土了相当数量,尤其以商周时期为多。它与其他琮、璧等礼玉一     

略论汉代礼仪用玉的继承与发展

汉代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的中国古典玉器,在东汉末年基本上结束了,此后的中国玉器逐渐进入以装饰用玉和观赏用玉为主体的新的发展时期。探讨汉代礼仪用玉的渊源及其演变过程,对了解中国古典玉器将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本文所论的礼仪用玉,包括古代贵族阶层祭祀、朝聘以及其他各种礼仪活动所用的“礼玉”(或称“祭玉”)、“瑞玉”及仪仗用玉等。 一     

良渚文化玉琮纹饰新探

要讨论玉琮,首先要给玉琮下一个定义。玉琮分为大玉琮和小玉琮两种。其中小玉琮的尺寸与玉管相似,所以,《反山》一书的作者称其为“琮式管”。这种与管功能类似的小玉琮,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良渚文化玉琮纹饰探析

玉琮是中国古代具有神秘色彩的一种器物。历代学者都根据《周礼》上“黄琮礼地”的记载,视玉琮为周代礼地之器。清末以后,随着出土玉器流传到国外,形制和纹饰奇特的玉琮为欧美日本的古玉研究者所注目,遂成为一项世界性的研究课题。1972年以来,考古学的实践证明:玉琮是分布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在新的基础上,学术界正对玉琮等玉器重新进行全面的探讨。本文立足于对玉琮纹饰进行考察,探析其宗教意义和社会意义。     

■尊所见飨礼研究

■尊是新近发现的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商王举行的一次飨礼。内容有关飨礼的歌、乐、舞,这是以往出土文献中未见的内容,意义重大。本文通过疏解铭文,理清尊铭涉及到的飨礼仪节。将尊铭与传世文献对照,揭示铭文在飨礼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刍议——以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遗址为例

公元前3500~3000年是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也是太湖流域礼制发展演变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出现的礼制遗迹有祭祀性质的土台,礼制遗物出现陶、玉并重的礼器组合现象,鼎、豆、壶成为陶礼器的固定组合,小玉璧、小玉镯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璧、玉琮的雏形。崧泽—良渚转型期不仅孕育了良渚文化的礼仪制度,并且对良渚文化礼仪制度发展的趋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谈新石器时代玉琮

周代是中国古代礼制最兴盛的时期,衣食住行有着严格的礼制约束,出现了一系列的礼玉型器。《周礼·春官·大宗伯》有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六器指的就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这六种专为礼拜神灵用的玉器。郑玄对礼制玉器也有注解：＂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     

良渚文化玉琮基本特征的考古学观察

全面、客观地考察良渚化玉琮的基本特征,是研究良渚化玉琮功用的基本功课。本在网罗良渚化玉琮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分四个部份剖析了和出土玉琮相关的基本事实,并对以往的有关观点做出了一些客观的修正。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肉袒“降礼考

先秦时期的战争中经常有一些战败服输的行为,在其过程中往往伴随一些礼仪活动,杨希枚先生开始用"投降"的概念来概括这样的行为[1],后来的研究者更提出了"投降礼"的概念[2].本文就以投降礼中的"肉袒"为考察对象,进一步揭示其形式渊源和真正寓意.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古代礼仪文献中所见投壶礼

投壶是古礼的一种,我国古代礼仪文献《礼记》中有《投壶》篇,但在《仪礼》中却不见有有关记载。故依据"三礼"文献及相关文献,对投壶这一古代礼仪的仪节、步骤进行整理,并分为所用之物、参与者及其职掌、具体过程三部分来论述。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

寺墩遗址位于常州市东北15公里处,属武进县郑陆乡三皇庙村(原称红卫大队)。 1973年10月,郑陆农民把当地出土的玉璧、玉琮送常州市文物商店鉴定,文物商店当即转告常州市博物馆。博物馆前往出土地点调查,发现了寺墩遗址。这里是一个高出地面约20米的土墩,东西长100、南北宽80米。在墩东、墩北范围较大的区域内都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调查时,即征集到出自寺墩东坡的十八件玉、石器。计有玉璧三件,玉琮十二件,以及石斧、玉刀等。随后,我馆对寺墩遗址进行了     

郑国青铜礼乐器祭祀坑相关问题讨论

新郑祭祀遗址出土青铜礼乐器作为祭祀重器,是春秋中期郑国特殊祭祀文化的具体表现.不同遗址出土器物组合的差异,从器物层面体现了当时郑国高等级贵族间的微妙关系,轮流执政的卿大夫已经掌控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多项国家权力,拥有和国君同等级的礼器、乐器使用权,仅在用鼎数量方面存在着差异.作为祭器的祭祀坑出土青铜礼乐器和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表明当时祭祀礼仪仍然严格遵循着传统礼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将遗址出土青铜乐器与"郑卫之声"简单地等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