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厦门召开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定于2010年6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联合召开"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北京     

从莫干山会议对价格改革决策的影响看改革开放中的智力支持

<正>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成为在改革开放史上,理论界和知识界为改革大业贡献才智、为中央献计献策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而且"这次会议     

国学狂人黄侃的革命与婚姻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他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镇。也许他的学问太过精深,人们对他的狂放更为津津乐道。有人说"黄侃在学术史上自有他的地位,但在更广义的文化史上,他像是一个符号,承载了人们关于旧派文人狂狷性格的追慕与想像。"他在北大的同事周作人也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说起有关他的有些事     

让政治因素回归学术思想史研究——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

<正>一、政治高压说与20世纪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在现代清学史上,政治史取向曾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特色。20世纪初,当清代学术和思想即将成为"历史",成为研究对象时,由于"反满革命"的现实关怀,满洲异族统治的政治高压成为解释清代学术和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甚至清代学术和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发展脉络及其呈现的学术形态亦由此决定。1外在的政治环境和清廷的高压统制,成为决     

汤用彤:钝儒之典型,学问之大家

正季羡林说过,"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是这几位大师博古通今,又熔铸今古。他们是学术天空中光辉璀璨的明星……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了解汤用彤,可以成为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途径,可以从中学到国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学术之宗 明道之要——论《汉书·艺文志》的目录学价值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国家书目,奠定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体例及其中的总序、小序、大序所体现的学术思想.     

汤用彤:钝儒之典型,学问之大家简

季羡林说过,“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是这几位大师博古通今,又熔铸今古。     

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观与方法论述评

胡适、傅斯年运用进化史观,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代学术加以研究和评判。胡适说,宋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论,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清学与之一脉相承;朱子是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思想家;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有着积极意义。傅斯年推崇程朱理学的"道问学"及其科学性,认为清代朴学虽然攻击宋学,其学术立场与宋学实质上是相近的;朱子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伟大贡献;宋代史学在史料考订与整理上取得重大成就,具有近代科学性,开创了近代中国史学。他们着力发掘宋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对中国现代学术构建的作用,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严重片面性和理论缺陷;他们倡导的历史进化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也不能相提并论。客观认识他们学术方法论得失,对建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讲稿

<正>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与马克思、涂尔干并称为20世纪世界学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为一批青年学子发表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两篇专题演讲。这两篇演讲稿不仅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作为当时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对其时代思潮所做出的十分个性化的思考与回应。近年来,伴随     

论江永与西学

在清代数学和天文学史上,关于江永对待西学的态度及其贡献,历来颇有争议。及身而至的便有梅瑴成的不满、钱大昕的批评,其后更有钱熙祚的指责、钱宝琮的肯定。综观后人评说,大半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而较少出于学术层面的求实评价。其中,"三钱"对江永的评判,就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文章通过江永《翼梅》对梅文鼎学术的批评与总结,借以纠正人们对江永与梅文鼎关系的误解,进而发掘出江氏在清代天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由此探讨"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和应对策略。     

老子修辞思想探析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学术上呈现"百家争鸣"的现象,各家为推行自己的学说、扩大影响便不断地著书立说,为后世学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道家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学术流派,在其所著的经典文献中有很多蕴涵着很多修辞思想,修辞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达技巧能帮助其思想的推行,便于人们接受。     

清代目录学研究述评

正清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高峰,其中目录学的发展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人自己就对本朝目录学进行过研究,如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专列"目录题跋"一节,对部分清代目录学著作进行过简要概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也涉及众多清人藏书目录。近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清代目录学研究主要集     

闻一多与李小缘往来尺牍九通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是教会大学系统内一个比较有名的学术机构,与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和华西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有密切的关系.     

亚民俗:学科发展的有机动力

通过扩延"亚民俗"这一概念,民俗学可将"亚民俗"视为民俗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近年来中美民俗学界的交流为背景,梳理了以中美为主线的中外民俗文化交流的历史,特别指出利用民俗的"传教士"与"学术"交流史上的转折点,强调对跨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的特别关注,即对自我传统的根的认同,提倡自信的、平等的学术对话。     

浙江龙游东华山汉墓出土龟钮铜套印探析

<正>"汉印,在印章史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1]这是沙孟海前辈在研究历朝历代篆刻艺术成就中提炼出来的学术定论,深得学术界首肯。在中国文化史上,汉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哲学、文学、艺术等皆有很大成就,其中两汉的印章艺术,不仅形制、钮式等空前精美,而且文字处理、章法变化等也独具匠心,一直被后代的篆刻家们奉为典范。正如西泠八大家之一的奚冈在"冬花盦"一印的《印跋》中所言:"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     

专栏导言

正自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迄今刚好120周年。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与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文库被并称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两个甲子以来,经过一代代学者的辛勤努力,甲骨学已蔚然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尤其是王国维先生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文和金文)印证"纸上之材料"(指古书记载)的"二重证据法",并运用甲骨文解决了殷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为甲骨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善变之豪杰——论梁启超的“多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启蒙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梁启超的"善变",如果不认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其一贯主张,就会造成对他的"误读"。     

《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

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史通》所设置的"断限"。因而,《史通》外篇的成立,是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以及《史通》自身的学术渊源共同决定的,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刘知幾著述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     

中国陶瓷史上的两次误读及其匡正——兼及“釉陶”概念的源流

中国陶瓷史上曾先后发生过"误瓷为陶"和"误陶为瓷"两次对研究对象的误读,其本源在于对"釉陶"这一学术概念的无限制引申。而继之的匡正过程,则是对这一概念的厘定。这两个误读事件及其匡正过程的学术意义,并不局限在陶瓷史领域。这种学术讨论所探索并树立的路径和学人风范,充分反映出学术界尤其是考古学界严谨审慎的学风,以及敢于探索、突破窠臼的勇气。     

陈桥驿中国大古都著述的缘起与贡献——从陈桥驿的一封复信谈起

陈桥驿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之一,从陈先生的一封复信中可以了解到当代中国大古都研究的诸多学术史信息。陈先生提出"古都"、"大古都"的条件,认为大古都属于学术问题,杭州应该成为六大古都之一,七大古都说可以成立。陈先生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都城辞典》三书,属于大古都研究的标志性著述,体现出陈先生丰富的大古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陈先生的大古都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特点,他在中国大古都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