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厢坊制论略

中国传统的郡县城市在宋代出现了历史性的巨大转变,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坊市制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郡县城市经济职能的演化。本文主要探讨了宋代坊市制崩溃后出现的厢坊制,指出：厢坊制适应了坊市制崩溃下的城市管理要求,是宋政府对城市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与坊市制相比,厢坊制更有利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顶首银:明代书吏顶充之探讨

明代中央和地方衙门书吏前后顶补,世代相袭,吏役期满出让吏缺时,责令补缺之人出备"替头钱",或称"替顶钱"、"顶头钱",即顶首银,此种做法自明中期起各衙门普遍存在,具体事例较为常见。顶首银畅行其道,而且与时俱进,行情看涨,自数十两增至数百数千以至上万两。明代书吏顶补时不但承顶者付以顶首银,而且顶补与出顶双方需要约请中见人,签订顶首文契,并且存在事后找价的现象。明代书吏顶首银之所以禁革无效,既因书吏承充制度规定不完善难以切实操作,也因书吏生涯渐由绍兴地方人群所把持垄断,更因明中后期官场恶浊腐败。官场窳败才是书吏世代承袭顶首银大行其道日益抬高的根本原因。     

厢坊制的始行时间

由厢统坊之厢坊制是继坊市制后一种新的城市管理制度。傅宗文认为厢坊制始于宋太宗至道年间 (《宋代的草市镇与扩城建郊》,《社会科学战线》(长春 ) ,1988.4 ) ,陈振也曾认为厢坊制是始于北宋的制度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 7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 ,后来他修正了该观点 ,认为厢坊制至晚始于后唐的洛阳 (陈振 :《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 0 3年 )。据《五代会要》卷 2 6《街巷》:“据左右军巡使奏 :诸厢界内 ,多有人户侵占坊曲内田地 ,盖造房屋 ,又不经官中判押凭据 ,厢界不敢悬便止绝 ,切恐……厢界难以止绝。”这是后唐长…     

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

宋辽金元是中国古代"城市革命"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在城市空间上,由封闭到开放,由坊市制转变为厢坊制;在管理制度上,宋代以拥有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府属都厢为标志,出现了个案建制城市。辽金元则以拥有专门行政管理机构诸京警巡院、路府节镇录事司、防刺州司候司为标志,出现了更多建制城市。在此基础上,金元时期形成了联系密切、分布有序的古代城市体系。     

民国南京老行当

南京官营手工业大规模发展的起点为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诏令天下,从全国各地调集了数万匠户赴京服役,将这些匠户召集安置在城南一带,按不同行业分别集中于若干个坊厢,据记载当时有各类坊厢＂百七十有六类＂,后世称为＂金陵十八坊＂。＂金陵十八坊＂的居住工匠人口有10余万,各坊分布十分密集,成为明朝大量军需品与民用品的生产场所。晚清以来,一些手工作坊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以“金陵十八坊”为代表的作坊、行当仍顽强保留下来。观对民国时期南京地区一部分手工作坊和行当进行整理及分类,以唤起读者对市井生活的记忆,感受传统手工技艺的无穷魅力。     

新乡市饮马口石牌坊

新乡市平原路东首饮马口大队的石牌坊,坊体基本完整,是一件大型石刻艺术品。现简单介绍如下: 该坊建于清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青石结构,顶部兽吻,瓦垄、飞檐、梁架等构件,悉仿我国古代传统的木结构建筑雕刻而成,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坊高约十米,宽八米半,横跨街心。南北向,正面朝南。坊起顶三层,四立柱、三孔门,由中坊和两个配坊组成。中坊顶部中央有一狮     

北宋东京内城里坊布局初探

北宋东京内城共有4厢46坊,其中的太平、乐台、新昌等21坊的相对位置已确定,另有22坊的框架被勾勒出来,以待日后补白.内城各厢里坊之间面积差别较大,坊内除民舍之外,尚分布有众多的衙署、官营手工业作坊等公共机构,形成了"官私杂处"的局面.宋皇城南御街两侧中央衙署的规划,开启了明清时期北京"千步廊"两侧为中央六部的先河.     

宋元与明清时期嘉兴城中的“坊”

本文运用城市历史形态学方法,结合城市历史平面空间复原图及历代相关史料记载,以明、清时期嘉兴城中的坊区为研究起点,详细考证复原出明、清两代的城内街巷及坊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宋、元及明代前期的"坊"的实际形态,认为以《至元嘉禾志》为代表的宋元坊的史料系统中的"坊"实即巷弄和牌坊的混称;"以坊统巷"即坊街干道内含支巷。"以乡统坊"现象在嘉兴为常态,且城内明、清时期的坊区应与宋代的"界"有所联系,宋代嘉兴的城市管理应呈现由附郭嘉兴县管辖的乡、界、坊(巷)三级结构。     

明末清初徽州里长户简论

明末清初,里长户仍是徽州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析户增图的存在和里甲各户势力的消长,使得徽州里长户的户籍仍处于调整状态;另一方面,这种调整又极为有限,使得大部分里长户的户籍世代相袭而趋于家族化。于是,里长户户役的形式及其承充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显变化,里长户户役逐渐成为一种族役,而这种族役的承充主要采取轮房津贴制。     

滦平县银窝沟砖室墓清理简报

<正> 一九八八年七月下旬,河北省滦平县平坊乡村民取土时,发现一座辽代砖室墓,出土了一部分瓷片和鎏金马饰件。文物管理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现简报如下。 银窝沟村这座辽墓为双室砖结构,前室已被村民挖过,后室系早期被盗,盗洞因年久积水,券顶已坍落。墓为圆型,呈东西向,北偏东45度。前室较小,直径2.35米,黄土夯实。墓高约1.8米,在西壁有一通向后室的通道,宽70,进深40厘米、高1.5米。道     

唐长安城崇仁坊空间分布的变迁

唐长安城崇仁坊位于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与皇城之间,与东市对角相望。初唐和盛唐时期,除了寺观之外,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很多高官贵族在此居住。开元年间,礼会院的设立使崇仁坊的里坊空间开始发生改变。中晚唐以后,崇仁坊内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进奏院、旅舍,商业活动尤为兴盛,出现突破里坊空间和时间的夜市。此时,除了寺观的延续,仍有新的高官贵族宅邸,但数量骤减,已不占主要地位。     

一器成名只为茗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精品壶具赏析(下)

<正>晚清戏曲人物龙首银茶壶(图27)在琳琅满目的茶具文物中,这件银茶壶也许并不起眼,但如若深入了解它,便会觉得此壶独具匠心。此壶名为"晚清戏曲人物龙首银茶壶",通高16.2厘米,通体为银质,系清外销欧洲的银茶具中的精品,为中国茶叶博物馆自英国征集回来。自17世纪以来,中国茶叶及陶瓷品大量销往欧洲,带动了欧洲的饮茶兴盛,由中国制造的各种材质的茶具也销往欧洲,银茶具也是其中的品类。     

清末四川乡职身份良贱之两歧——以团保首人为重点

清代对乡里首人亦即乡职的身份有制度规定。乡职是"役",在良贱之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其易于滑向贱役,染上"贱"的色彩。出于免役、防弊等考虑,政府不令绅士出任乡职。清末,团练、保甲等组织成为总括性的乡里行政枢纽,首人成为职能融混的乡里负责群体。四川推行了提升首人身份待遇的改革,但并未奏效,而是使得乡职群体的身份处于良贱两歧的状态。基于社会政治的身份语境,绅民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对乡职处于迎拒之间。     

遂宁三新乡石牌坊

遂宁市城南25公里的三新乡花园村涪江西岸,建有清代石牌坊一座。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造,称之为“节孝牌坊”。(图) 牌坊座西向东、为四柱三门,重檐牌楼式仿木结构石质建筑,青石垒砌而成。通高10米。宽7.25米,石柱方形边长0.57米,占地面积80平方米。坊顶盖中脊用石雕成,顶为歇山式坊顶,脊正中用一块整石雕成宝珠式脊顶,两边镂空雕龙护顶,脊两侧雕有卷尾的鸱     

清代北京松江银锭考

<正>松江银,又称京它(砣),是一种自清初由早期圆锭发展而来,并大致在清中期完成定型的北京地形银。其曾一度发展成为北京的主要周行银锭并覆盖到周边地区以及部分直隶县市,后由于北京珠宝市官炉房地位的确立。十足银开始成为北京银锭的新市场标准和主流后,松江银的影响力随之逐渐下降,光绪后期直至民初随着机制银币的普及而最终完     

唐长安城善和通化两坊考

坊(里),是唐长安城的基层行政单位,也是外郭城中商业市场,寺观庙宇、居民住宅的分布区。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各五十四坊总计108坊,东属万年县,西属长安县,布局方整对称,街衢宽直。这些坊(里)的名称和位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中已基本载明,成为研究唐长安城坊的权威性著作。但此书的宋刻本早已失传,现在通行的是清乾隆四十九年毕沅任陕西巡抚时所刻印的灵岩山馆本,此本朱雀门街西     

浙江江山古代石牌坊

牌坊又称牌楼．最初仅是作为路口标志出现的,到后来发展成为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的纪念性建筑物．诸如考取功名而建的状元坊、进士坊、解元坊、登科坊等;或以官职命名的尚书坊、鸿胪坊、殿院坊等：亦有为寡妇贞节守寡而建的贞节坊、节孝坊;为孝敬父母而建的孝子坊：     

清代中后期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纵横依赖与相互联系

里社保甲坊厢、家族宗族乡族、行业组织与经济型乡族组织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是清代基层社会的构成要素。彼得·布劳在《不平等和异质性》中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中说：“社会结构指的是群体或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而经济结构则是与群体或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密切相关的各种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组合形式。清中后期中国基层社会各构成要素──具体为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所处社会位置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反映了其时中国特有的社…     

定州开元寺塔石刻题名中的北宋厢军和乡兵——定州开元寺塔北宋石刻军人题名研究之二

定州开元寺塔北宋石刻中的军人题名是目前所知记录北宋军队番号最多、反映北宋军队部署信息最为丰富的石刻文献,题名中共出现10支厢军番号,计16指挥,其中分驻定州厢军6指挥,非驻定州厢军8指挥,驻地不明确的2指挥;题名中共出现3支乡兵,均分布在靠近宋辽边境的河北路保州和定州。     

晚清财政转型下的河务运作——以河银制度为中心

清代河工具有商品化运作的特征,河务成败取决于白银。清代前期的治河成就取决于巨额白银供给,至道光时期,清廷已对河工的巨额财政消耗力不从心。咸丰军兴之后,以"银钞搭放"形式维持河务最基本的运作。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导致黄河兰考以下河段"弃淮北流",河务部门迫于财务短缺,对这一突发事件束手无策。同治元年清廷重启河务,恢复使用实银。但此时户部对各地财政逐渐失去控制与协调能力。河务成为河南、山东、直隶地方事务,随着河务财政与鲁豫地方财政体系对接完成,河务转为"在地化"。光绪前中期,直隶、山东、河南都恢复了定额河银的管理方式,但此时由于国际白银价格下跌和晚清巨额赔款、外债,河务用银严重贬值,最终只能大规模缩减工程规模,导致豫鲁等地深受"黄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