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术与西学

儒家学者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反应与西学究竟在何等层面上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只限在天文、历法、地理学、数学等方面以及再次唤起中国人对传统中类似学科(如数学)的兴趣。“西学中源论”却阻止了中国学者更进一步地接受西方科学。     

周家台秦简历谱系年与秦时期历法

周家台秦墓竹简69—91所记历谱无论系于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还是秦王政十年、十一年,都不能与"古六历"及其衍生历法相容。秦时期历法步朔与古六历无涉,但秦时期历法的"阳历因素"可能按颛顼历排定。秦时期历法以公元前361年之前一年10月丁巳为朔余无的朔望月起算点,依四分术步朔,置闰法则按照3—3—3—2—3—3—2的序列人为安排,虽不知原始起点,但秦王政二年当是一个序列(一章)的起点。由此可以给出这一时段的朔闰表。     

论王韬的史观与史学

一 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及其理论的发展,不能不研究王韬,因为他是我国第一位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史家。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兰卿,江苏甫里(今甪直)人,1848年在上海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办的“墨海书馆”,参与翻译出版西方书籍。1862年到香港,入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办的“英华书院”,协助理氏翻译中国经典。1867年应理氏之     

明清士人对圣经年代体系的接受与理解——以李祖白《天学传概》为个案

本文讨论在清初杨光先“历狱”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祖白及其作品《天学传概》的思想特点以及成因,并以《天学传概》所持之“中国人西来说”为切入点,讨论天主教在晚明前清中刁社会的深入程度问题,以及基督宗教社会关於世界年代体系的传统知识对中国教外士人的一般性影响。这是西方知识在传统社会中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变中国人观念的一个典型案例。     

外来文化与中国历史上三次重大改历

历法是人类认识自然界时间变化规律的科学结晶,它在天文与数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推算年、月、日的时间系统,对于历史纪年、农事活动乃至年龄计算,都有密切关系。中国历法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既不同于以《儒略历》为代表的“太阳历”,也不同于以《回历》为代表的“太阳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这种历法起源很早,夏、商、周三代即有所谓“三正”,汉代的《太初历》已确立了中国历法的基本体系,南北朝时期的《大明历》又有进一步发展。在此之后,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夏小正》岁首星象考

历法的发展历程,最早是物候历,其次是观象授时的星象历,最后才有基于天文观测而推算确立的成熟历法。物候历时期,根据特定物候现象确定新年的日期;星象历时期,则根据特定星象的出现确定新年的日期。《夏小正》反映了中国古代历法从物候历到星象历的过渡,它记载一月星象“初昏参中”,表明当时是以参宿昏中为岁首星象,作为新年到来的标志。甲骨学研究证明,商代历法是以大火星黄昏南中天的夏历五月作为正月,夏主参星、商主大火的传说即反映了夏人以参星昏中为岁首星象、商人以大火昏中为岁首星象的纪时传统。     

《诗经》中的时间——葛兰言的节日与历法研究

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在其代表作《古代中国的节日与歌谣》中,将《诗经》与节日关联起来,看到农业节日与农民生活的密切联系,是他理解《诗经》的突破口,也成为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基础。在不断比对诗歌与《夏小正》《月令》等官方历法过程中,葛兰言发现了中国最古老文学中所隐含的古代物候历法,进而尝试解释这种农事历后来如何转变为官方历法,并且思考这种转变背后的政治历史原因。葛兰言之所以能够从古代文献中得此崭新的发现,应当得益于他的西方近代学术背景,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的古典人类学、宗教学理论以及涂尔干的社会学时空说。     

杨光先与清初"历案"的再评价

康熙初年,杨光先和传教士汤若望间发生的历法之争,杨光先被视做守旧士大夫的典型,几成史界共识,这种评价有失公允。其实,清初“历案”是明末清初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化与西方基督教化冲突的继续。杨氏这一做法的本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愚顽守旧和盲目排外,而应看做是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早期殖民活动中的宗教、化侵略的抵制与反抗。     

2001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1年10月13—18日,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学术研讨会在依山傍水、风景如画的湖南张家界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湖南师范大学和湘潭师范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出版社的38位专家学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英国兴盛和衰落的过程及原因探讨”,其内容近乎涵盖了整个英国近现代史。通过与会学的热烈讨论,就这一主题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和传播

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为了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偏见,积极引介有关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知识。他们借助期刊、报纸、考察报告和史学论著,向晚清中国描述了一个足以与中华文明相媲美的古典世界。这个世界不但文治昌明、战功显赫,而且代代相传、长盛不衰,是近世欧洲文明的源头之一。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译介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晚清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推动他们走上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道路。     

论南蛮文化和日本西洋观

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南蛮学时代”里,由耶酥会教士等传入日本的西方科技、文化和一般知识形式构成了南蛮文化,包括教育,医学,天文历法,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南蛮文化使日本人第一次与中国文化圈以外的西洋人接触,扩大了日本人的视野,刺激了日本人的求知欲,使其西洋观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论南蛮文化和日本西洋观

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南蛮学时代"里,由耶酥会教士等传入日本的西方科技、文化和一般知识形式构成了南蛮文化,包括教育,医学,天文历法,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南蛮文化使日本人第一次与中国文化圈以外的西洋人接触,扩大了日本人的视野,刺激了日本人的求知欲,使其西洋观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试论王韬的基督教信仰

王韬与来华传教士、教会以及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时间上以1850年代为中心,尤其集中在1854—1857年期间,并以麦都思的去世为时间与信仰上的一个转折点。此间王韬不仅接替其父王昌桂协助麦都思等完成《圣经》翻译,而且还近于重新改写翻译了《宗主诗篇》,积极参与宣教站宣教材料的编写及传播事务,同时还向麦都思提交了一份与自己受洗相关的申请书,王韬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至此亦达到顶点。但即便如此,撇开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王韬的不断被自我强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世俗与知识理性、比较宗教意识、根深蒂固的文人情怀与生活习气,让他始终陷入到基督教信仰与非基督教信仰的夹缝之间,并最终让他完成了一个晚清民间文人信仰追求、怀疑与自我放逐的思想人生之路。     

以王韬为例看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王韬传统思想近代化的转变代表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家正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一般过程。而王韬个人的特殊经历,对西学的体认和与西方传教士的亲密接触,其儒家传统思想的转变,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特殊性。     

中国古代天学机构沿革考略

中国古代国家官僚机构都设有专司天学的官署,并置有天文、历法、漏刻等分职机构,主要负责观象、制历、报时等方面的事务。几千年来,虽然天学机构①的名称、部门的设置、职官的品秩、职掌的范围,历代都有过一些变化,但总体上是一脉相承的,其基本职能未曾有过实质性变化。     

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动物分类知识在华传播

本文以动物分类知识为线索考证了19世纪下半叶在华传教士编撰的多部动物学文献的底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诸文献反映了何种发展水平的西方动物科学,并总结了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动物学的特点和规律。本文认为,传教士的动物学文献向中国输入了1859年以前较为先进的西方动物学知识,但对于1859年后受到进化论影响的动物分类体系没有任何介绍。传教士长期作为传播西方动物知识的唯一渠道,导致在进化论影响下产生的自然分类法没能更早传入中国。     

近代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以墨海书馆的中国文人为例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王韬、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等中国文人陆续进入墨海书馆工作,成为通商口岸第一批与西方人合作的知识分子.与传教士的合作译书工作使他们逐步了解西学,肩负起向中国输入、传播西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所翻译出版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历日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读记

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是研究古代东埔寨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记载当地社会风情四十则。其中第十三则名为“正朔时序”,记其时东人行用的历法等内容。20世纪初,法人伯希和力图从印度梵文给予解释;20世纪中叶,另一法人戈岱司认为它们是“真腊历”法,而非中国历法;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也力图给予解释,但均未获正解。本文认为,《真腊风土记》所记以十月为年首,称作“嘉德”,闰九月,乃中国秦朝历法;其余建除十二客、往亡、归忌、十二生肖均源自中国,仅“七曜日”是西方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