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会审公廨中美商民的混合诉讼及交涉

1909—1913年间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受理的中美商民混合讼案,其纠纷虽仍以商事交易为主,但亦出现土地房产、牌号版权、抵押担保、票据、房屋建造承揽、人格权等新的纠纷样态。围绕相关诉讼在美领事署与会审公廨之间展开的交涉,又折射出美国会审官把控会审公廨涉美诉讼的诸多细节。同时,在诉讼和纠纷的解决过程中,部分中美涉讼当事人和外籍律师,亦恃"交涉"为奥援,力谋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清末民初会审公廨处理华洋讼案具有"名诉讼实交涉"的本质。     

华洋诉讼中的法理与国权:熊希龄与华昌公司案研究

1922年美国人怀德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控告湖南华昌公司拖欠钱款。原告胜诉,但华昌公司处于破产托管中,包括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在内的股东们消极应诉,无意协助执行判决。1926年6月会审公廨借熊希龄访沪之际将他拘传受审。彼时正值中外交涉收回会审公廨的关键时刻,熊希龄质疑法庭的管辖权和传唤程序,将个人受辱引申为西人藐视中国主权,引发各界声援。这一华洋纠纷变为交涉事件,有利于中方收回会审公廨。该案于1927年审结。华昌公司案在舆论中由隐到显以及会审公廨管辖权不断被"问题化"的过程,反映了1920年代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北洋政府收回利权的努力,亦构成租界法权变迁和近代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缩影。     

“火柴大王”刘鸿生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惟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这是胡厥文先生对刘鸿生—生成就和品格的精炼概括和高度评价。 刘鸿生(1888～1956年),浙江定海人。1906年在圣约翰大学辍学后,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会审公廨及意籍律师穆安     

晚清上海陋俗治理中的司法困境与中西矛盾——以法租界内的台基案为例

"台基"指男女赁屋宿奸之所,晚清时期曾在上海盛行一时,尤以法租界为甚,被视为地方陋俗的代表。上海道台、知县和租界会审公廨谳员严加禁止,报章也多有挞伐,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禁令和舆论皆从道德出发,指斥台基毁人名节,淡化其违法属性。加之奸罪取证困难,以致法官无法严格依据清律断案,仅以薄惩示儆。此外,中西法典对通奸罪的定性不同,法租界内华洋会审体制下法国陪审和巡捕房对华人案件的干预,使得会审公廨中方谳员难以肆意对台基案犯施以重刑。台基之风折射出上海陋俗治理中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以及华洋当局在司法观念和城市管理上的差异。     

会审公廨的收回及其历史意义

会审公廨,又称会审公堂,是清末帝国主义在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司法主权的领事裁判权制度下的直接产物,是英美法等列强国家在上海、汉口及厦门租界中设立的审判机关。本文主要指上海公共租界中的会审公廨。一、有关领事裁判权自1840年以来,大清王朝在一次次的外来战争中相继遭到惨败,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的主权逐渐丧失,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主权的沦丧,莫烈于领事裁判权。     

近代上海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商团组织,万国商团肇始于1853年成立的"上海本埠义勇队",其有华人参与,已是在54年之后。万国商团中华队,前身名为"华商体操会",组织于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之后,由买办虞洽卿等人发起,被公认为近代中国华人商团之鼻祖。1907年3月,华商体操会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骥附万国商团,成为其中一支,变该组织之族群隔绝为华洋共存。华员群体始有83人,后不断壮大,经不懈努力,破除种种之束缚,渐有平等之地位。1932年10月,华人于万国商团设置翻译队。1942年9月,终随万国商团之解散而复员。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规模虽然不大,但在上海城市史上居于独特地位,亦是许多其他华人商团效仿的典范。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之变迁(1911～1912)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较之以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申报》对此作有较为详细的报道,以此为考察材料,通过对法权变化内容的分析和这一过程的动态重构,以期从中透视变乱之际中外权势转移的动态情景,并得以多层面、多视角得认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艰辛历程。     

唐代公廨本钱制的几个问题

公廨本钱制是唐政府实行的一种主要的官营高利贷商业,起初有着借以削弱和控制富商的目的。高宗永徽、麟德之前,公廨本钱制实行于京师诸司,置本收息以充京官俸料。之后,自京师推广到各地诸府州县,并在安史之乱后进一步得到发展,呈现出本钱来源更加多样、息利用途更加广泛、因事灵活设置、规模不断扩大的显特点。在经营管理上,安史之乱以前,尚书省刑部之比部司及内外诸司勾官构成公廨本钱的行政管理系统。安史之乱后,比部系统的管理职能削弱,中书门下、御史台以及由宦官掌领的诸司诸使诸军纷纷染指公廨本钱,表现出多头共管、经常变动的显特点。     

清代江浙地区栖流所的运营实态及其近代发展

清代的栖流所是以收容流民为职能的慈善组织,但其中又可分为不同类型,在职能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不能一概视之.江浙地区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的栖流所,主要是作为地方社会应对胥吏滋扰的手段而出现的,其救助对象和救助手段均非常有限.但随着近代以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西潮的冲击,栖流所救助对象的范围有所扩大,救助手段也颇显积极,已开始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民国前期新式法院建设述略

民国前期新式法院建设历经曲折,主要建设集中在省城或通商大埠,广大基层法院建设始终没有摆脱困境。基层民刑案件,大部分交由兼理司法之县知事审断。同时,为了处理华洋争诉案件,在东三省尚设有特区法院,在上海、武汉、厦门也分别设有会审公廨。整个法院体系呈现出杂糅新旧、统系庞杂的特征。新式法院的极度缺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民国前期现代司法的推广与普及。     

跨国史视野下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1919-1931)

殖民帝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治外法权是近代的国际性现象。通过外交官与外国顾问等群体建构的信息传播路径,包括中国在内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解决法权问题时,得以吸纳其他国家的经验。近代中国首先了解、采行日本的办法,即在5年内改革法律及司法,然后取消治外法权,但未能藉此废除治外法权。通过法国顾问宝道等人的引介,北京政府一度试图采取暹罗的办法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进而解决法权问题,亦未成功。20世纪20年代,同为"病夫"的土耳其的成功激励了国人,国民政府取法土耳其以取消治外法权,但因缺乏稳固的中央政府等因素,在列强反对后,只能提出折衷土耳其与暹罗办法的方案。     

谊关桑梓:盛宣怀与清末常州慈善救疗事业

盛宣怀是清末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和慈善家,他对家乡常州公益事业贡献甚丰,捐资在家乡创办义庄、栖流所等慈善机构。以往善堂、善会等慈善机构和绅商善行义举的研究鲜有关注资助者对公益组织的监管。该文以盛宣怀档案资料为中心,考察盛宣怀对家乡灾赈及慈善机构常州栖流所的经营管理。     

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学界有关江南会馆公所的研究,恐怕莫过于对其功能与性质的探讨,成果也较多。但以前似乎主要是讨论其性质,各抒己见,新近的重要研究成果如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似乎又偏重在其社会功能。这些讨论或研究都是必要的,也是富有学术价值的。然而会馆公所既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之别,其功能与性质当也有所不同,自不可一概而论;会馆既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客籍人士的社会组织,经商要务当不会不讲,其经济功能自不能轻描淡写。一、会馆公所异同论为了探讨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有必要先对会馆与公所的异同作些考辨。会馆公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

晋厉公三年（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脤,以此为背景,刘康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缘于对成肃公接收脤肉不敬的批评。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祀与戎＂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的引用大多指属于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保留其原始含义。受《孙子兵法》及其注释影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指渐由祀礼与军礼扩大为祭祀与战争,并成为目前最为常见的解释。     

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票据专营机构述论

近代中国一共设立了3个票据专营机构,它们均未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变革.蚌埠贴现公所明显不同于国外同类机构,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的“中国特色”十分显著,重庆联合票据承兑所也具有亦中亦西的特征,这显然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国情和商情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变通和改造,因而会产生“基因突变”.这种结合实际进行制度变革的理念对今天的票据市场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弄玉、紫玉传说蕴含的历史“远景”

本文对弄玉、紫玉传说所蕴含历史价值的相似处作出分析,认为它们的历史“远景”是上古公女丧葬中的人殉制度。同时,本文亦辨析了在两则传说文本定型的过程中,后代所融入的文化元素：神鬼观念和墓葬风俗。     

清末女犯监禁情况考述

清末的中国社会,女性犯罪增多,加大对女性犯罪的管制力度势在必行,然而像以往那样对女犯施以肉刑或当众羞辱的处罚形式已不可行。晚清政府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司法变革,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变革传统的女犯收禁制度,虽然因条件所限,女监改良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