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畜借贷与农业经营——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耕畜不仅不敷使用,而且分配不均,耕畜借贷现象十分普遍。农村出租耕畜者有牛行和地主、富农、一部分自耕农,并各具特点,此外,还存在“伙养牛”和“合犋”等形式的耕畜户际合作。耕畜借贷既是农家负债的一种方式,又是农业经营的一种方式,它具有一定的剥削性,农户收入因之有所减少,但不应过份夸大其消极作用,它在当时农村仍有存在的条件和理由。     

方志与自然灾害——以14—16世纪宁波旱灾为中心

地方志文本中存有大量自然灾害相关资料,本文对其中14—16世纪宁波自然灾害相关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旱灾是该时段宁波发生最频繁的自然灾害。其特征为较少危害全境,局部多发且分布严重失衡;持续时间长,伴生灾害多,对本地社会与民众生活影响大。     

中苏东段边界问题——以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中期,帝俄采用先实施武装移民、后逼签不平等边界条约的手段,鲸吞我国东北边疆大片领土,由此改变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将以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为主要界河的东段边界线强加给中国。之后,帝俄政府继续使用各种手段对中国东北边疆领土加以蚕食和分割,两国边界争议与纠纷也因此而不断出现,而受损一方总是国力孱弱的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其国内局势发生急剧改变,到20世纪20年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取代旧俄政权,成为中国最大陆上邻国的主宰者。苏维埃执掌政权后,在中苏两国边界问题方面基本上秉承帝俄政府的传统政策,北方邻国政权的更迭并未改变两国东段边界的争议与纠纷,留下诸多边界遗留问题。     

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学术的现代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而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真正对叠则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艰难历程中,这一时期的史学期刊则对中国学术的重镇——史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的动向得以大量绍介;史学期刊某种程度上还梳理了民国史学的学理,推动了中国史学走上综合融创之路;同时史学期刊为培养新型专业史学研究队伍、提供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以及史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等。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学者大致有三种见解,即“集中说”、“分散说”和“现状说”。本文以抗战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省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经济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农村的庙会文化——以陕北地区为个案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重新兴盛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功能,同时又表现出以庙会活动为中心形成社区文化共同体、从传统神灵信仰转换为社会需求的表达、在维护乡村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始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以及促成民间庙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等新的特点。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估,对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业期刊与史学革新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专业史学期刊的出现是现代史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民国史学在人才培养方式、学术表达方式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学术社群的凝聚力凭借期刊得到加强,史学研究的专业化、标准化、团体化趋势加快并有了实质性的内容,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但处于动荡的社会中,期刊主办者受到各种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加之史学界内部派系纷争,沟通不畅,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期刊常常处于困境当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人口流动与管理

中国的人口流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并非死水一潭。当时的人口流动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政府主导的社会人口流动和社会人口的自发流动。前者时间短、规模大;后者基本上发生于农闲时间,某些时期规模相当大。尽管人口移动的终极原因是经济的利害关系,但是经济建设刺激的人口流动并非主流。政策、灾荒、历史习惯和其他政治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户籍制度包括人口流动管理的内容,然而,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政策措施是在20世纪60年代逐步形成的,户籍制度并不是二元社会形成的主因。     

20世纪50年代农村地区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扫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项重大活动.因农村经济建设需要和群众与乡村干部生产生活的诉求,在农村地区开展扫盲运动极为迫切.农村地区扫盲运动的实践,可以大体分为管理机构的确定、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师资培训工作的进行、教育形式的组织、教育内容的确定等.农村扫盲运动的成效,从农民个人角度而言,不仅...     

试论民国时期佛教的困境——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佛教界对自身积弊的反思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有关中国近代佛教复兴问题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撰写的论文及论著亦日渐增多,但他们所认为的复兴一般是一系列的革新运动或居士佛学的复兴。笔者认为,只有出家人才是佛教的真正主人,佛教的兴衰应以僧人为主要评价标准。但近代以来,作为僧人载体的僧团混乱不举、僧人整体佛学修持低下,僧人和佛教甚至毫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以至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凡此种种都说明,佛教不但没有复兴,反而处于更加艰难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

前　　言本稿拟对前近代中国史的后半部 ,即宋至清中期约九百年间的研究现状与课题试作一综述 ,其中不仅叙述日本方面的研究 ,亦就管见所及 ,言及国际性的研究动向。从时期来说 ,2 0世纪 80年代之后 ,由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 ,研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又处于冷战结束后的政治状况及“近代相对化”的文化潮流中 ,研究者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 ,即以这 2 0年来的动向为中心 ,同时亦涉及从 2 0世纪迈向 2 1世纪的长期展望。还有 ,我是专门利用汉语文献进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 ,而本稿应涵盖的研究范围 ,无论从时期来说 ,还是从使用的语言来…     

论近代农户收入的制约性因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棉农为例

近代中国20世纪20～30年代,影响农户收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小规模经营现状与大规模要求的不相适应性、高成本与低产出的制约、过度市场化与小农脆弱性的矛盾制约等方面.这些制约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小农难以准确把握市场时机与走向、无法克服大市场中的非市场因素,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小农户参与大市场的困境是难以逾越的时代阵痛,同时也说明小农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适应大市场的竞争主体.     

重塑城市婚姻幸福——以20世纪50年代上海女性为中心

新中国在城市推行婚姻变革的过程中,国家与城市间的互动重塑了新的幸福观。上海城市女性积极地理解自身处境与环境变迁,由受助者转变为参与主体。1950年婚姻法推行的前两三年间,大批上海女性自我解放、追求幸福的意识觉醒并积极行动起来,是造成“妇女法”认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组织帮助下,上海女性整体性地认知个人的婚姻问题,将其与社会制度相关联;感到生活“有盼头了”,继而从消极认命到勇敢地追求幸福。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面推进,上海女性的劳动实践和情感表达,则是建设“民主和睦、团结生产”新家庭的重要力量,也为“离婚法”向“家庭团结法”的转变提供了支持。被重新定义的幸福强调集体意识、精神认同、重视劳动,这些要素为新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并成为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内在驱动力。新中国婚姻幸福观始终处于一种未完待续的状态,它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方面长期存在各类问题,仍有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     

民国时期上海人力车夫工会初探——以20世纪30年代为中心

人力车夫是随着人力车的引进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群体;作为弱势群体的人力车夫在社会上没有话语权,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民国时期上海人力车夫工会在维护车夫权益、开展车夫福利事业、调解劳资纠纷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0世纪20年代平教运动与现代国民教育——以平民千字课本为中心

从本质上讲,中国现代平民教育运动是一场国民教育运动。20世纪20年代公民教育运动兴起后,晏阳初等人虽然也曾致力于此,但无论从其思想认识还是从社会实践上看,均不出国民教育的范围。平民教育运动在塑造现代国民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这从当时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本中可以看出来。平教运动期间通过平民千字课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的做法,对我们今天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党内分裂。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浅析近代乡村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凋敝、农村金融枯竭的情形下出现的农村合作社,在其发展上遵循了由民间兴起到国民党官方推行的发展轨迹。尤其进入三十年代后,农村合作社无论在数量或地域的分布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信用合作社始终占有合作社发展的主流地位。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在地观念发绪及其动因初探——以新马为中心

论文梳理了前期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南洋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南洋意识的＂具地化＂、在地观念产生和发展的动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马华侨就一些问题已流露出程度不等的南洋意识、马来亚意识。这表明新马华侨对居住地的认同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在地观念已开始萌发。新马华侨在地观念发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适应华侨生存、发展的需要,顺应华侨社会的发展变化,受世界潮流和殖民政策的影响,受新马地区独特的历史特点影响等是主要原因。     

20世纪30年代江南市镇的经济社会实态——以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市镇诞生,中国步入从传统到近代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到20世纪30年代,朱泾镇在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近代因素,由于30年代农村经济的凋敝,市镇失去了发展原动力,朱泾经济依然是传统经济结构的延续,鲜有突破。可见,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转型不是同步的,社会经济的转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艰难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优待劳动日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优待劳动日成为农村优待烈属、军属、残疾军人的主要方式,其优待标准与优待形式随着合作社、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及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而改变:当生产队包工包产且社员收入多元化时,优待标准随之调整;在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时,优待劳动日则与优待金等优抚方式并存;而当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与分配制度再次变化后,优待劳动日全面恢复.各地在推行优待劳动日工作中秉持优抚对象自救、群众优待与国家补助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加强行政管理等措施,保障了优抚对象的利益,推动了拥军优属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