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

明代中后期,与朱子学“别立宗旨”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徽州士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入徽州的心学主要有二支,一是湛若水之学,一是王守仁之学。湛、王心学对徽州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既使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同时也导致了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以后,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     

何心隐的社会思想论析

从学术思潮的发展过程来看,自明代中叶陈白沙、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崛起后,很快地取代了四、五百年来影响中国人文思维深远的程朱理学,一跃成为明代中期以后的思想主流,为明代思想界带来一番新的气象,这个转变有根本的时代性因素。本文藉著观察受到阳明心学影响的泰州学派后学何心隐为一个案研究,探讨这位晚明典型的知识分子,处于思想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冲击下,以其对当代社会的关怀与实践,如何於传统思想与理想社会之间呈现新的结构与面貌。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闻见之知"与"格物":晚明的认识论转换

明代思想史除了理学和心学的兴替之外,在16世纪的晚明出现了实证主义的倾向.部分学者如谢肇淛等开始批判地反思太极论,也不再接受王阳明心学以内心为唯一判断标准的认知方式,以及宋明学术以静坐和主敬为主的论学方法.这部分学者强调基于现实经验的"闻见之知",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观察、记录和对经典文本的阅读.这一晚明的实证主义转向在占统治地位的明代心学以外开辟了一条通向客观知识的新路径,奠定了清初朴学的认识论基础.对这一缘起的梳理有助于将清初学术从理学到朴学的转向的内在理路变得更为明晰.     

我国古代的重商思想与欧洲的重商主义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丰富的商业思想,主要包括商业经营理念和重商思想,这一思想到南宋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形成高峰,并在清初因浙东学派黄宗羲和颜（元）李（堞）学派中的王源（1648-1710）的《平书》而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但是,     

黄震史学探微

黄震是南宋后期著名的史家，浙东史学的开创者之一。本文对黄震的史著逐一作了介绍，对黄震治史的目的、方法和态度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最后着重研究和分析了黄震的史学思想。作者认为：黄震总结和承扬了两宋史学中诸多优良传统，合理的、积极的因素是黄震史学的主流；同时黄震的史学体现了南宋后期理学向史学渗透，史学发展进一步理学化的时代趋势。     

宋代人物与学术流派综合研究的新途径——读《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

宋代人物与学术流派综合研究的新途径———读《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施宗璜在方如金主持、指导下,由方如金、方同义、陈国灿合著的《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一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１９９６年９月第一版）。笔者以喜悦的心情读完了这部三十万字的著作,...     

杨慎对焦竑之影响考释

焦竑是晚明学界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明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中具有承上启下性质的人物.其思想的形成与著名学者杨慎的关系十分密切,焦竑在多年搜集整理杨慎佚文过程中,不仅继承了杨慎较为融通的治学态度,也吸收了杨慎重视实学的治学方法.在对待理学与心学、儒学与佛学、形上之学与形下之学的关系方面,焦竑与杨慎如出一辙.同时,焦竑又在史学与考据学方面将杨慎的思想推向纵深,并实现了超越.     

浙学的形成、传承与地域文化建设

浙学理论体系形成于南宋。“经世致用”作为原理性、纲领性观点,起码滥觞于《论语》,不独浙江文化中有;但把经世致用推演到极致,导出“事功之学”、“功利之学”,并形成了“农商一事”、“农商皆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这却是浙学所独有的。在中国古代,只有浙学中才有如此鲜明的、比较系统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旗手就是永康学派的陈亮（龙川）和永嘉学派的叶适（水心）。     

罗泽南与晚清理学复兴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对理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且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罗泽南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通过辨学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与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的是,罗泽南还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使理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     

浅论戴震的治学思想

浅论戴震的治学思想凌云,敬元沭一由宋至清初,思想界主流绕了一个圆圈：“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清初学者阎若璩曾在《潜邱札记》中指出清初学风的三个弊病,即陋、俗、虚。为突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人们思维方式上所设置的藩篱,戴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德川日本心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兼谈“儒学日本化”

18世纪德川日本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心学思想,名为“梅岩心学”或“石门心学”。本文首先对中国及日本的两种心学历史作一番概观,以了解我们将要探讨之问题的思想背景;进而将梅岩心学置於日本近世儒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指出梅岩心学的核心命题“由形之心”、“形直是心”显示了其思想的独创性,而与中国心学重在揭示良心本体的理路有很大不同;其次对心学运动中遗留下来的《讲学日志》这部民间文书进行了考察,从中了解到石门心学在民间的讲学活动及其特色,并揭示出日本心学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中国因素;最后作为余论,对“儒学日本化”的问题提出若干看法．     

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

所谓"理学官僚"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并以理学之践履指导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的官员。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此种态度亦影响到理学官僚整理本朝学统的工作,涵括气节与事功的实行成为去取的标准,以期构筑复线、多元的学术谱系。随着道统解释权向皇帝的转移,士大夫"格君心"的空间日渐缩小,尹嘉铨奏父从祀案实为皇帝与理学传统的冲突,清高宗藉此重申其作为事实与价值判断最终权威的形象。理学官僚虽称"致君",然而在皇权压力下,其所行之道仍不免归于"化民成俗"。     

理学与清末政潮

理学常被清末志士仁人利用来宣传维新变法或革命共和。无论陆王心学,抑或是程朱之学,在一些进步的中国人手中,竟成为召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资料。当然,清代理学尚未出现象今文经学、汉学那样明显、系统、完整的异端,旗帜鲜明地同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学相对垒。但是,理学的异端的确处于萌动之中,并为不少志士仁人所利用。只是由于未出现康有为、章太炎那样声名赫赫的举旗人,而罕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浙东史学”再认识

自章学诚《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试论费宏的思想与学术

费宏是政治家,而不以学术名家.他的学术思想以孔子儒学为基础,以程朱理学为依归,接受丘濬的影响,心仪真德秀之学,推尊<大学衍义>.政治上,他与王阳明对立,因而在学术上,对王氏心学之诱惑愚诞、背弃圣贤亦持否定态度.他的政治思想体现在正君爱民的治国之道、严体宽济的刑罚之道、损上益下的富民之道、崇教进学的育人之道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