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及其实证思想

李之藻关于西方数学知识的译介是在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指导下开始的。李之藻于1601年结识利玛窦,之后被利玛窦广博的知识吸引,于是在利氏的指引下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数学、逻辑以及宗教作品,把西方流行的数学知识和数学观念介绍给了本国士人。李之藻的数学翻译对我国数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神和乃囮: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在华传播及其本土化

在西学东渐史上,利玛窦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不仅在中国用汉语编写《天主实义》和《交友论》,阐释基督教神学和伦理思想,提出对儒佛的独到分析;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并多次译绘汉文世界地图,为中国乃至东亚世界首次完整地展示了世界的面貌。该图见之于明确文字记载的自刻、他人翻刻和摹绘版本多达十余种。笔者根据利玛窦世界地图刊刻和传播的实况,将其版本分为《大瀛全图》与《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三个系列和木刻本、彩绘绢本两种形式;并就"地圆说"与地球知识、"五大州"与"万国"的概念、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点的介绍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等诸多方面,讨论了利氏世界地图中所传送的新知识、新方法和新词汇,指出该图是明清士人理解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论文还通过熊明遇的《格致草》、熊人霖的《地纬》、王在晋的《海防纂要》以及晚清的《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分析了利氏世界地图在晚明至晚清二度本土化的过程,指出该地图在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     

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

晚清西学知识的传播在“知识复制”上呈现出多种形态,是考察晚清书籍史需特别重视的环节。这襄期望结合《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以揭示晚清西学书籍在流通上所展现的特质。通过各种“类书”、“提要”的方式对各种书籍进行选择,是晚清较为流行的方式,而书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阅读,往往与斯时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此外,就知识传播来说,还不可忽略作为新型媒介的报章发挥的重要影响。对这些因素略加分析,对把握晚清中国西学知识的传播所呈现的特质,不无裨益。     

日本两通翻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日本有两通翻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通立于京都市的京都大学,一通立于和歌山县高野山。珍藏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长安大秦寺立的。于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从西安西郊出土以后,被安置在崇圣寺的后院。当时该碑的一张拓片被辗转送到浙江杭州的著名学者、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公元1569-1630年)那里,李之藻同从明末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来往,因而,《景教碑》出土的消息,很快就被在杭州的外国传教士知道了。他们派鲁德昭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亲     

神和乃礭：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在华传播及其本土化

在西学东渐史上,利玛窦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不仅在中国用汉语编写《天主实义》和《交友论》,阐释基督教神学和伦理思想,提出对儒佛的独到分析;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并多次译绘汉文世界地图,为中国乃至东亚世界首次完整地展示了世界的面貌。该图见之于明确文字记载的自刻、他人翻刻和摹绘版本多达十余种。笔者根据利玛窦世界地图刊刻和传播的实况,将其版本分为《大瀛全图》与《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三个系列和木刻本、彩绘绢本两种形式;并就“地圆说”与地球知识、“五大州”与“万国”的概念、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点的介绍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等诸多方面,讨论了利氏世界地图中所传送的新知识、新方法和新词汇,指出该图是明清士人理解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论文还通过熊明遇的《格致草》、熊人霖的《地纬》、王在晋的《海防纂要》以及晚清的《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分析了利氏世界地图在晚明至晚清二度本土化的过程,指出该地图在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乾嘉天算专门之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渗透

尽管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被理学笼罩而呈现僵化状态,但也时常与不同时期的文化和学术相关联。康熙帝虽热衷于以天文学和数学为大宗的西学,却明确表示科举考试不能以天文、算法命题,以免阻碍天算"实学"的发展。然而,乾嘉考据学派兴起,把明末以降的西学纳入儒学知识考据的范畴,形成具有汉学范式的天算专门之学,进而渗透到科举考试当中。天算专门之学不但出现在乾嘉之际的会试、乡试和学政举行的"观风试"试题中,还出现在考生的八股文和策论答卷中,并成为对考生学问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之一。     

第四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6年12月2—4日,中国明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肇庆学院和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肇庆召开。来自海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以"互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他者"为主题,重点集中在"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研究"、"西方传教士眼中的明清中国"、"明清时期的西学传播"等领域。会上,美国学者魏扬波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学术界对于利玛窦的研究成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13—14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共发表论文32篇,来自海内外的近40位学者进行了热烈研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黄一农《e考据与文史研究的新机遇:以查索诗文用典为例》透过追索"蜍志"等典故和考察"李四兄"其人案例,归纳出使用e考据解决     

艾儒略和他的《西学凡》

艾儒略和他的《西学凡》顾宁１６１０年，在著名的利玛窦逝世的同一年，另一位意大利那稣会士艾儒略（Ｐ．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历经艰难，抵达澳门。由于暂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与同行的本国传教土毕方济留在澳门，学习中文并教授数学。１６１３年，艾儒略寻得...     

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

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康志杰明朝万历十年（１５８２）,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罗明坚来华传教,从而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新的一页。传教士们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人联手进行科学译著,沟通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通道,已传为了佳话;接至汤若望参与修...     

元代色目士人研究综述

萧启庆先生在《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第57页）第三章《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中这样定义“士人”：“我所谓‘士人’,是一个文化与社会群体。从文化观点言之,士人必须具有正统儒学教育与士大夫文化,并接受儒家基本理念与伦常的规范。从社会观点言之,其人可能是显宦,可能是缙绅,也可能是布衣,但都属于一个菁英身份群体,受到社会尊崇。士人原是中原社会的产物,但是士人文化具有普世性,凡接受士人文化的异族人士都可视为士人。”     

来信

先行者现在不寂寞 利玛窦登上了大陆媒体的封面。 400年前将西学和欧洲文明引进中国的第一人．400年之后,努力与世界接轨的现代中国还能记住他的名字.     

西学方法、考据传统与中国现代学术典范之转移——以胡适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中心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经典著作对新学术的建立有着突出的示范意义。西学东渐背景下,借鉴与融会西方学术方法成为中国现代学科创建的前提条件,而清代考据学方法对新学术经典的创立也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两部现代学科的经典著作,亦均凸显了西学方法与考据传统在新学术典范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海外臝虫”——兼论市民文化与晚明世界观的塑造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编译的世界地图,为中国人打开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窗户,也记录下了晚明时期国人世界观中的域外想象。而在《坤舆万国全图》等作品中之所以会掺杂着女人国、长人国等"海外臝虫",正是因为描绘了大量海外异人的《臝虫录》借助日用类书等通俗出版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受众范围,最终塑造了以"海外臝虫"为特征的大明世界观,进而影响到了西方知识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所以凭借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正可以揭示市民文化的时代作用,还原晚明时期市民与精英、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互动。     

南宋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光武故事”

在南宋高宗朝的科举试策中,与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有关的"故事"频繁出现。以光武中兴的"古典"来晓喻现实政治中的"今事",成为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一个模式化情节。究其原因,这与高宗君臣借由光武故事的讲述进行中兴形象塑造和政治宣传密切相关。科举试策中的光武叙事,也进一步助推光武故事在朝野的传播和接受,成为宋高宗"中兴"的"声音"与"形象"在士人群体中获得响应的表征。试策中的模式化叙事,是观察帝制时代科举、政治和士人生活等交互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高一志《修身西学》底本考论

<正>明清之际以耶稣会传教士为核心的中欧文化交流历来是学界研究热点。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引入了包括西方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建立起初具规模的西方知识系统。然而目前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其中自然科学的内容,而对人文学科特别是伦理学部分的研究较少。事实上明末清初传教士撰写了不少有关天主教伦理学的著作,这不仅因为伦理学是天主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由于有关伦理道德的探讨更易引起中国士人的共鸣。这些著作包括利玛窦所撰劝人修道养德的灵修作品《二十五言》与《畸人十篇》,庞迪我所撰引导人戒除"罪宗     

论《皇朝经世文编》载文作者的历史思想

《皇朝经世文编》中保存了诏书、奏议、报章等大量珍贵资料,载文作者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政治文化特征,他们主要来在江南地区,就其社会阶层而言主要以科举出身的士人和官员为主。书中体现了作者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黜虚崇实的务实思想,兴利除弊的革新精神,明辨公私的政治立场,当然也有其消极方面,譬如其中包含的鄙薄西学的保守观念,也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真实体现。     

吴汝纶史学思想探析

吴汝纶是桐城派的末代宗师。他校勘了大量史部典籍,选编的《李文忠公全集》,撰写的《李文忠公事略》、《欧洲百年以来大事记》和《东游丛录》等,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认为方志可"为史者资焉",所纂修《深州风土记》首创"人谱",拓展了中国旧有方志的内涵。他信奉进化史观,认为"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他提倡史学经世,主张废科举,兴西学,希望通过"智民"和"强国"来维护清廷统治,并以此为标准,评判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福建天主教的开创者——艾儒略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明代继利玛窦来华传教之意大利耶稣会士,1613年奉命入内地传教。1616年第一次教难时期,避居杭州杨廷筠家学习中国学。后曾到陕西、山西等地传教。1622年沈(jue)再次兴起教难时,艾儒略回到杭州直至1624年底。其《西学凡》一卷、《职方外纪》六卷,有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序,《性学粗述》一卷,陈仅作序,于1623年在杭州刻成,前二书均被收入《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