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西晋的门阀制度

西晋时士族势力得以发展,士族操控官吏选举过程,形成垄断;皇权一方面依赖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皇权又加强对士族的控制,要求其生前死后都效忠于皇帝,由此形成大臣的陪葬制。士族一般聚族而居,重视亲情和家庭,死后实行家族附葬制。士族为了保持自身优越性,恪守士庶不婚的信条。本文结合考古发现的墓志,从君臣间的陪葬制、家族附葬制、士族内婚制等方面进行分析,力求全面反映西晋社会门阀制度的发展。     

两晋南朝新旧门户探析

士族是以汉魏的世家大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汉魏时期所有的世家大族都能成为土族。他们区分于世家大族又有些共同点,随着两晋门阀政治的发展,士族的势力也达到顶峰,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这是由当时的特定因素决定的。本文主要以士族形成后,在“士庶之间,实自天隔”的基础上,对士族内部新旧门户升降和不融展开讨论。     

唐宋之际湖南地区州级政治演变

唐末时期,湖南地方势力以州为单位纷纷自立,或以观察使治所州为核心开始扩张,或以各自所在州为基础自我防卫。至马楚政权,渐次吞并各州势力,并开始通过马氏子弟掌控节度使治所州,亲信将领分领治下州的模式来掌控整个湖南。马楚亡后,朗州政权依然利用亲信将领统治各州,但逐渐用文人取代武将,并派兵更戍各州。随着各州的地方势力逐渐削弱,北宋才能在灭亡朗州政权后,将北方的文人知州制迅速移植到湖南地区。     

探求真理的著名学者河上肇——转变到与最初出发点正相反的方向的人

著名的经济学家河上肇,1879年(明治12)10月20日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岩国市一个下级士族之家,其父做过很长时期的村长。山口县即过去的长州藩,曾在明治维新的变革中起过主导作用,出过一大批“志士仁人”,因此,在维新成功后的明治政府中、军队中,“长州帮”占有很大势力。在山口县的青少年中有一种学习彼等先辈,也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或志士仁人的气氛,而经过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 ,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唐代中期到宋代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 ,是随着士族社会的瓦解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 ,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 ,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 ,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 ,逐渐远离乡村 ,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 ,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蜀汉政权与益州土著士族的关系,与其稳定有密切联系。吸取刘焉、刘璋时期的教训,自刘备入蜀、诸葛亮治蜀到蒋、费执政,蜀汉政权既注意控制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又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利益,故益州士族对其较为拥护和支持;蜀汉后期政治昏暗,社会动荡,影响到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故其对蜀汉政权的覆亡漠然置之。     

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力量替嬗与国家应对

中国中古时期经历了工商业为代表的财富力量兴起、式微和再兴,以及士族势力的起落。社会力量这一替嬗是社会经济的自然力量和国家的制度设计交互影响的结果。汉武帝新政通过打击和疏导双管齐下,消除了春秋战国以来日益膨胀的工商业力量,但其作为疏导财富力量的不限民名田政策成为士族阶层兴起的滥觞。唐朝在此前历代消解士族努力的基础上,通过科举制等制度将士族吸纳到统治秩序之中,转化为国家统治力量,完成了消解士族的过程。宋代建立了与财富力量共利分利的机制,与财富力量确立了相互依存而非对立争利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处理与社会力量关系的良策就是因势利导。     

论唐代范阳卢氏世宦的盛衰

范阳卢氏在唐代的世宦,整体上是衰落的,其与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一样,每一房的世宦发展并不平衡,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而且高级官员和中低级官员比例差异较大。门阀士族的家产境遇及门荫制选举地位的演变,是影响门阀士族世宦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门荫制是影响门阀世宦的直接因素,而门荫制的衰落主要是由藩镇使府辟署制度发展造成的;进士科只为门阀士族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历史可能。     

突厥的叛乱与安北都护府南迁

后东突厥汗国的建立是单于都护府治下突厥分裂势力直接付诸行动的历史产物,与唐王朝的内忧外患和羁縻府州制的局限性有直接的联系。后东突厥汗国对漠北的占领迫使安北都护府南迁同城,改变了唐代北部边疆两大都护府的布局及性质。     

两晋南北朝土族门阀的特征

两晋南北朝土族门阀的特征乌廷玉士族门阀是身分性地主，古籍中称＂右姓、著姓、冠族、茂族、势族、华族、甲族、望族、名门、盛门、旧门、权门、高门、华宗＂等。近年史学界称士族地主或土族门阀。这个阶层从东汉末年直到隋唐，前后活动数百年之久，其势力鼎盛期是在两晋...     

《晋书·地理志》县级封国考论

反映西晋前期政区全貌的《晋书·地理志》中记载了58个县级封国,包括公国、侯国两类。虽然西晋朝廷已设置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但这些封国所对应的爵位,却是位在五等爵之下的一般县公、县侯。各家县公主要是由曹魏宗王降封而来。为县侯者,有功臣、敌国降将、曹魏宗室,还有不少是曹魏时即已受封而入晋后仍保留爵位者。     

试论左郡左县制

左郡左县之名首见于刘宋,萧齐有较大发展,萧梁时达到极盛,左郡之上产生左州。左郡左县制在边郡制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又有其特点,其设立以蛮酋的归附为前提,均有实地,且权力世袭。左郡左县与朝廷关系复杂,但左郡左县制的实行,说明少数民族都已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有利于向编户转化。     

满清文化融合的使者、闺秀文化发展的领袖——恽珠

恽珠充分发挥自己“名父之女”、“满贵之妻”和“令子之母”的特殊社会文化身份,编选出版《国朝闺秀正始集》及其续集,并辑录《兰闺宝录》,成为得统治者认同的正统闺秀文化典范,对满汉文化的融合与闺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从铭文看两汉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及其变化

汉代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多样,且变化明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早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铜器生产较为自由,制作机构既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各级工官,也有地方诸侯和富商,产品得以自由买卖;西汉中晚期,由于对地方诸侯和私人工商业实行打击和限制政策,铜器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地方诸侯和富商基本退出铜器的生产领域,铜器的制造由政府专控;东汉早期,随着政策的放宽,铜器由政府专控的局面开始松动,私人作坊造作的铜器出现,至东汉中晚期政府各级工官基本退出铜器生产领域,铜器的制作为私营或工官监制私人承制的形式。     

从商金文的"寝某"称名形式看殷人的称名习俗

殷商时期的姓氏人名问题,近年来颇引人注目。从殷墟卜辞及金文中反映的情况看,当时的姓氏制度相当复杂,许多问题至今都未能在学界达成共识,诸如“妇某”之“某”究竟是姓是氏,是女字,抑或其它;贞人名及“子某”之“某”是氏还是私名等,争论颇多。又由于姓氏人名问题的解决与否涉及到我们对殷商社会组织的正确认识,关系到古文字资料的准确断代,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就该问题中的某些方面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笔者认为,要解决商人的姓氏人名问题,商金文中的“寝某”称名形…     

北宋文武官员恩荫制度探究

北宋时期以恩荫补官极为盛行,官员子弟入仕多不由科举,而是通过各种名目的恩荫补得正官、散阶、馆阁职、试衔或得赐出身。宋仁宗朝,面对滥行恩荫的状况,范仲淹提出了“抑侥幸”之策。但从内容看,抑侥幸之策完全是建立在照顾大官僚及其亲属利益基础上的一项改良措施,带有很大的折中性和调和性。而崇宁、政和间改订的荫补办法,在指导思想上更没有走出“荫贵”和“荫亲”的框套。北宋滥施恩荫的结果,既加重了冗官之弊,又导致官吏整体素质下降,腐败了社会政治生活。     

略论元朝的统治政策对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变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所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统治政策不仅将全国所有地区置于统一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还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并对后世中国行政区划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迁,以及民族地区统治制度和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沛国銍县徐氏考论

沛国銍县徐氏是我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世家大族,它崛起于两汉之际,先祖徐宣任王莽讲学大夫,时逢国家以经义取士,徐宣及其子孙遂因累世经学而得累世公卿。汉魏鼎革,避乱南迁,改以医术名世,数代传承,家族医术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我国世家医术之杰出代表。又恰当社会崇尚黄老,重视养生,徐氏家族亦因累世医学而累世高官。本文在对徐氏家族居地移徙和成员履历行实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家族历二十一世数百年,人才辈出,绵延昌盛的原因,阐述了他们对我国中医学的贡献。     

清代卫所制度述略

清代卫所制度是对明代卫所制度的改造和调整,其官员由世袭改为任命,职能由原先的军事、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经济职能。     

高昌国末年以降砖志书写中的“高昌人”

随着外部威胁的加剧,高昌国末期的砖志中出现了一些以本地的“交河郡”为籍贯的书写,这是“高昌人”认同觉醒的表现。高昌国的灭亡以及部分高昌人内迁中原让入居内地的高昌人感受到自身文化习俗的特殊性,也促进了“高昌人”认同的增强,这在龙门石窟的题记中也留下清晰的表达。贞观年间来自中原的卫士、移民等外来势力涌入唐西州,部分高昌人的遗民认同潜滋暗长;永徽初年麹智湛及徙居中原的高昌豪族返回西州,他们的“高昌人”认同与当地既已存在的遗民认同合流,进而出现了永徽、龙朔年间墓志中“高昌人”书写显著增多的现象。此后对唐朝认同的逐步增强,处于自发状态的“高昌人”认同因为无法得到强化,最终归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