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评介

<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南史研究始终是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江南史的研究也经历了从早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到对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探讨,再到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之数次转向。如何把握江南文化的多样性特质,具体地揭示出江南地域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以及这一区域在全国发展中的意义?如何真正把区域江南带入整体中国,实现区域史呼应整体史,借江南日常生活揭示出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肌理?冯贤亮教授的新著《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     

界域建构中的困境及其反思——立足于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的考察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华北区域史研究取得了超越性发展,并以主题性研究和范围性研究为主导取向。这一取向产生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区域史学理或学科建构上的困境,它使得“华北区域史”的学术追求最终湮没在以“华北”命名的各类主题性研究或范围性研究中,一定意义上影响和决定着未来华北区域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日趋泛化的“区域化取向”遮蔽了真正的区域史学术诉求;一方面又造成近代史研究走向“碎化”的境地。突破既往的主题性研究和范围性研究在区域史学理建构上的困境,是华北区域史研究能否成功再出发的关键。     

“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文化史的专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2月19、20日,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联合举办的“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文化史的专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京大学举行。与会者密切围绕这一主题,以历史上文化的交流为主线,从宗教交流、艺术交流、物资交流等不同侧面阐述了在全球史这一宏观的历史视野中,东亚各国之间、东亚各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互动,并探讨了全球史和区域史研究各自的意义所在及其关联,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全球史应该如何书写等问题。     

区域史研究理论与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复兴,区域性历史研究也日益繁荣,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取向.在这种形势下,近代东北史的研究也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模式,兴起了一股区域史研究的浪潮.然而,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混淆、理论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区域史视阈下的东亚史研究——《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读后

由杨军、张乃和先生主编,朱寰先生作序的《东亚史》一书,2006年由长春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首创区域史视角下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在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整体区域研究及各部分具体区域研究、区域内部互动及外部互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实现了中国学者编写东亚通史从无到有的突破,对于深化东亚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跨越“区域”的困惑

本文通过梳理区域史研究中关于"区域"界定问题的讨论,发现学界争论的分歧并非观察视角上的区别,而是对整体历史理解的不同,属于整体史观的冲突。当今学界对"人"活动的重视似乎是解决区域史研究中这一理论困境的有效途径。     

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

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在地区史研究中,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满意体系,一直存有疑窦,而中亚史研究中更突出地存在着地理划分的争议。事实上,每一部有关中亚的著作都有自己的地理界定,不同的界定又体现出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的理解和期望,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国内中亚区域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大程度地受语言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上,与国际最高水准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心系整体史——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反思

中国区域社会史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萌芽生长,其中最重要的源头是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区域性研究汇入蓬勃发展的社会史潮流之中,两者相互激荡、相互启发,在90年代中期催生了有别于地方史的区域社会史概念,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而且获得了新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在区域社会史与地方史、整体史的关系上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探索,或主以区域重构整体史,或主以整体区隔地方史。这两种取向都不能忘怀于整体史。以区域重构整体史,有助于解决宏大叙事之不足。以整体区隔地方史有利于解决研究的碎化、提升研究的对话空间。探寻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体现了学界重新书写整体史的强烈愿望。     

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

在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江南是成绩斐然的区域。而在江南区域,市镇史研究又是尤为突出。现代意义的江南市镇史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1964年,傅衣凌先生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此可以视为江南市镇研究的开拓性成果。70年代中期,台湾大学刘石吉先生以清代江南市镇为硕士论内容,     

个人·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

本文通过晚清时期笔者的一位在京城有一定书法声名的族人(浙江昌化人)法云和尚故事的钩沉,对如何认识民间传说以及如何让微观史和地方史研究走向总体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民间的传说未必全然无据,而正式的文献记载也不见得全然可靠,传说或口述,固然不可尽信,但也一定不能忽视作为钩沉史实线索的意义。从地方的案例中,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个时代生活的日常性,而且也可能藉由对社会的相关网络,也即日常生活舞台和背景的方方面面的探究,来分析概括出一个时代和地区中人们生活的"常识",并从"常识"来透视和捕捉一个区域乃至国家的时代风貌和特性,使地方与微观史研究达致总体史或全面史的目的。     

近年日本关于军队与侵华战争的区域研究

近代日本军队是从不同区域中编成,侵华战争也是在多个区域中展开的。这些区域既包括日本国内作为军队编成和驻屯地的固定区域,也包括日军在国外侵略占领并遭到抵抗的各个区域。近年日本学界基于日军按区域编成和驻屯地固定的特征,通过对地方行政单位、军都、自然村三个层面中军队与地方关系的分析,从区域社会角度关注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形成过程和军队活动。通过对乡土部队——联队的研究,揭示日军中的区域色彩与战斗力特征,有利于细化对日本侵华战争体制与日军的认识。同时,日本学界关于战时中国东北、华北、西南、东南地区日军侵略和中国抵抗的研究,揭示出不同区域的抗战特点,进一步拓展了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战史研究。本文对以上两方面研究做一初步梳理并据此对如何继续深化抗战史研究提出思考。     

“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三是包括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四是区域环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梅雪芹教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历史学研究的新视域与传统地方志的利用——以清代云南地方志为例

文章以清代云南地方志为例,对现今历史学研究中的社会史、生态环境史与传统地方志的利用关系进行探讨。认为传统地方志会因史学新视域的跟进而得到重新利用,成为区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而在此过程中,研究思维和理论的转变是非常关键的。     

环境史的研究及反思——马立博(Robert B.Marks)教授学术访谈录

环境史近年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领域,马立博教授是西方环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马立博的个人研究理路经历了从社会经济史到环境史的转变,他的众多作品中《虎》是一个关键节点。他的研究理路转变和对环境史的反思,对于我们理解环境史有很大助益。同时,他仍认同"加州学派"的基本观点,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赋予中国关键角色的全球史对于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叙事至关重要。他指出中国环境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宝贵建议,认为中国环境史研究应该增加更多关于生态科学的议题,注意人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性网络,包括我们如何看待环境和将非人类生命纳入我们的叙述体系中,进一步将中国环境史研究扩展到全球史的研究。马立博教授期待中国学者能在这一领域做出全球性的贡献。此外,他在访谈中提到的环境史研究学者及代表作尤其值得关注。     

明清时期文峪河流域的植被状况与环境变迁——以山西省交城县方志为中心的解读

区域史研究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热点,历代地方志编撰中大量记载了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和人文社会生活,为开展区域史研究提供可能。明清以来山西省交城县地方志书中记载的关于自然、社会等方面的丰富资料,为研究文峪河流域的植被状况与环境变迁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对交城县地方志书的解读,以入口、资源、环境三个方面的变化为视角,对区域环境变迁进行考察。     

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亚"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区域。无论是令世人眩目不暇的各种争端和事件,还是萦绕耳畔的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各种声音,都需要探究甚至"拷问"其深层次的缘由。回顾历史,有助于排解众多令人难以纾解的现实纠结和困惑;审视当下,有益于辨识悠长历史演变的旋律和节奏。对东北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尝试着在理论层面上建构新的解读东北亚历史的"路线图";对东北亚区域文人史观的考证呈现出微观实证研究"尺树寸泓"的细腻质感;对东北亚空间的历史透视凸显了中西古今相互比照的"力道";对现代东亚国际体系建构时期区域安全模式的分析扩展了东北亚史研究的空间和维度;对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剖析考验着东北亚各国在主观上如何抉择。历史的"筋骨血肉"俱在,历史学却"身姿百态",因而,东北亚的新"变局"需要新的"东北亚史研究"去辨识。     

东北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亚"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区域。无论是令世人眩目不暇的各种争端和事件,还是萦绕耳畔的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各种声音,都需要探究甚至"拷问"其深层次的缘由。回顾历史,有助于排解众多令人难以纾解的现实纠结和困惑;审视当下,有益于辨识悠长历史演变的旋律和节奏。对东北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尝试着在理论层面上建构新的解读东北亚历史的"路线图";对东北亚区域文人史观的考证呈现出微观实证研究"尺树寸泓"的细腻质感;对东北亚空间的历史透视凸显了中西古今相互比照的"力道";对现代东亚国际体系建构时期区域安全模式的分析扩展了东北亚史研究的空间和维度;对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剖析考验着东北亚各国在主观上如何抉择。历史的"筋骨血肉"俱在,历史学却"身姿百态",因而,东北亚的新"变局"需要新的"东北亚史研究"去辨识。     

东北亚区域的历史透视

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亚"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区域。无论是令世人眩目不暇的各种争端和事件,还是萦绕耳畔的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各种声音,都需要探究甚至"拷问"其深层次的缘由。回顾历史,有助于排解众多令人难以纾解的现实纠结和困惑;审视当下,有益于辨识悠长历史演变的旋律和节奏。对东北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尝试着在理论层面上建构新的解读东北亚历史的"路线图";对东北亚区域文人史观的考证呈现出微观实证研究"尺树寸泓"的细腻质感;对东北亚空间的历史透视凸显了中西古今相互比照的"力道";对现代东亚国际体系建构时期区域安全模式的分析扩展了东北亚史研究的空间和维度;对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剖析考验着东北亚各国在主观上如何抉择。历史的"筋骨血肉"俱在,历史学却"身姿百态",因而,东北亚的新"变局"需要新的"东北亚史研究"去辨识。     

试析朝鲜李朝文人疆域史观之误——以对安市城的认识为中心

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亚"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区域。无论是令世人眩目不暇的各种争端和事件,还是萦绕耳畔的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各种声音,都需要探究甚至"拷问"其深层次的缘由。回顾历史,有助于排解众多令人难以纾解的现实纠结和困惑;审视当下,有益于辨识悠长历史演变的旋律和节奏。对东北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尝试着在理论层面上建构新的解读东北亚历史的"路线图";对东北亚区域文人史观的考证呈现出微观实证研究"尺树寸泓"的细腻质感;对东北亚空间的历史透视凸显了中西古今相互比照的"力道";对现代东亚国际体系建构时期区域安全模式的分析扩展了东北亚史研究的空间和维度;对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剖析考验着东北亚各国在主观上如何抉择。历史的"筋骨血肉"俱在,历史学却"身姿百态",因而,东北亚的新"变局"需要新的"东北亚史研究"去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