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一大”以后

《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发表了曾长秋同志写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一大” 以前》一文。该文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和《劳动周刊》的发刊词,刊载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共产党》第六号上为依据,推断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一大”以前,并提出“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时间,定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是比较切合实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正>爆发于100年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坚决贯彻党的决策部署，发扬革命斗争精神，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广大工人群众与封建军阀、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城市劳动就业问题

新中国城市劳动就业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呈现不同的特点。50年代以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为主,重点是对众多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进行救助。随着失业救济工作的全面展开,党和政府制定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总方针,多管齐下解决不同人群的就业问题。进入60年代后,解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为此,党和政府提出了统筹安排,城乡并举,而以上山下乡为主的工作方针,一方面阻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另一方面安排失业工人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劳动,同时广开就业门路。这两个时期的城市就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也留下了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     

袁记“大典筹备处”成立于何时

1915年年底,在请袁世凯“早登大位”的鼓噪声中,一个为筹备帝制而设立的办事机构在大总统府中出现了,它就是臭名远扬的御用机构“大典筹备处”。这个专设机构名义上是由内务部会同其他各部院所组成的。成立时,以朱启钤为处长,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等为处员;并以沈铭昌为总务科主任,王式通为撰述科主任,顾鳌为法典科主任,阮忠枢为内务科主任,郭则沄为礼制科主任,袁乃宽为会计科主任,陈燕昌为文牍科主任,张士钰为警卫科主任。该处共有四百多人,其中一半为专员。他们都是为洪宪帝制吹喇叭抬轿子的袁氏党徒。因此,大典筹备处一经成立,帝制的筹备工作就更加快步伐了。这个曾为袁世凯的“登极”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典筹备处,究竟成立于何时呢?据1915年12月20日《政府公报》载,是年之12月19日,政事堂代理国务卿陆征祥等,“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这是对外公开宣布的成立时间。其实,这一机构早就秘密成立了。但是,对此问题,过去各种史书的说法不尽一致。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是以梁     

中共“一大”珍闻

中共“一大”会址的选定 党的“一大”会址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选定的。当时李达要她安排会址和代表住处,她找到比较熟悉的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壮,说要借空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又买了苇席,铺在楼下的教室里。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那里。王会悟又借到李书城的空房子,党的“一大”就是在贝勒路树德里30号李书城家中召开的。 后来“一大”被法国巡捕觉察,在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王会悟想起她家乡嘉兴的南湖,建议在那里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与代表们商量同意后,遂…     

“团一大”秘史

2013年下半年,为了对“团一大”历史的些许谜团进行探究,填补广州青年运动史的一些空白,在共青团广州市委的推动下,我随广州青运史研究室主任一行组成寻档组前往南京、杭州以及俄罗斯莫斯科等地挖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相关的历史档案资料。在莫斯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林宥嘉寻找“零”以前

口罩和黑框眼镜蒙脸,苏州“红牛不插电演唱会”结束翌日下午两点多,林宥嘉回到上海的酒店。“效果超好!”沉浸在刚结束的演唱会里,他终于不那么紧张了,像有许多事情要倾吐：他一次又一次双手拢起遮住额头的刘海。     

“中国索引学社”即将成立

为促进索引理论研究,繁荣索引编纂出版,培训索引人才,‘中国索引学社”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即将正式成立.该学社以“真诚、求实、开拓、奉献”为办社宗旨,将接受出版界、学术界、企事业单位委托,编纂各类索引,并开展索引理论研究,举办研讨会、培训班等.筹备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领导、学术界、新闻出版界、高等院校、图书情报机构和海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支持.总社设上海,并在北京、苏州设立分社.     

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解放之初,为寻找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上海市委颇费了一番周折。值此党的"十七大"召开之际,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做一次探寻。     

张骞“凿空”以前的丝绸之路

张骞“凿空”以前的丝绸之路郝树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一书中首先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后经学者们广泛使用和不断完善,把从张骞“凿空”以后直到元明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欧、非各国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中西...     

“偷”书记

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爱上了看书。只要一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说起看书,还发生了好些有趣的事儿!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从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非常好看的书《笑猫日记》,可家里来了客人,一直没时间看。直到晚上,客人走了,爸妈都睡了,我迫不及待地走到自己的房间里,打开灯,开始     

“青年团一大”代表“莫耀明”之谜

1922年5月5日上午,中国的革命青年选择马克思的诞辰日,在广州举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15个地方团组织代表出席大会。5月10日晚上,代表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南京代表莫耀明的报告,他生动而具体地向大会汇报了南京建团和活动情况,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莫耀明究竟是谁?由于革命先驱者已都不在人世,档案资料缺乏,现在国内竟无人知晓他的真实情况南京党团史研究也因此留下空白。笔者经长期研究,决心解读莫耀明,现在可以说,莫耀明就是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学生运动领袖,后来的南京城内第一任共产党小组组长谢远定。理由如下:第一,谢远定是南京团的实际负责人,是优秀的学生活动领袖。谢远定,号伯平,1899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贫寒农家,1920年至1924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0年夏天,谢远定考入南高师的工科,由于对家乡鄂北农村的农民困苦生活有深切感受,认定要拯救中国首先要振兴农业,于是毅然攻读农科。在南高师,他不仅努力攻读专业知识,还广泛阅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书籍,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各种群众爱国运动,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引导谢远定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有杨贤...     

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

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下称小组或三人团)究竟是何时成立的?这在我党我军的历史研究中,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以至于学术界一些重要的章作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含糊其辞,有的甚至干脆避而不谈。     

中共“一大”会址发现始末

上海市委决定寻找中共“一大”诞生地在1950年夏末的一次会议上,由陈毅市长提议,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决定开始布置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的工作。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外,还有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干部沈之瑜。沈之瑜原名茹志成,曾用名茹茄、鲁楷,浙江杭州人,他的胞妹茹志鹃是著名作家。沈之瑜是个老上海,对上海十分熟悉,接到姚溱电话后连忙赶往福州路上海市委,问姚溱:“有什么线索吗?”     

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利斯基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等13人。另外,还有两名外国人,一为荷兰人马林,另一位是俄国人尼科利斯基。     

中共“一大”上的湖北人

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解放日报》披露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共“一大”会址在上海发现。很快,制作精致的模型送到了北京。毛泽东审视后,说了一句话：“叫包惠僧到上海去看看。”于是,１９５４年３月,正值花甲之年的包惠僧来到上海,以中共“一大”亲历者的身份,审视了会址,并对“一大”纪念馆的布展提出了重要建议。 时隔几年,又一重大发现使中共党史专家们为之震动。从莫斯科归还的几箱档案里,专家们惊喜地发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为了确认这批长期封存在共产国际资料库里的文件是否可靠,１９５８年８月,有关部门将还…     

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之家”成立

中国钱币学会秘书处于7月26日在西交民巷17号院召开了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之家＂成立座谈会。来自不同专题领域的十余位收藏家、研究者作为会员代表应邀出席了座谈会,中国钱币博物馆党委书记温克勤、钱币博物馆有关部室主任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主持。     

“世界一大奇书”的诞生

“世界一大奇书”的诞生水天长公元１２９８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城一所中世纪城堡的阴暗而潮湿的牢狱内,旅行家马可·波罗靠着墙根席地而坐,此时,他不过才四十多岁、但长期的旅行家生涯,加上牢狱中的折磨。使他显得格外的憔悴苍老。他的对面坐着的是意大利比萨城的小说...     

中共“一大”开创历史新纪元

嘉兴南湖的烟雨楼,相传是取杜牧的这首诗意而来的。南湖,在嘉兴城南,所以叫做南湖。南湖一分为二,称东湖、西湖,有如鸳鸯交颈,又称鸳鸯湖。五代吴越时(约在公元940年前后),最初建立烟雨楼。明嘉靖年问,在湖心大岛上,仿烟雨楼旧制建楼。烟雨楼和上海望志路举世闻名。     

“一大”闭幕日期尚有争议

最近读《炎黄黄春》第７期周而复同志为纪念党的诞生而写的关于一大的文章,其中对于一大闭会日期,周老认定为７月３１日。这点,似乎尚可斟酌。 董必武是一大代表,他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对日写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在李汉俊家出事后,“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这是离１９２１年时间距离较近的回忆。张国焘是会议主席,１９７１年他在《我的回忆》中也说,“第二天停会”,“另觅开会地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则认为,“闭幕日期是八月一日或二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１１页）。据当时具体操办人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