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考古学视域的商周医患关系初探

商周时期是中国医患关系发展转变的重要阶段。商、西周时期,巫、医关系密切,巫医掌握着主要的治病救人之法,身份等级较高,神权与王权成为维系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至春秋战国时期,医学摆脱巫术而独立发展,出现了许多民间医者。走下神坛的医者需不断提高自身医疗技术,医术高低成为维系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一新型的医患关系为后世所继承,促进了中国古代医学不断发展。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医疗活动

古代巫医不分,由于人类将疾病致因视为鬼魂作用,故以巫者充当人鬼间的中介,寄希望于巫术行医、安抚死神从而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正因基于此观念,医与巫、医疗与巫术、药物心理与巫术心理取得了自然的结合,求药及求巫两者皆统一于医疗活动之中。商代的医疗知识仍然处于中国医学的萌芽状态,具有迷信性质,常与巫教信仰交织在一起。即使如此,此时的巫医也开拓壮大了医学的先河。除利用药材之外。商人亦知运用针刺方法以治病,此种针砭医疗器具,在各地遗址时有发现。在医疗方面的巫术的具体活动,则主要包括二种:一为医疗巫术,二为逐疫除凶。     

医学知识与身分塑造：中古医疗史的历史图景

正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在其《中国医学史略》一书中将南北朝时代的医者群体归类为"门阀医家"和"山林医家",首次提出医学知识习得与医家社会身分及地位的关系命题,开启了医疗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研究维度,引发诸家争鸣的局面。近来,陈昊的《身分叙事与知识表述之间的医者之意——6-8世纪中国的书籍秩序、为医之体与医学身分的浮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月)承袭这一命题,结合最新理论视角对此进行了较大程度的研究拓展。     

唐宋医师考核以存活率定俸禄

古代考核从医者由官府专门掌管医事的官员负责,他们的职称分为医生、府、史、徒。这里说的“医生”与后世泛指给人治病的医生不同,是管理医学领域方面的高级官员。     

宋代医学古籍整理与研究浅论

宋代医学古籍研究和整理的成就是前代所不能此的。《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医学古籍就有五百零九部之多。现存经典医著《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千金要方》等的最早版本,都是宋代“校正医书局”刊刻的,这在医学史上是功高千古的大事。在本草古籍的整理上,在经典医书的研究上,在各种方书的搜集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宋代在医籍整理与(?)究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元代医士交游现象初探

元代社会存在着医士交游的风气。士人对医者的尊重及医者向儒学的靠拢构成了医士交游的思想基础;医者希望通过与士人的交游提高自己的业医名声,而士人则希冀获得医疗上的保障,二者各取所需,这是医士交游的现实因素。     

宋代"牙人"的经济活动及影响

宋代经济高度发展 ,商业繁荣 ,牙人在宋代经济发展中表现活跃 ,成为沟通信息 ,提供媒介服务 ,促进商品流通的重要力量 ,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汉代神医淳于意

中医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但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掀起“废除中医”之论后,中医的发展受到了影响。而目前的“中西医相结合”使很多年轻的中医医生更多地依赖西医的诊疗方法,使中医的发展更显尴尬。本文或许能为弘扬中医起到一些作用。     

浅析宋代城市生活中的“闲人”

作为一个重要群体,“闲人”在宋代城市生活中随处可见,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与宋代城市的繁荣、社会存在严重贫富分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洪迈《夷坚志》看宋代的医疗活动与民间行医群体

《夷坚志》是南宋文学家、史学家洪迈所编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它虽以＂鸠异崇怪＂为主旨,却全面展现了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以前宋代社会的世俗百态。其间保存了大量的医药史料和医疗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当时民众独特、复杂的医疗观念,体现了宋代医学的发展、医职群体的壮大以及民间行医队伍的庞杂,也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民众的卫生习惯与保健意识。     

一份建议，为辖区儿童撑起一片天

<正>我1995年7月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从事儿科临床工作。医者，仁术也，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儿科医生几乎是所有科室中工作最繁忙、承受压力最大的，医生的流失率极高。只有怀着一颗医者仁心，全心全意投入到为儿童健康服务的事业中，才能搞好儿科临床医疗工作。我这样想，遇到难关咬咬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缠足再议

缠足之最初出现是由于男性社会对女性舞姿的审美趣味,初起于宫廷,其后在少数供男性消遣欣赏的歌舞妓中流行。随着男性社会的心理变迁,缠足最终盛行于全社会,并从一种美的时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女性规范行为,被赋予了礼教意义。缠足的发展变化脉络与男性社会的心理变迁轨迹表明,缠足之兴起与发展正与男权强化、女性地位下降和礼教对女性束缚的加强相一致。     

男性在场与日本女性禁忌

女性禁忌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女性禁忌突出表现为渔民社会中基于女性经血、生育形成的"赤不净"、"白不净"信仰观、以大峰山为代表的基于佛教教理"五戒"设定的山岳女人禁制,以及神道祭祀仪式下的女性排斥等。女性特有的月经、生育等生理表现,在民俗社会中被视为是不净、晦气、危险的发生源而予以隔离和排除。女性不净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创世神话。统观日本女性禁忌事象、民俗思想的存在和演变的主要脉络,可以发现其深层原因是男性在场和作为他者的男性视角起到了关键作用。女性禁忌得以确立是作为两性中另外一性的男性在场使然,男性宇宙社会的立场客观上对女性禁忌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其传承提供了土壤。当下研究中不乏将女性禁忌与女性歧视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倾向,立足于民俗学的视角尚有可商榷之处。     

浅析宋代医学教育发展存在的弊端

宋代医学教育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加完善的发展,但在医学教育繁荣发展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试从普及医学知识、培养医学人才两个方面来浅析宋代医学教育发展存在的弊端。这不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宋代医学的发展,而且对当代医学教育的完善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代民间借贷与乡村贫富关系的发展——以“富民”阶层为视角的考察

唐宋时期,富民阶层迅速崛起,并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由于富民阶层崛起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宋代富民逐渐取代国家成为乡村借贷的主导力量。虽然富民的借贷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加剧贫富分化的作用,但从宋代乡村的历史看,民间借贷的缺乏比富民借贷所带来的剥削更容易激化贫富矛盾。不但不是贫富矛盾产生的罪魁祸首,反而与租佃关系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贫富相资"的重要维系力量。     

宋代的佣书

宋代佣书是古代佣书职业的延续,因印刷术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完成了转型升级。传统的主业抄书萎缩,但书写文书等业务逐渐开展,或受雇于官府、官吏、富户、社团,或开书铺代办官府文书业务,或为公众服务。无论公私文字均有涉及或包揽,文化含量更高。佣书从文本的复写者升级为文本的制造者,在传承书籍、传播文化、传递信息、服务社会、沟通官民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新型的宋代佣书是宋文化、宋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结晶,一个功不可没的幕后推手。由此映射出一个新境况:宋代进入文书社会,其基础是文化普及,反映了宋代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的新变化、新发展。     

浅析宋代科技发展的思想文化原因

宋代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是比较繁荣的时期。无论从政治、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有其发展的特殊原因。本文从文化政策、科举选关、教育制度三个方面浅析宋代科技发展的思想文化原因。宋代科技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宋代整体社会的发展,也对整个社会进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南阳医圣祠新发现晋碑及其有关问题

张仲景,名机,仲景乃其字,是我国汉代医学家。他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为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奠定了理论和临床基础,一千七百余年来,一直为中外学习中医者奉为必读经典,对我国医学发展和中外医药交流,作出了伟大贡献,后人尊称为“医圣”、“先师”。南阳人民为了纪念先哲,鼓励后贤,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在古宛城东郭张仲景的墓地修建了医圣祠(图一)。由于张仲景淡于利禄,反对权豪,厌恶     

试析女性在基督教兴起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公元1世纪——公元5世纪)

基督教认为女性是人类原罪的罪魁祸首,对女性多持贬抑,这使女性在基督教中的影响多遭湮没。然而女性在耶稣的传教、早期家庭教会的发展和早期基督教人数的增长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为基督教的兴起和早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