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谜底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我参加了审查胡风案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17日清晨．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当时,我担任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具体分工协助部领导管理文化艺术系统的干部。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捕李嘉陵的工作。拘捕绿原则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胡伟德两同志负责进行。     

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     

在湖北省政协工作的简要经历

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各个时期,都曾做过统战工作,但不是专职。我在政协专门任职,是从1955年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开始。1955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第一届委员会,我被选为第一次全体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这次大会选举王任重为省政协主席,副主席有胡金魁、周苍柏、崔国翰、何耀榜、李西屏、涂云庵、李步青、耿伯制、周杰。秘书长谢威。嗣后我就由省劳动局长调任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负责省委统战部与省政协日常工作。1959年6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武汉蔬菜市场是怎么放开的

我是1984年从市人民银行调到政府来工作的。开始是调我到财办,财办撤消成立商委后,我又到商委去工作了。随后组织上又任命我为市政府副秘书长,11个月后提拔我为副市长。从副秘书长到副市长,我一直在和财税、金融和商业部门打交道,开始那几年的商业工作,有很大的精力都放在群众的"菜篮子"上。     

武汉蔬菜市场是怎么放开的

我是1984年从市人民银行调到政府来工作的。开始是调我到财办,财办撤消成立商委后．我又到商委去工作了。随后组织上又任命我为市政府副秘书长,11个月后提拔我为副市长。从副秘书长到副市长,我一直在和财税、金融和商业部门打交道．开始那几年的商业工作,有很大的精力都放在群众的“菜篮子”上。     

参加理论务虚会的经过

正参加会议的经过据说叶帅提出,在党内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耀邦当时主持中宣部,就由耀邦来召集。这个会,事前通知我参加。后来,我才知道是于光远提的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仲方同志跟我很熟,他在群众出版社的时候,是我的老上级。那会儿,他是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任群众出版社的副社长。理论务虚会开会时他任中宣部秘书长。会后,王仲方有一次跟我说:"别人说你是我提的名,不对,是于光远给你提的名。其实,咱们在很多事情上意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

问题的提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1979年后,这个冤案才彻底平反。从文艺界一些老前辈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始于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     

沈壮海

正沈壮海,男,1971年生,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武汉大学中外德育研究中心秘书长,武汉大学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校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社会兼职有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全国青年联合会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联谊会常务理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     

茅盾在作协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30年,虽为一普通干部,有幸也常能见到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的讲话;看到他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及他的处境;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或有事被指派去他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茅公的点滴往事。     

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始末(四)

周扬的发言成了作协反右的信号 中国作家协会重新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件的党组扩大会,从1957年6月6日始,开了3次暂时休会以后,于7月25日突然复会,即召开第4次会议,会场由作协小会议室改到中国文联大礼堂。参加会议的人由四五十人扩大到二百余人。到会的有作协、文联、各协会、文化部、中宣部以及党外著名文艺家。     

柴静 从自我中解放出来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     

感谢西藏

几天前，一个在西藏生活多年的中国作家对我说：“一旦你踏上西藏的土地，你的生活就会发生某种变化。”他把我当作一个例子：“１９９４年你去西藏旅游，现在你在做西藏文学的博士论文，说不定那将是一生工作的地方。”那时，我还不太在意，只是隐隐觉得他言之有理。国内...     

镌刻在雪域高原上的历史丰碑——邓小平与西藏

邓小平对西藏有特殊的感情,对那里的工作也特别关心。1978年他访问尼泊尔途经西藏高空时,曾提出去西藏看看,后因故未能如愿。1981年我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时,邓小平又转达上述想法,并问能否去西藏,我回答说可以。原因是条件不同了,现在下飞机乘汽车,车上配有氧气,拉萨住处送氧设备更全,问题不大。后来也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他感到遗憾,我们因未能在西藏见到老首长也感到遗憾。但对他与西藏解放和发展的紧密关系,则更在脑海中萦绕。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刘伯承、贺龙、李达、张际春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广东省委、省政府组织编写《广东改革开放纪事》

2008年3月28日,《广东改革开放纪事》编写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肖志恒主持会议,《纪事》编委会主任、副省长雷于蓝对编写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编委会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谭一鸣,省政府副秘书长杨绍森出席会议,编委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陈强出席会议并对《纪事》编写工作作了说明。     

谢非牢记小平嘱托奋起“追龙”

1932年11月4日,谢非出生于广东省陆丰县河口镇对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7年11月在陆丰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7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55年6月以后,谢非历任广东省陆丰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县委书记。粉碎“四人帮”以后,谢非调任《红旗》杂志社担任三人领导小组成员。1979年11月后,谢非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83年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第一书记、书记）兼省委秘书长、     

斐济岛遇险

斐济岛遇险于楠译当我在收拾行装要出门去旅行时,我已经发誓要去过一下冒险生活。如果你是１７岁了,你又住在一个小地方,我想你也会同我一样想。刚刚在两周前我中学毕业了。现在我正在一架去南太平洋的飞机上,我的朋友约瑟·盖伯和他的一家人去度假。我们是去莱莱瓦,...     

我给苏振华同志当秘书

1952年秋天,我在贵州省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工作。当时入党不久,工作热情很高,一心想把工作搞好。就在这个时候,省委副秘书长闫学增同志找我谈话。他说,苏政委（因为他是省委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大家都习惯地这样称呼他1想物色一个合适的秘书,我们认为你比较合适。”     

面孔

洪学智前志愿军副司令将军逝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兼政治委员洪学智,因病医治无效,于11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洪学智同志192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我与故宫文物

我与故宫文物那志良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的元旦,我到我的老师考据家陈垣先生那里拜年。陈先生告诉我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在加紧办理点查工作,需要许多人,问我愿不愿去工作,并且还劝我：＂现在去参加了这个工作,等到点查完毕,可能成立一个博物院,你若是能在博物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