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平民住宅及其制度创建——以北平为中心的研究

民国时期,南京、汉口、北平等城市为缓解低收入市民居住困难,由政府出资,选定地块,兴建租金低廉的平民住宅。这是国民政府寻求解决城市住房短缺、房价过高难题的一种带有社会救济性质的尝试,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思路和见解。特别是北平市还制订了有关平民住宅的地方法规,设置专门机构,实现了政府对廉租住房在分配、使用、修缮、征收租金、维持秩序等方面的有效监管。然而,由于政府财力所限,平民住宅出现供应严重不足、居住资格监管不力、居住环境恶劣和物业管理滞后等问题,其建设没能坚持和扩大,其制度也逐渐形同虚设。     

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粮食市场

粮食贸易在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粮商及粮商组织、粮食加工和运输、粮食价格、粮食集散和粮食存储等几个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粮食市场的基本情况。粮食贸易将大量的基层市场、少量中间市场和几个中心市场联系在一起,粮食价格的趋同性表明这个地区当时存在着完整的粮食贸易体系,但相关市场特征又表明这个市场是不完善的。     

民国时期北平市域的拓展计划初探

民国时期北平曾制定过市域拓展规划。这个规划没有实施 ,但有较大的影响。本文依据《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等文献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当时北平市域拓展方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论述了拟拓区域的地理状况及其与北平的关系 ,阐明了北平新市界拓展计划的意义 ,分析了北平市域拓展计划不能实施的原因 ,认为当年的规划设计虽未实施 ,却仍不失其科学价值     

民国时期城市失业保险制度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世界性的失业危机蔓延全球,30年代中国受其影响造成严重失业。在借鉴世界各国治理失业的经验,发展民国时期的失业保险制度。主要介绍世界失业保险制度的概况及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     

城市区位景观尊严规划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景观空间研究由"物质景观"转向了"物质与文化景观并重"的研究,其本质在于从人本主义视角探究不同景观的区位价值和区位重构关系,尤其关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质量观下的人居环境景观与景观的社会公正配置与规划,从而响应不同的区位价值,满足阶层化下的人的区位尊严需求。本文重在从行为文化区位景观价值视角探讨城市区位景观价值的演变特征、区位景观理论的内涵与构成及区位文化景观尊严规划的原理构成等。     

民国时期的北平大学区风潮

发生于1928年6月,结束于1929年6月的北平大学区风潮,是一场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改革教育行政制度而引发的学界反抗运动.该风潮的发生与南京国民党政权改革教育的举措密切相关,诱发此次风潮的原因,则在于当时大学区制度在北方之实行.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区位分布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领域和地域的逐步扩大,在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但地域分布很不平衡。章从地区和城市这两个层次分析了其分布的总体特征,并认为影响外资金融机构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是市场规模、政策导向、人力资源、信息流通、历史传统和地缘经济等。今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外资金融机构将逐步向内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外资金融机构数会不断增加,但现有的总体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外资金融机构仍然会向几个主要的金融中心集聚。     

宁波航空港的区位优势及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文章在分析宁波航空港现状规模的基础上,首先对宁波空港的区位特征进行研究,然后论证了宁波空港经济腹地经济特征及经济地域结构,最后采用包括灰色系统理论在内的几种方式对其发展规模进行预测,并提出空港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西汉初年汉郡区城市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探析——张家山汉简研究

区域城市等级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张家山汉墓竹简》记载了西汉初年帝国直接统治区(即汉郡区)内四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名数及其最高管理者的秩等,为城市等级划分提供了依据。综合历史文献及区域环境因素,探讨西汉初年汉郡区城市地理问题。得出不同类型城市等级不同,以及城市等级越高越密集于区域核心的空间分布特征。     

八年沦陷时期的北平城市规划及其实施

北平八年沦陷期间 ,日本侵略者为把北平作为在华北沦陷区的统治中心 ,制定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并予以初步实施。本文依据多方面的文献资料 ,论述了提出该计划的政治经济背景、都市计划的基本思路和实施状况 ,并对相关的城市规划与实施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评价     

民国外交官学历背景之量化分析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外交官学历状况的量化分析,认为国内外高等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成为民国外交官学历出身的主途,这既反映了中国近代外交集团精英化的建构特征,又为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走向增加了诸多变数,同时亦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教育的某种缺陷或弊端.     

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

日常生活是人类尤其是普通民众惯常的经历和感受。日常生活史在研究内容上与社会生活史有类似之处,但它主要强调站在日常生活经历与体验的立场上观察历史、叙述历史。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日常生活既是民国历史的影子,也影响了民国历史的走向。与民国日常生活史相关的研究,多发表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五六年之间。这些研究大致涵盖了日常生活史的各个主要方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史研究中日常生活史的失语状态。但就总体来看,自觉地以日常生活的视野进行研究者较少,尤其是缺乏个人经历、心灵体验以及对生活表象背后的意义的挖掘。     

论民国时期的营业税税率与税负

营业税是民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现代税收制度,随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作为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民国时期营业税税率经历了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定额税率向南京政府时期的比例税率的转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营业税税率设计存在差别比例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模式。抗战和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步统一及大幅提高营业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营业税纳税人实际税负的增加是税率因素与非税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营业税在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同时,也给工商业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扫盲和文化教育、引进和推广动植物良种、尝试建立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移风易俗、倡导合作组织、加强农村自卫等方面.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可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某些参考,更在于其所遗留的丰富精神遗产.     

回顾与展望: 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

近30年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地区从无到有,有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相对完整的学科。大陆民国史研究的主导史观大致经过了从革命史观到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历程。进入21世纪后,民国史研究更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新史料的运用。民国史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对研究对象与范围进行重新界定,构建新的解释体系与加强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土地转租问题探讨

Subletting land was widely practiced throughout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various modes of land subletting in the Chengdu Plain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cluded sharecropping, contracted tenancy and a large-tract tenancy system. The subletting caused many conflicts among tenants, like the transfer of tax liability, etc. The reasons why there were so many lands being leased out were: (1) The ecological pressure caused by a surplus of people with little available land. (2) The civil customs of subletting land and national laws opposed each other but also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3) Subletting land was a supplement of the tenancy system, and also an economic activity driven by interests. Translated by Tian Changfei from Shilin 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06, (3): 85–95     

现代性及其限度：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平议

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其现代性主要体现为法制化程度的提高,平等性和开放性的增强,考试权的独立和考试内容的现代化.但是对经义考试的保留,对传统科举制考试程序的模仿,考试与任用的脱节,党治和军治色彩的存在,个人因素的干扰,派系势力的抗拒等,又使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现代性受到极大限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中国红十字会所从事的各项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计分两大部分：一是对于各种兵灾的救赈,包括1913年的“癸丑兵灾”、张家口兵灾;1914年的山东兵灾、皖豫两省兵灾;1916年的护国战事兵灾以及其他各地的兵灾等等。二是对于各种自然灾害的救赈,包括水灾、旱灾、风灾、震灾、火灾、疫灾、荒灾等等。在平时,红会还开展了治病防疫、施医赠药等各种公共卫生活动。中国红十字会的活动表明,慈善是一种社会动力,是调节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Forming an anti-imperialist national identity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Finnish interpret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Finnish national identities because they expressed the shared experiences of newly established Finnish communities, and they were crucial in constructing a new nation. It also explores created images of the Finnish and Finland, as well a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especially after Finland gained independence in 1917. Another aim is to examine those Finnish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that supported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specific emphasis will be on analysing the largest and sometimes cross-functioning Finnish groups in China: the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nd the commercial community. By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namely, discourse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shows how the Finnish community created alternative, sometimes imaginative and frequently anti-imperialist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new Republican China. Indeed, by signing the Treaty Principles of Reciprocity and Equal Treatment, it was agreed that Finland and China ‘shall enjoy same rights, privileges, favours, immunities and exemptions which [might] be accorded to similar foreign ag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Finnish aspirations were positively regarded by many Chinese, and they respected this quite unique national connection with Fin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