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鸡”喻妓一说

国庆节前，蒙陈锦鸿副主编厚爱，赠我一大摞《羊城今古》。灯下翻阅。在2005年第1期上．见到文友韩伯泉教授写的《广州流行有关“鸡”的熟语》。先读为快。受益。之后，文思涌起，遂有这篇续貂之作。     

“文革”中的“第一”

第一个向林彪“顶峰论”挑战的人 1966年1月,林彪提出“顶峰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大肆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却惊愕地说：“顶峰？难道说不发展了吗？”有人提醒李达：“这是林彪讲的啊!,,李达愤慨地回答：“我知道是他讲的。不管是哪个讲的,不合平辩证法我都不同意!”     

“论迹”与“论心”

旧时有这样一副颇为著名的对联：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 这副对联富于哲理,且十分通情达理。其中将“淫”视为万恶之首,“孝”为百善之先,并分别以“论迹”和“论心”考察之,于今仍有现实意义。     

“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我当年的“造反”生涯

一段历史流逝的是时间背负的是沉重直面是一种勇气“文革”初期,我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赴京串联之后回到成都,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在北京时,我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     

“三”生万物——浅谈中国传统的“三”所蕴含哲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三”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人行礼要三让、三揖,服丧要三年为期,礼乐要一倡而三叹……“三”字的突出显示了一种文化心态,这种心态一直作用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哲学精神,“和合”、“圆融”,调和、完整、包容而生生不息。而中国植根于农业的人文情蕴和“天人合一”贯穿始终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这一哲学精神的形成。     

李一氓与山西

八年前,我突然接到中联部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李一氓同志逝世的讣告,既未讲追悼会的日期,也没有让我去北京送别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一张通告。但我继续往后看。在另一张纸上印着他感人肺腑的遗言：“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     

“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与“王八”考

据查，“王八”一词已列入《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又作“忘八”、“亡八”，衍生出“王(忘)八羔子”、“王八崽子”、“忘(王)八蛋”等，现在则“乌龟王八蛋”一锅端，上了影视片，成了出现频率颇高的日常用词，但不知怎么总觉得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     

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我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现就史书《汇集》出台前后的那些使我们子孙后代难以置信的情况作一介绍。     

“文革”后期批“黑画”闹剧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制造了以批判一些绘画为主要内容的闹剧。这些批判蛮不讲理,十分荒唐。遵照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和“内外有别”等重要指示,周恩来在出口工艺美术及宾馆布置工作等方面,作了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的安排。1971年,周恩来明确指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从古到今都要有些。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由于这是一项新任务,缺乏经验,特别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利于创…     

用心何其险恶——台湾“住民自决论”

“台独”分子曲解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捏造出莫须有的“住民自决论”来为其实现“台独”的诉求制造理论基础和舆论氛围。这一理论在发展变化之后,危害性更大,对祖国统一大业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经由“台独”分子的共同努力,“住民自决论”完成了传播地域从海外到岛内,从最初的只言片语到一个完整理论的过渡。     

贵州“文革”初期琐证

1966年国庆之后,我从新华社被派往贵州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倒也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兴起初期时的一斑状况。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     

“天天读”备忘录

1968年秋,我在河南郑州,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在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些小学六六届毕业生终于升人中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复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阶级斗争”这门“闹革命”的主课。整天价不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礼”的延续——精神现象零拾

我们喜欢夸赞自己是“礼义之邦”,但对什么是“礼”,却大体是想当然的,我也如是。及至翻一下旧籍,才知道原来是那样繁复的一套体制和规矩。官制是由礼制定的,服饰是由礼规范的,行为是由礼约束的,言语也是由礼节制的,一句话,从出生到死亡,不同等级的人,视听言动,都有礼的规范。这也就难怪儒学要称为“礼教”,而孔老夫子要说,在上的如果“好礼”,在下的就“易使”了．     

“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一 自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社会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     

贵阳为何称“筑”

近年来,报纸、电视常称贵阳为“筑城”。友人问我其原委,我告诉他李梦骅先生(笔名“牂牁叟”)曾写有《贵阳与竹》(载1996年8月16日《贵阳晚报》。以下简称“李文”),已作了解释,读者有的可能未见到。随着这一名称使用的增多,似有再谈的必要。本文沿用李先生的观点,对有关史料进行了核实,并作一点补叙。     

西藏博物馆里的“史前文化”

1999年10月5日,西藏博物馆正式开馆了。作为首次与观众见面的基本陈列内容,博物馆共开放了四个展厅,分“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民俗文化”四个部分。在这里,我想重点对“史前文化”的陈列展品和西藏史前文化及其相关研究作一简单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