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道”的罪恶内幕

半个多世纪前,作为各种反动会道门之首的“一贯道”曾经喧嚣一时,如今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充满了罪恶的邪教组织被掩埋在历史的灰尘中,不为人所知。本对它的来龙去脉作翔实揭露,告诉人们这一段不应被忘却的历史。     

唯物史观教育五十年回眸

由于“法轮功”的兴风作浪,人们吃惊地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唯物史观的教育被严重地忽视了,以致极其粗俗浅薄的歪理邪说竟然能够俘虏那么多人,包括相当数量的干部和党员。这不能不引起一切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的人们认真反思。“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这种反思应当受到鼓励。在反思中间,回顾一下建国五十年来的唯物史观教育,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我想是必要的,有益的。     

设置同"法轮功"邪教斗争专记构想

续志必须记述同“法轮功”邪教斗争。设专记集中记述,有利于揭露“法轮功”邪教的反动本质,有利于后人对志书资料的使用,有利于编者操作。要写好专记必须明确记述要点;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四川民间邪教组织的起源与消亡

会道门是以民间宗教形式结成的社会团体的总称，民间旧称“道门”。作为民间信仰形式之一，其与中国传统化和正统宗教有密切联系，尤与道教关系为甚。     

从“蚁族”等词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蚁族"群体尴尬的生活现状备受关注,本文从分别从对"蚁族"概念的界定,试图勾勒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窘迫的现实社会图景,并分别从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视角,动静态结合分析"蚁族"存在的社会原因及这一群体的发展困境。     

“以法治国”发稿追忆

一个重大提法(口号)的变化,往往能体现历史前进的步伐。在经济方面,从解放初期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到而后的“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40年,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工作认识的深化。政治从来比经济复杂     

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与美国工业社会的成熟

“伟大社会”是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所实施的当代美国最为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纲领的福利计划、反贫困计划、保障民权的举措以及税制改革、城市更新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动,在立法上都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在实践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它把美国进一步推向“福利国家”的道路,缓和了美国的社会矛盾,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它部分地解决了美国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推动了美国工业社会的完善与成熟。     

“法轮功”现象剖析

“法轮功”现象是指以“法轮功”为代表的群众非理性聚集现象,这个聚集效应具有某种明显的反社会、反政府和反科学的倾向和性质。历史上在社会矛盾尖锐和社会动乱关头,这类现象其实并不少见。为确保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揭批“法轮功”的思想政治斗争。原先名不见经传的“法轮功”及其头子李洪志突然变成了传媒报道的中心,而与此相应的“法轮功”现象则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的武汉社会

湖北人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作出了比较多的贡献,被视为中共"一大"上的"湖北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应该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地区的社会土壤中寻找。在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董必武、恽代英等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媒体的发达与教育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为他们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工商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结合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董必武、恽代英等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征途。因此,湖北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创立的六个地区之一和重要发祥地,在"一大"上出现"湖北现象",不是偶然的。     

村落中的"神"与"像"——山东民间臆造神信仰的现存形态及其社会意义

引言村落,是民众春种秋收,生息繁衍的聚居空间。村落中的信仰、禁忌、崇拜是民众思想意识形态的真实体现。走进山东的村落,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积淀形成的古老信仰、禁忌、崇拜,隐性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又以对“神”的敬祀供奉形式,显性地呈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节日庆典等活动中。“神”作为人们想象幻化出的事物灵魂主宰,是没有具体形象的,而在对神的敬祀供奉活动中,人们又需要一个表示对某种事物神灵敬祀的具体可见的崇拜对象,于是人们将抽象的“神”赋予了具体的形象。这便产生了大量作为神的象征、神的化…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江泽民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为此,党的一切活动都应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并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自身建设,使之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切实承担起体现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的重任。     

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史学思想与社会变动之间持续着一种互动。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了汉初史学"过秦"思潮的出现;汉家天子起于闾巷的特殊身份,以及光武中兴使得汉家天下失而复得,引起了汉代史家从神意角度对汉皇朝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汉代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扩大,使得汉代史学具有着浓厚的大一统观念;"汉盛于周"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汉代史学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     

试论创先争优活动的社会价值

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年,同时我们将迎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因此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单是一项教育活动,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在全社会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的价值导向,创先争优活动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本文特就创先争优活动社会价值的重要性及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做一分析阐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金钥匙”

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角度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金钥匙”。为此,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运用好这把“金钥匙”,对于进一步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谈谈西安事变初起时的社会反响

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对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然功莫大焉，而且也是个多赢的结局。但是，事变初起时在社会上的反响不一，可以说反对的呼声更高。知识界反应尤为强烈，当然“左中右”（传统说法）的反应不一致。旗帜鲜明的“左派”或“右派”难免左袒、“右倾”，     

试论近世“兵”的角色演变从《社会通诠》译者序说开去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形色人等俱分进化,社会角色此隐彼现,“用进废退”的社会需求律,成就了御侮平乱的“兵”,近代军人逐渐取代八股士人晋身为“过渡时代”的中坚。严复审视近代社会转型而译介以兵为首的“新四民”观,则对这种历史性变迁作了颇有见地的阐释。     

东亚共同体笔谈——“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东亚共同体”问题已经成了东亚各国学术界不同领域热烈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不仅如此,东亚各国的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也参加进来,以不同方式鼓动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固然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东亚地区前景的担忧,是许多人鼓吹“共同体”意识的另外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经过千百年的演进,东亚似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像现在欧洲国家一样,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还是要重蹈欧洲国家的旧日覆辙,在融成共同体之前也来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无疑,对东亚历史的再认识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目前东亚国家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徘徊在历史中。东亚国家间关系中时隐时现的矛盾和问题,无不与历史的纠葛纠缠在一起。人们不仅要问：我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有多少?或说历史能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什么?正是为了解读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个专栏。应邀参加本专栏讨论的作有在国际学术界声明显赫的“学界泰斗”,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尽管他们的地位和视角不同,观点差异很大,但思考的主线都是“东亚共同体”的历史经验问题,每一篇章都不乏予读以启迪的真知灼见。我们相信这组章会给“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学界朋友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东亚共同体”成功与否恐怕不是取决于对现实的把握,而是取决于对历史的超越。而重新认知和梳理东亚的历史,或许正是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     

唐贞观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考略

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627-649),共23年时间。他的“治武功”,被封建史书赞美为“贞观之治”,也为后世的治史所重视。     

公平社会从哪里来——对话周保松

公平社会,我可以做些什么 人物周刊：在你心目中。怎样才算公平社会？公平社会是否就是好社会？ 周保松：这是一个“What”的问题。对我来说,一个公平社会,就是每个公民能有尊严地活着,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充分保障,同时有平等的机会和经济条件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政府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并尽量避免生产工具和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传统社会组织与京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

京族历史上存在的传统社会组织"翁村",在管理民族内部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翁村"的作用虽然弱化了,但是其影响并没有消失,直到现在仍在本民族内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在管理村寨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工作的不足。传统社会组织是京族地区社会管理中不可替代的本土资源,同时也是京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应充分利用传统社会组织的积极因素,促进京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