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张子行墓志三题

<正> 《文物春秋》2002年第3期刊载了贺勇、刘海文先生的《金代张子行墓志初探》一文,对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辽金张氏家族墓群出土的金代张子行墓志进行了初步考释,并附有墓志录文与拓片。笔者据此对该墓志所涉及到的金史上的三个问题再作一些赘述,敬请方家教正。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仔细研读墓志拓片,发现贺、刘的墓志录文有一些差错,因此笔者直接引用的是拓片上的记载。     

《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

太原隋代虞弘墓共出土两方墓志,一方是虞弘本人的,一方是他夫人的,因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虞弘墓志》。《虞弘墓志》内容与石椁雕绘相互呼应,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雕绘图案的补充和说明。志中所载墓主的国籍鱼国,是一个史书失载的古国,据志文,仅知其国原在西域,后进入北魏与柔然势力范围     

北魏宁懋墓志再释——答胡顺利同志

《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二期发表我的《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一文,对宁懋墓志作过录文和浅释。《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刊登了胡顺利同志的《北魏宁懋墓志释补》,对我在墓志录文中:“妻荥阳郑□女,太武皇时,蒙授服常侍,郑口女遗姬以去。”几句提出不同看法,并在结语中认为:“郭同志所作宁懋墓志录文中的‘太’字,似应作‘宣,字为是,‘太武皇时’实应是‘宣武皇时’。墓志所云当指为北魏宣武帝诏     

新出四方北朝韦氏墓志考补

《韦或墓志》、《韦彪墓志》、《韦或妻柳敬怜墓志》、《韦彪妻柳遗兰墓志》四方北朝墓志于1998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韦曲北原出土,前贤已有部分研究,然主要集中在韦氏家族世系方面,现撮取墓志中的部分资料,对北魏东豫州刺史、孔子庙学、襄阳爵、柳元璋等问题作点滴考补。录文依据墓志拓片,并参考周伟洲等先生的《新出土的四方北朝韦氏墓志考释》和罗新、叶炜先生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录文。     

跋《北齐娄睿墓志》

1981年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北齐娄睿墓,整理了该墓出土文物,发现了娄睿墓志一方,名日《齐故假黄钺右丞相东安王墓志之铭》,墓志铭共三十行,每行三十字,其拓片载于《文物》1983年第10期。现录其原文如下,并加以句读: 王讳睿,字□□,大安狄那汗殊里武明皇太后兄子也。观夫崇墉(?)踱,峭拟削成;远叶长枝,郁同扶木。至乃世     

宋常祜墓志铭补说

《物春秋》2005年第4期刊发了吴磬军先生的《宋常祜墓志铭浅说》一,对志主常祜的生平进行了探讨,还配发了墓志铭的录和拓片图版。笔对这通宋代墓志十分感兴趣,反复阅读把玩,发现吴先生对墓志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故作小以补正之。     

新见唐代吴郡陆氏墓志四种

<正>近日得见唐代吴郡陆氏墓志文字四种,出自陆氏两个显宦家族——太尉枝和丹徒枝,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且多未见于其他公开出版物。现录其全文并略加考释,以补史籍阙漏。一、陆元方女墓志陆元方女墓志,出土时间不详,拓片分三张,一张是志盖拓片,一张是初葬时的墓志拓片,一张应是迁葬时所刻铭文拓片。其中墓志高、宽均36厘米,志文18行,满行18字,隶书。     

隋张通妻陶贵墓志拓本四种

《张通妻陶贵墓志》刻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清乾隆年间陕西西安出土,首题“大将军昌乐公府司土行参军张通妻陶墓志”,19行,满行19字,楷书,有方界格。著录见《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集古求真》、《八琼室金石补正》、《陕西金石志》、《成宁长安两县续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等,全文见《古志石华续编》、《志石文录续编》、《关中石刻文字新编》等。志主陶贵,丹阳人,乃大将军昌乐公府司土行参军张通之妻,卒后葬于长安县龙首乡。《张通妻陶贵墓志》乃隋志中之佳品,其书法秀劲端雅,一直以来评价极高,是临习隋楷的最佳范本之一。     

《唐陈君(善)墓志》录文校释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收录有《陈善墓志》,上册存其拓片,下册附释文,可参照阅读。但因原石蚀泐等原因,释文多处误读或未能识读,这严重影响研究者对此出土材料的正确使用。依照拓片对释文进行校勘,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拓片记录内容的原貌。     

“程翰林墓志考释”疑义

《文物》1995年第10期刊登了黄震云等先生的《<程翰林墓志>和程咬金家世生平》一文,揭载徐州新发现的程知节(咬金)四代孙程翰林墓志,并对墓志及程氏家世作了考释。黄文考释尚有若干疑义,兹提出以就教诸位专家。一关于程翰林墓志释文考释将程翰林墓志拓片照片及录文同篇发表,可资对照。经对照,以下几处尚可商榷: 1.“考荣□,皇谏议大夫,陇州司马。”     

“咸阳市渭城区出土的唐墓志”表异

《文博》1993年第2期刊登了马先登、李朝阳二位的《咸阳市渭城区出土的唐墓志》一文,介绍了近年出土的四合墓志,“为研究唐代政治、军事、文化和咸阳的地理沿革提供了实物资料”.文章并附有四幅墓志拓本照片,便于读者与录文相互对照,理解墓志内容.兹就该文的录文释读和标点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以供作者及研究者参考.一、寿昌公主墓志盖据作者介绍,寿昌公主墓葬已被破坏,志石佚失,仅得刻有“唐故寿昌公主墓志铭”九字的墓志盖.这位寿昌公主,作者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定为”睿宗十一女……降崔真”.但据《新唐书八三·诸帝公主传》所载,除睿宗十一女之一为寿昌公主外,代宗十八女之第十五位亦称“寿昌公     

跋唐扶余隆墓志文

扶余隆是朝鲜古代史上三国时期百济国第三十一位君主扶余义慈之子。此人在史书中无传,只是散见于《资治通鉴》、新旧《唐书》中“东夷”及“高宗本纪”等条目中。罗振玉编《芒洛家墓遗文》一书收有《唐扶余隆墓志》全文。结合史、志,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扶余隆被俘入唐后的经历,更可从中分析扶余隆本人的行为及心态对百济国最后命运的影响。据罗氏《芒洛家墓遗文》载,《唐扶余隆墓志》“高二尺四寸五分,广二尺四寸八,二十六行,二十七字,正书”①南京博物院藏有此志拓片,拓片纵横均在５７厘米左右。拓片所见与罗氏所载完全一致,只是…     

唐《杨筹墓志》补释

正唐《杨筹墓志》出土于西安市缪家寨村,原作者对其进行了释读和考证[1]。然而对照墓志拓片,通读墓志释文,发现有少数文字著录的错误以及断句不当的情况,现据拓片予以补释。一文字著录问题墓志第15行,原释文作"寺必机砚",此句图版仅前两字稍磨泐,"砚"前一字作,应为"柷"字。"柷"为一种木质的打击乐器,在唐代较为流行,唐代太乐署,"凡天子宫悬钟磬,凡     

建衡三年佛像砖略说

浙江临海市博物馆藏“建衡三年佛像砖拓片二幅,现将佛像砖的艺术特征和价值等问题作一简单介绍。 一、佛像砖之发现 临海市博物馆藏“建衡三年”佛像砖拓片共二幅,为清临海章安(今椒江市章安镇)陈春晖所著《运甓录》一书所收。 《运甓录》原为稿本,未见刻本流传。1992     

《唐刘献墓志铭》初释

业师孙继民先生藏有《唐刘献墓志铭》拓片一件,系先生于1998年购于石家庄化市场。卖主言此拓片为其前代收藏品。墓志原件的出土及流传情况不详,据志中所说的墓主“终于恒府私第”及所葬之地“府城东北七里尚德之原”、“恒山之右,滹沱之北”,可以推断,其应出土于今河北正定一带。     

《陆让碑》撰人

陕西三原县存《陆让碑》,为唐初名碑。今人杨震方《碑帖敍录》称此碑“为唐碑中有数之作”,其文亦“可补史之逸”。明以前未着录此碑,至清初发现时,已残泐殆半,今存字更少,撰者官衔仅存“洗马”二字。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六所载此碑撰书人署衔为：“太子洗马艹陵囗囗撰,太原郭俨书。”     

“干章铜漏”辨正

1976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发现了一件铜漏.《伊克昭盟发现西汉铜漏》一文介绍说:“壶内底铸出阳文‘千章’二字.壶身外面正当流管之上,阴刻铭文一行: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在第二层梁的长方孔两端阴刻中阳铜漏四字.”刊登该文的《考古》1978年第5期的图版拾壹有铜漏器形和铭文的照片.转载该文的《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的图版拾玖有铜漏铭文的拓片.审视照片和拓片,壶底阳文第一个字作“￥”,壶身阴文第一个字“干”,这两个字都应释作“干戈”之“干”.     

《文物春秋》诸碑录文疑义之商榷

本文对《文物春秋》近几年刊发的10篇介绍碑碣、墓志文章中的录文做了认真的考证,在对照原作所发拓片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中有疑义的字句逐一列出,重新做了录文,并阐明了订正的理由和依据。     

读《宋渤海公墓志铭考述》

我怀着很大兴趣读了《宋渤海公墓志铭考述》(载于《文博》1998年第4期),以下简称《考述》,引发出一些看法.墓志的录文与标点,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1.“教予弟儒学”、“训诸予日”、“太予社”、“视众幼予”、“欲予孙人仕”,其中“予”字均“子”字之讹.2.“吾时命不与,不为世用.“与”字似为“遇”字之讹.3.《始娶韩氏郭(?)亲族;”“(?)”为“(?)”之讹,“(?)”即“悦”.这句话似应标点为“始娶韩氏,郭(?)新族”因为关于韩氏的记述,至此已经完结,下面全是“次娶李氏” 之事.     

山西太原唐代赫连山、赫连简墓志校补

赫连山、赫连简墓志2014年出土于山西太原,于《文物》2019年第5期刊布发掘简报[1]。据《简报》介绍,两方墓志皆由志盖、志石扣合而成。赫连山墓志盖顶有3行阳刻篆书"唐故赫连君墓志之铭",志石方形,边长57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2竖行,行22字,计471字(图一)。赫连简墓志盖顶同样有3行阳刻篆书,文作"大唐故赫连君墓志铭",志石方形,边长54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3竖行,行23字,计482字(图二)。《简报》对两方墓志的释录及断句有可商处,今据拓片予以校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