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使人民解放军仍然听从党的指挥,英勇地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许多重大任务.实事求是地回顾这一复杂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成就,深刻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正确认识与评价这段历史,探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两案"的审理及其历史经验

依照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1980年司法机关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由于涉案的十名主犯中有九人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且他们的犯罪活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主任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进行审理.审理工作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两案"的审理显示了法律的尊严,推进了民主与法制的进程,是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     

"文革"时期妇联组织演变的历史考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改造"旧国家机器"的运动指向下,各级妇联遭受了组织冲击,妇联组织的存废也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受夺权风暴和全面动乱的影响,至1968年革委会新体制建立前后,全国妇联实行了"军管",地方各级妇联亦陷入解体状态;妇女组织体系的摧毁和革委会体制的缺陷,使妇女工作弱化,同时也彰显了妇联组织的重要性;随着1970年后中央在妇联组织存废问题上的态度由模糊不定转为明确的整顿健全,妇联自下而上地完成了从基层至省级的组织重建,但由于在一系列理论与实际问题上难以澄清是非,全国妇联的组织重建未能完成.     

《诗经·魏风·汾沮洳》实乃"唐风"论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魏,耿、霍三国,山西南部之地几尽入囊中.西周至春秋时期魏国疆域局于今山西芮城一隅,距离汾水有二百四十里之遥;<魏风·汾沮洳>所云公族、公行、公路等官职皆为晋国所有;该诗民歌的性质及女性抒情主人公的身份排出了作者魏人客晋的可能.笔者以为,作为今存最早的"汾水之歌",<汾沮洳>乃地地道道的晋诗(即唐...     

"郑亳说"不合理性刍议

"郑亳说"否定隞都说的理由不充分,把郑州商城确定为商汤亳都的文献依据也缺乏可信性,郑州商城一带很少发现与汤亳相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及与汤相关的传说,尤其是偃师商城的发现和郑州小双桥遗址被"郑亳说"确定为隞都以后,显示出"郑亳说"的不合理性.     

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功之路--"双百"方针、"二为"方向述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1980年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总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办法,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功之路.     

我国文博文创工作"十三五"总结及"十四五"建议——基于全国71家文博单位的调研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文博文创工作快速发展、质效高速提升的重要历史阶段.对全国71家文博单位相关工作的调研显示,这一时期,文博文创在发展规模、馆企联动、品牌转型升级、"互联网+"、政策完善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红色文博文创发展力度有待加强、整体发展水平在产品类型和地域上双重不均、授权机制混乱造成文化溢价失范,这既有文博文创工作自身局限,也有客观外在原因."十四五"期间,可通过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和授权机制创新两条路径,促进文博文创工作稳定有序向前发展.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之刍议

198 1年 6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历史决议》) ,在简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时指出是“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1 ]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著、教材等也都引用了这一说法。① 《历史决议》同时指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 ,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1 ] 学术界普遍赞同这一判断。196 6年 5月和 8月 ,党的领导人通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述评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史研究者极为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科研环境的优化及相关史料的涌现,关于"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对"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一回顾与评述,将有助于"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线建设的物资保障

三线建设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是我国国民经济计划重点确保的项目.当时我担任物资管理部部长,直接参加并领导了物资战线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     

"香花僧秘典"、"万五道宗"、"西鲁故事"与天地会起源

20世纪90年代,福建诏安长林寺遗址、万五道宗遗迹以及被罗炤取名为"香花僧秘典"的手抄本的发现,曾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因"秘典"中抄录了一些与天地会有关的内容,罗炤先生又确认"香花僧秘典"的主要部分系出自万五道宗之手,故认为"秘典"乃研究天地会起源之珍贵史料,万五道宗乃天地会创始人。这一结论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天地会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2006年笔者在福建东山苦菜寺拜访了该寺住持白文太,见到该"秘典"的真本《正源》。两相对照,发现《正源》中并没有涉及天地会之内容,"秘典"中所载天地会之人物、诗句,乃抄录者所添加。"秘典"既有"同盟会"字样,说明绝非出自康熙年间万五道宗之手,故不能作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依据,有关结论也难以成立。但诏安长林寺遗址的发现,却有助于解读天地会《会簿》中西鲁故事。     

"不从国教派"的复兴与19世纪英国宗教多元化问题述论

新教非国教派是19世纪英国宗教多元化加速推进的主要力量之一,其自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的发展壮大,为其积聚力量蓄势待发的重要阶段。整体而言,此一时期"不从国教派"呈快速扩展之势,但具体到不同教派,则情形有异,不可一概而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不从国教派"之发展壮大的意义在于,它促进了以宗教平等为内容的"真正"宗教多元化时代的开启,进而深刻影响着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宗教进一步迈向平等化的进程;而"不从国教派"阵营内部的不同发展情形则表明,"不从国教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体,其内部诸教派各有所持,隐伏着相互矛盾、冲突乃至分裂的可能。"不从国教派"内部诸教派之间的差异及其所隐含的分化倾向,虽则不利于其力量整合,但同样暗合了宗教多元发展的内在要求。     

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述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作为我国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一项基本国策,"一国两制"构想从提出到实践,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     

“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种“欧洲中心论”。它们是一种同构关系。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三种批判形式。批判“欧洲中心论”不仅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而且有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将本土学术资源与西方的学术成就结合起来,是创建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必须跨越的路径。就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只有构建世界史阐释的“多元主义”视角,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完成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认真做好"补遗"工作

由于种种原因,首轮志书中存在内容缺漏的现象。针对这一缺憾,第二轮修志过程中,一定要进行“补遗”工作。修志工作者必须端正态度,树立对前志“补遗”的使命感,确保续志“补遗”的完整性。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实为宗”,“据事直书”,还历史一本来面目,留下一部真正可为明鉴的“信史”。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

1956年10月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危机对中国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和巨大震动。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加紧思想教育。针对铁托的演说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面对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执政党的主旨是调整原有方针、政策,采取某些“让步”措施。而毛泽东则把社会思想动态问题看得比较严重,为以后的“整风”和“反右”埋下了伏笔。     

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学

当代中国史是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一门学科,也是目前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口述史学的出现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也顺应了国史变革的方向。寻求二者的最佳结合途径能使二者相得益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通过开展口述史来拓展研究视野,活跃研究思路,并弥补与修正史料之不足,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面向社会公共教育和启迪的功能。     

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

城市蔬菜供应关联"民众一生活"和"社会一管理"两条渡动线,难怪通过"文革"夺权的造反派,在蔬菜供应淡季时,也得派人勘踏田头,各方调运,促进上市."文革"前,上海以三角地菜场为服务典范;"文革"中,上海以长寿支路菜场为服务样板.前后"优质服务"的套路、特色并无二致,支持系统的政治符号和政治指向,却因强调为"政治路线服务"而不一样.同时,蔬菜供应的背后,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盗窃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