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

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之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现实有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当时中共已是一个国内国际有影响的党．以后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

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中,不同人物对接纳西方科学文化有或深或浅的解读,其中,“道器”与“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是近代中国人解读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试论“重建”之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中国古代有重建损毁建筑之传统,或因表达文化传承之精神,或因地方记忆再现之需要。近代以来,由于对建筑遗产历史价值的强调,基于历史真实性的考虑,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将"重建"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遗产保护行为,明确反对建筑遗产的重建。然而,"重建"部分承载了地方文化记忆的建筑遗产,客观上具有复兴地方文明、延续文化记忆之意义。特别是随着人类文化视野的逐渐开阔,基于文化多样性及遗产文化价值再现的目的,"重建"已逐渐成为国际遗产保护领域讨论的热点,《奈良文件》的达成,表明遗产真实性应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予以思考。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语境下,重建部分已毁的标志性建筑对于民族文化之传承、城市精神之弘扬有一定的意义。     

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几个特征

主流文化也称主流意识形态,或称“文化—意识形态”。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根源于社会转型、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它滥觞于明清之际,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是在学术蜕变、儒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二、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三、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和时代主题下完成的;四、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并没有终止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主流文化完成了二千多年最伟大的一次转换,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传统仍在不断秉赋新质和创意。转型不是固型,任何主流文化都要在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申日臻强化和完善自身。     

礼仪重建与地方文化传统

在经历百余年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变革之后,现代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礼仪阙失”现象,正面临着“礼仪重建”的困难任务。传统国家及其文化赖以证明其“正     

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促进修志工作繁荣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八十多年艰苦奋斗中,探索、形成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丰富多彩的先进文化中,地方志以深厚的底蕴,丰富和繁荣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先进文化。在新世纪,广大修志工作者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指引的中国先进文化旗帜,按照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将内蒙古的修志、续志、用志工作推向新阶段。     

“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笔谈——什么是启蒙运动

近代启蒙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鉴此,本刊特约请国内一些富有思想深度的学者,共同探讨“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问题。学者们或者站在历史的情境之中,解读卢梭的“公意”学说和自由思想及其对于近代启蒙的意义,从而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问题;或者以康德的启蒙学说为切入点,深入剖析20世纪中国两次启蒙的缺陷;或者考察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向学说的前瞻性与历史局限;或者通过对启蒙限度的考究,凸显正当信仰的重建在科技理性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本组笔谈注重史实,富有历史使命感。本刊相信,在倡导科技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组笔谈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谈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于文杰博士的协助,在此特致谢意。[编者按]     

论《水浒》的民族文化观念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习惯于将一切同伦理道德挂钩,它造成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与此相适应,我国传统文学作品在内容上所展示出来的,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着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执着关注。我们若从这样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化视角去审视《水浒》,就不难发现,在《水浒》一书中,也同样积淀和储存了我们民族大量的历史文化观念,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的伦理观念。本文试就这方面的理解略陈管见。一、“官崇拜”的民族文化观念“官崇拜”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有其形…     

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日本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为中心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盛极一时,取代传统日本汉学占据了日本中国学的主流。与日本传统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褪去了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敬畏,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烙印。本文以日本“支那学”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考察知识分子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关系,反思今日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新进展: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文化热”讨论中重新起步后,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学科建制、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内容和视野日益广泛和多元,研究方法日益自觉和完善,研究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特色近代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条件也逐渐具备。2019年11月1日至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及其价值

增强文化自觉,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宏伟目标。文化上的觉醒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力量,文化上的自觉是一个政党最深厚的根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倡导和发展中国先进的文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本文从文化的本质力量、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来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及其价值。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新收获--《中国近代文化概论》评述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学界的热门课题 ,论述近代文化的著作也屡见不鲜。龚书铎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 (中华书局 1 997年 9月第 1版 ,以下简称《概论》)就是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可喜的收获。全书分 1 4章 ,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近 80年间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与同类著作相比 ,《概论》一书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面貌。一、系统阐述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文化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关于“文化”一词的概念问题。中外学界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二三…     

浅谈传统文化在近代东北地区的演变

浅谈传统文化在近代东北地区的演变李侃＂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这是一个涵盖面很广、涉及的领域甚多、时间跨度较大的历史学术课题，也是一个讨论得已经很多很久，而且还在继续讨论的问题。这次讨论会在东北的吉林大学召开，我想就＂传统文化在近代东北地区的演变...     

跨文化融合:中国近代教堂艺术的本土化嬗变

中国近代教堂艺术的本土化嬗变,主要表现在建筑传统、民俗文化等对外来教堂建筑坐向、装饰与形式等方面。中国近代基督教教堂艺术的本土化嬗变,绝不仅仅是形式的变化,本质上是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不同文化的融合取决于当地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有目的有取舍的吸收,即能为我所用的自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实生活、中国乡土民俗,必然要对外来的基督教文化和教堂艺术产生一定的影响。     

私塾先生吕丽委

在应试教育一统天下的背景下,竟然出现全日制的私塾,引发争议可想而知光着脚,吕丽委轻盈地在大厅内跳来跳去,接待了一拨又一拨的媒体,回答着一个又一个大体相似的问题。她常用的开场白是:“你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多么?”     

“李约瑟难题”管见——从《伽利略研究》看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李约瑟难题”涉及到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精神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二者之间的不同,西方的将自然界数学化看待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不具备的,而恰恰是这个不同之处导致了中国没有产生出近代自然科学。     

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交融与中国近代化的进展

学术界在近代中国文化的讨论和探索“热”中,不同观点迭现,各种意见分歧。有的对传统文化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有的把传统文化看成是近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其实,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它的历史环境,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片面的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否则,永远探索不出真理。本文拟就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交融、特点及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进行论述,旨在为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提供某些思考与     

中国古代灾害与对策史研究的新起点——读《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

赫治清研究员最近辑了一本集子,名为《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①,近日问世,有幸拜读,不禁感慨系之。首先想到的,倒不是对此书学术水平的评论,而是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研究历史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它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读了《研究》之后,依然让我掩卷深思。特别是在今天,这个问题在一部分人中间似乎丧失了思考价值的时候,我想费点笔墨说一下也并非多余。中国的历史学,自古以来就有“资治”、“经世致治”的传统。不管别人怎样想,我从来就认为它是一个好传统。历史研究并非与现实距离越远才是真学问。中国的历史学萌芽于史官的记事,史官秉笔直书,对现实政治的记录和干预就是一种“资治”。孔子笔削《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更是将历史学作为政治斗争和巩固政权的工具。后世多少儒生和士大夫孜孜于发掘《春秋》的微言大义,或警时世,或为己谋,以为帝王师,成治平之业,更成为一种传统。被后人视为“资治”扛鼎之作的《资治通鉴》,就是这种史学传统的弘扬。前近代思想家和学者提出并身体力行的“经世致用”,蔚然成风,更扩展了“资治”的内涵,对“资治”的史学传统和学术传统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资治”、“经世致用”是中国历史学...     

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与章太炎

胡适与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章太炎是最早主张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整理“国故”,并率先有系统地尝试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他以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以佛教唯识宗为参照,运用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评述,堪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的先驱。胡适则是在章太炎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理国故”运动的创导人,是把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整理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后继者。他以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以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