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地区的文人游风

明清时期的江南,文人士大夫好游成风。文人专心于游事,固然是其习性所使,但事实上也与他们的人生遭际不无关联。而文人们的寻幽探胜、流连风景活动,客观上也产生了积极广泛的文化意义。     

明清江南文才甲天下及其原因

雕鞍劲弩,令人首先想到剽悍的北方草原民族,而杏花春雨,则使人免不了提及江南的文人学士。明清江南骞旗斩将者寥寥无几,而峨冠博带的饱学之士却代不乏人。下面,让我们浏览一下这个地区人文荟萃为天下最的盛况,及其人文活动所凭藉的客观条件。     

明清江南农民“转业”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中世纪的贵妇是社会成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这就肯定了妇女的价值和地位,认为贵妇在中世纪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中世纪西欧的贵族形象与贵妇的各种社会关系,试图勾勒出当时贵妇在社会生活中的状况,有助于了解贵妇这个特殊群体的独特生活方式和文化。     

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纺织业等传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空前增加,清中期以后江南工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根据传统工业从业人口增长这一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标准,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说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     

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 ,传统研究中所认为的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 ,在生产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共同无差别的。但是应该注意 ,区域内地理环境所存在的细微差异 ,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本文以乡镇为集中讨论的对象 ,指出江南传统的大宗生产基本已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 ;而且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 ,既有着共同点 ,更有着诸多迥异之处 ,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 ,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 ,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 ,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 ;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 ,乡村民众的生活形态却因此大为不同     

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

明末以来,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为了缓和这种情况,地方士绅编纂各种劝善书以教化民众,试图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明代后期的江南士绅袁黄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善举运动的倡导者,袁黄的思想不仅对有清一代善书的编纂、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明末以后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     

《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评介

<正>《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为吴仁安教授的新著,2009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78万字,分上、下两编。上编《明清时期的江南及其所属府州厅县著名家族概况》,共四章。第一章论述明清时期江南著姓望族的历史概况与兴衰的深层原因。第二、三、四章分别为《明清时期江东望族个案研究与典型家族史解读》、《明清时期浙江望族个案研究与典型家族史解读》和《明清时期以徽州府为代表的皖南望族个案研究与典     

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 ,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到底具有何种影响 ?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明清江南的情况为例 ,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对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及大众教育的内容 (特别是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培养 )、教育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指出与以往的看法相反 ,科举应试教育并非明清教育的全部 ,而明清江南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对于明清江南经济的成长和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夜航船:明清江南的内河航运网络及其公共场域

航船是一种通称,而夜航船仅是航船的一种。作为一种客货兼运的内河航运工具,夜航船的出现应该是在宋代。在元代,夜航船已成为江南颇为普及的交通工具。至明清两代,航船、夜航船达到了极盛。航船不但有日行或日夜兼行之别,而且有固定的线路,形成了江南独特的水乡航运网络。明清江南航船线路,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省内航线,二是跨省航线。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夜航船是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堪称一处流动的公共场域。清末民初以来,汽船、汽车开始出现,加之内河火轮的广泛使用,显然对传统的航船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最终导致航船业逐渐趋于衰落。     

官民共享空间的形成:明清江南的城隍庙与城市社会

明初,城隍庙作为官方教化场所,江南地方官府对之采取了严格管理的措施,于祭祀礼仪、庙宇管理等方面均作出种种限定。然自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地方官员的怠惰与疏忽,民间力量逐渐介入。后又因地方政府经费受限,城隍庙的修缮与管理也越来越仰赖于民间社会,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它的世俗化。在这一背景下,城隍神越来越多地与官方施政发生了实际的关联,而作为神灵栖止地的城隍庙也被彻底整合进了地方官员的施政体系之中。不过,在辅政于官方之外,城隍神、城隍庙在士民生活中也开始扮演愈益多样化的角色。在特定的空间中,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读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

1997年 ,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的出版 ,就曾获得中日韩三国学术界的好评。此后经过四年的探索 ,他又于2 0 0 1年推出了其新作《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2 0 0 1年 1 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所谓“望族” ,是指颇有声望的家族 ,他们往往在地方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江南“望族”问题的研究 ,2 0世纪 40年代即有潘光旦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问世 ,但潘先生的着眼点是优生学 ,而对望族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未能深入研究。可惜 ,自 50— 70年代间 ,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再未关注 (虽然在这期间曾有张…     

明清江南的铺户当官与官商关系——基于碑刻资料的考察

有关铺户当官问题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明代的南北二京。在晚明至晚清时期的江南,利用"官价"、"借办"等名目盘剥商人的手段一直存在。与明代南北二京的状况相比,江南的铺户当官体现出鲜明的"非正式经费体系"的特点,对此官方的处理态度始终以"严禁"为词,但在地方财政短缺的基本结构之下,这一目标无法真正达成。围绕铺户当官问题的官商博弈,往往形成事实上的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商人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初江南地区的市镇都要标明位于何“都”何“区”,目的是表明每个市镇像乡村一样都要履行纳粮当差的职责。自明中叶以降,以“市镇”为单位的区划观念逐渐流行,但更多的是借助巡检司等县级以下行政组织的管辖区界定其范围。清中叶以后,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方行政运作,相应取得与一向凌驾其上的赋役佥派机构同样的地位,但直至清末民初乡镇自治期间,才逐渐产生出今天所理解的“镇管村”的机制。20世纪初江南地区围绕“市镇”标准问题所产生出的诸多争端,其实是各种基层区划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累积”的结果。     

晚清江南工商业者互助活动的社会环境

晚清江南商品经济发达,以会馆、公所为代表的工商业组织广泛设立,成员内部互助是其一项重要职能。互助活动在清前期已经出现,从嘉庆年间进入了一个发展高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进一步发展。从其内容来看,同乡组织的互助活动以设殡舍、置义冢、资助乡人运棺回乡等“送死”活动为     

对巴人起源于清江说若干问题的分析

尽管献史籍中对巴人起源的记载处在较模糊的状态之中,但对巴人起源于清江以及“廪君”是巴人始祖的观点似乎已被学术界公认。而据近20余年来地下考古发现资料,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巴人遗址多密集地分布在长江西陵峡及西陵峡出口一带的宜都、枝江、当阳一带。清江中上游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长阳“香炉石巴人遗址”,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夏代。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空白,并且夏商时期的巴人遗址发现很少。因此,巴人起源于清江观点不能成立,清江中上游地区的早期巴人应是由清江出口处一带逐渐向中上游地区开发的。     

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

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中打捞出大量中国元代瓷器之后,引起了各国学者与考古学家的普遍重视。几年来通过举办展览、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撰写论文与出版瓷器图录等一系列活动,掀起了研究中国古陶瓷的热潮,对新安沉船及瓷器的研究也引向纵深发展。目前,关于新安沉船及瓷器的研究在有些问题的看法上还存在着分歧,诸如沉船     

晚清江南望族的修谱动员——以《申报》为中心

咸同兵燹对近代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和宗族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为江南望族重建宗族秩序提供了新的契机。战乱之后,江南望族纷纷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掀起修谱动员热潮,试图通过续修族谱来重建宗族秩序。修谱广告内容丰富,尤以修谱类型、谱资来源、修谱要求、通讯地址、谱局和落款等内容为主。虽然在近代化早期,由于战争影响和报纸阅读群体的限制,致使短期内修谱动员效果不佳,但从长时段来看,仍有不少宗族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修谱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