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和谈

在我军沉重的军事打击之下,在敌人内部,特别是在傅作义将军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加速和扩大这种变化,电示平津前线司令部,要认真地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劝其弃暗投明,走和平解放平津之路。在我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傅作义将军又回到了谈判桌前,派人出城举行了第二次和谈。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中的中共党员

１９４９年４月 ,我党同国民党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别看从战场上转到谈判桌上 ,斗争仍然是异常剧烈的。他们表面讲的是一套 ,心中想的和暗中搞的又是一套 ,但不管其耍什么花招 ,我们都能准确而及时掌握 ,予以公开揭露 ,使得如意算盘终归不如意。我党在谈判过程中 ,之所以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在于我们对南京政府的动态了如指掌。这些情报来自哪里？渠道是多方面的 ,其中在他们的代表团成员中 ,就有中共秘密党员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渠道。读者兴许会说 :既然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 ,其成员乃至工作人员 ,理应是由国民党南京政…     

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

1919年议和前后南北政府混乱的宪法依据,以及双方各利益集团的不同考虑,凸显出南北议和的一个难点:宪法问题.也正因此导致第二次南北和谈缺乏一个能够统摄各方的中心,并使南北军阀在和谈前期达成的利益妥协不能实现,和谈最终陷于瘫痪.     

中产佛教徒的自我打造

新的富裕阶层有一些独特的地方。他们最新养成的两个生活习惯是饮茶和谈佛"喂——那批货发过来了吧?——说大声点,我这边听不见。"胖胖的男子,手持商务通,跪在杭州净寺的蒲团上大声质问。     

红军对东北军的三次重创

1936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关键一年,它是国共两党由内战走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转折之年,也是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始年。所有这一切起点,都来源于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的西北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26年4月初,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延安实现了和谈,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协议。这一重大统战成果的取得,是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中不能忽视的是红军对东北军的军事威慑和军事打击的作用。在西安事变前,红军对东北军进行了3次重创。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重庆谈判前后的态度

抗战胜利之初,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和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了一次谈判。对这一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态度却意味深长:先是因预判中共不敢赴会而"假戏真唱"进行宣传,当得知毛泽东亲赴和谈后慌忙调整编辑方针,刻意忽视中共的影响力、淡化和谈的报道,还曲解报道《会谈纪要》的内容……这一切,实为蒋介石政权对国共和谈态度的侧面表征。     

回忆北平和谈

光阴荏苒,北平和谈已经五十周年了。它在二十世纪中所占地位不是太重要,但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是个重大转折。我是自始至终直接参与北平和谈还健在的一个人,我把自己亲身经历如实写下来,为百年历史作一个见证。     

战犯问题与国共和谈

在国共两党战略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运用了战犯问题.无论是战犯名单的公布、严惩战犯原则的提出,还是北平和谈中关于这一原则的灵活执行及对桂系的争取,都是为了击破国民党政府的"和谈"攻势及企图,明确战争责任,将革命进行到底.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国共和谈”内幕

“国共和谈”内幕１９４８年秋至１９４９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面临全面崩溃。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达到所谓“划江而治”的目的,“代总统”李宗仁宣称,愿同中国共产党谈判。４月１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     

从日蒋和谈看日本的诱降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忆父亲邓宝珊与北平和谈

时光流逝,1999年1月即届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北平和谈成功使百万生灵免遭涂炭,使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得以安然无恙,加快了新中国成立的步伐,这件举世瞩目的事件我永远不会忘记。 作为和谈主要参加者邓宝珊的女儿,我亲身经历了这件大事,我认为父亲之所以能     

两岸神秘使者的见证人忆往

“谜一样的人物”曹聚仁,由于其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至今仍是扑朔迷离,特别是他晚年曾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一事,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近年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媒体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已有所披露。但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的过     

张治中留在北平以后

194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了以张治中为团长的代表团来到北平,要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和平协议,但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和谈破裂后,张治中被挽留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曾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自知仅凭武力不足以征服中国,曾通过多条渠道诱使国民政府进行和谈,姜豪工作即是其中之一。有关情况,姜豪本人曾经写过一本《“和谈密使”回想录》。①但是,事隔多年,记忆难免讹误。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决定了历史学家在回忆录之外     

桂系“倒蒋”与国共北平和谈

1948年底至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形势的急骤恶化,国民党党内求和呼声日益高涨,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开始密谋反蒋和共,趁机打出了和谈的旗帜,并最终导致了蒋介石的下野与李宗仁的上台。随后,国共两党又一次走到谈判桌旁,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北平和谈。     

双清别墅中的“促和”会谈

<正>北京西郊的香山,是历史悠久的园林名胜区。在香山南坡有一处曲径通幽的别致院落,名为“双清别墅”。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成为毛泽东的住所。3月26日,中共中央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事宜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为使和谈顺利进行,毛泽东入住香山后,频繁会见民主人士和国共和谈代表,讨论国共和谈问题,开展了许多统战工作,也留下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的真实身份

《纵横》编辑部: 《纵横》2002年第1期发表的《北平和平解放和谈记》一文将李炳泉说成是傅作义派出的代表,史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李炳泉是北平地下党职业青年支部书记,1948年作为北平地下党的代表受党委派策动傅作义起义,参加了北平和谈的全过程,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宋庆龄拒任“行政院长”

1948年底,蒋介石眼见自己兵败如山倒,不得不于新年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心知,非进行和谈不足以打开僵局。为此他多次邀约张治中到傅厚岗官邸研商。张治中对他建议:"最好您能把孙夫人和李任潮先生请出,先行改组内阁,才能考虑和谈。您如能     

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

在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的宁粤对峙事件中,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结成空前未有的大联盟.因此,蒋介石也一改以往武力镇压为主的做法,而始终力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侮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对外的呼声,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