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285窟窟顶壁画题材与构图特征

莫高窟第285窟窟顶图像应用多种纹样元素,其内容丰富,布局精美,构图形式多样,并具有应用传统民间图案的典型特征.该窟窟项壁画所展示的内容反映了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同时从美术学角度出发对其绘画题材和构图特征进行分析,对于应用设计学理论研究其构图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敦煌莫高窟第3窟壁画“新特征”

莫高窟第3窟壁画是研究莫高窟晚期壁画艺术面貌的重要遗存。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造型样式,即同一种形象有不同的造型特征,如"世俗化"的人物形象、从"神格"到"人格"的毗那夜迦神像、异样的飞天造型等艺术风格都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这种"中国化"突出了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更加说明了元代工匠不束缚于传统壁画的造型模式,艺术上进行圆融创新,同时还构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繁华景象。     

莫高窟第257、259窟北魏壁画彩塑的科学分析

莫高窟第257、259窟是北魏时期重要洞窟。为从科学角度探究两窟壁画彩塑艺术特色和发展过程,本文综合运用超景深显微镜等原位无损分析技术以及X-射线衍射等实验室分析技术对其壁画彩塑制作工艺与材料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壁画彩塑底色层分为红色与白色两类;第257窟颜料包括生石膏、滑石、红土、朱砂、昆虫来源的蒽醌类染料、氯铜矿、青金石、靛蓝及炭黑,第259窟颜料包括滑石、蛇纹石、红土、蓝铜矿以及伴生有蓝铜矿的氯铜矿。分析结果从时空两方面阐释了两窟绘画材料的传承与衍变,可为石窟考古、艺术史研究以及保护修复提供重要支撑。     

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壁画《鹿王本生》释读

本文从解释"鹿王本生"的内涵着墨,着重考察莫高窟第257窟北魏壁画<鹿王本生>这则故事画的艺术特点,通过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力求对此画构图、山水等重要问题做出新的解读.即画工匠人在创作过程中遵循佛教艺术"象征主义"的同时,不断加入个人的理解和想象,时代生活与审美情趣渗透其中,使得外来佛教艺术逐渐地形成印度、边疆、汉地等多种因素有机结合的中国化佛教艺术特征.     

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及影像——由新发现的第476窟谈起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和影像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影窟是为河西都僧统或其他有名的高僧大德而专门修建,窟内塑绘有都僧统或高僧大德的影像。影窟是敦煌家庙窟的一种类型,其功用就是纪念和瞻仰,是敦煌世家大族家庙窟的特殊体现。影窟内影像的塑绘,影响着莫高窟归义军时期的供养人画像更多具有邈真(写真)的性质,而其供养性质则处于次要地位,因而使这一时期的家庙窟具有真堂的性质。     

敦煌莫高窟第196窟唐代壁画材质及制作工艺分析

通过对莫高窟第196窟唐代壁画材质及制作工艺的分析,可知该窟壁画结构自内向外依次为支撑体、粗泥层、细泥层、白粉层、颜料层,其中粗、细泥层所加纤维为麦草和麻。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显示,粗、细泥层中所含矿物有石英、钠长石、方解石、白云石和少量黏土矿物。白粉层为方解石与滑石的混合物。所用颜料有朱砂、铅丹、铁红、石青、雌黄等。该研究对进一步完善莫高窟壁画材质信息数据库具有重要作用。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

西夏是十一世纪初——十三世纪初(1038—1227年)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藏等兄弟民族在今宁夏、陕西、甘肃和内蒙西部一带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自公元1038年(宋景祜五年)赵元昊称帝,到公元1227年灭于蒙古,共存在一百九十多年之久。现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还保存着一些西夏时期修建的洞窟。这些西夏洞窟中的壁画和题记,是我们研究西夏经济文化     

莫高窟第196窟窟檐建筑艺术探析

本文从建筑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莫高窟第196窟窟檐建筑的建筑构件和建筑装饰等,并以环境设计理论为依据,从空间类型入手,论述该窟建筑外部空间及内部空间的关系,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区别。借此分析洞窟建造背景,建筑艺术特点和空间作用。     

莫高窟第427窟宋代窟檐调查研究

莫高窟第427窟窟檐是自唐代196窟窟檐之后的最重要宋代实物遗存,是窟檐建筑保存最为完整、结构最复杂、建筑内彩画完好保存的经典之作,是宋代窟檐建筑营造制度、平面布局、外部形制、结构特征、装饰等研究的重要佐证。通过现场测绘、三维激光扫描、摄影等手段,进一步校核了不同时期的测绘数据,查明了不同构件的修缮痕迹,为深入研究敦煌石窟宋代窟檐营造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莫高窟第427窟窟檐建筑形制和结构构件延续了敦煌石窟唐代窟檐的特征,是唐代窟檐向宋代窟檐过渡的典型之作,也有构件增减和结构特征改变,更加符合宋代营造制度特征。     

敦煌莫高窟8窟壁画材质及制作工艺研究

为了获取莫高窟8窟唐代壁画的材质及制作工艺信息,本研究利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X射线衍射分析仪、可见-红外光纤光谱、扫描电镜能谱、激光粒度分析仪等多种分析技术对莫高窟8窟壁画地仗层、白粉层及颜料层进行科学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8窟壁画粗、细泥层所加纤维不同,粗泥层为麦草、细泥层为麻,纤维含量在2.0%~4.0%间。地仗层以粘粒(小于5微米)为主,不含砂粒,粗、细泥层平均粒径约为2~3微米。地仗层主要无机物成分与澄板土基本相同,白粉层为滑石。颜料检测结果显示,红色颜料为土红、朱砂、铅丹。绿色颜料为氯铜矿,蓝色为天然青金石,黄色颜料为雌黄。该研究成果对后期8窟壁画修复及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也谈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图"貂尾"大臣之身份

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图”中有一“貂尾”大臣。关于此人的身份,有人认为“当系‘掌规谏赞诏命’的中书令或右散骑常侍之类的官员”;也有人认为此人“非中书令、亦非右散骑常侍”,而应是“常侍”。本文在考察历代相关的官制及礼制变化发展情况后认为：此“貂尾”大臣极可能是中书令,而身为散骑常侍的可能性极小。     

克孜尔第118窟的三幅壁画

克孜尔石窟第118窟在龟兹石窟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例.通过图像分析,本文重新考证了其中一幅重要壁画的主题——“须弥山上的欲天宫”,并就该石窟其余相关壁画的图像构成提出了新的观点.     

莫高窟第465窟藏文题记再释读

莫高窟第465窟是闻名遐迩的藏传佛教密宗洞窟,对于这个洞窟的开凿年代和藏文题记的释读众说纷纭,各持其词,至今没有一致的定论.本文通过莫高窟第465窟东壁门上的藏文题记进行再释读,认为这条题记中的“()(bod lo)”在藏语中是“腊月”、“十二月”的意思,全句翻译成汉文应该是:“腊月二十五日全部(完整)尸林建成(绘成)”.这“()(bod lo)”不是表示年代的而是表示具体日期的,这或与腊月二十五日是金刚亥母(空行母)的生日有关,并认为此题记为建窟或和壁画相关内容竣工后写的题记.     

古老的狩猎方式——莫高窟第285窟壁画中的“猎杀野猪图”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弓箭成为人类狩猎的首要武器装备。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而创建的北朝,其骑射之风尤盛,相关的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以及最新出土的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葬壁画等是最直接证明。然而在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窟顶南披却留有一幅以近身肉搏方式狩猎的图像,它既反映了游牧民族的智慧又体现了他们骁勇善战的民族个性。     

敦煌莫高窟第321窟营建年代初探

本文对西壁龛外两侧的白狼塑像、南壁的十轮经变绘入的时间、东壁门北十一面观音变的造像样式及敦煌文书P.2625《敦煌名族志》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分析,认为莫高窟第321窟是盛唐时期的阴家窟,由敦煌大族阴守忠、阴修己父子开凿,时间当在开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721—723)四月间王君代河西节度使时。     

敦煌莫高窟第85窟颜色监测研究

为说明敦煌莫高窟第85窟颜料目前所处的状态,用色度计和CIE1976年表色系统进行选点监测,并进行X—衍射分析。分析、监测结果表明,第85窟颜料有7种颜色,其中绿色颜料是最稳定的一种。颜色的色度值不仅反映了颜料当前所处的状态,而且对了解古代画师调色、技法、配比等提供一定的线索。这些信息对保护修复有指导性意义,     

敦煌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画像探析

敦煌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画像多达251身,文章以该窟画像为案例,从画像本体出发,分析了画像在洞窟中的位置布局、画像的两种组织形式以及画像所持供养物品等,探讨了它们与供养人之间的尊卑关系问题。整体而言,位于洞窟内部南侧的供养人画像要尊贵于北侧;位于佛坛前部和后部的供养人画像的尊卑关系,是由东向西分为四级依次递减。     

莫高窟北周第428窟降魔图解析

降魔成道是佛传的重要情节之一,在佛教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其对佛法宣扬和信徒自信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以致后来独立于佛传发展起来。莫高窟北周第428窟北壁有一铺降魔图,一方面作为僧俗信众礼拜和观像之用,另一方面体现了佛教信众在处于佛道之争的时代背景下,希冀借助释迦降魔的象征性涵义,使得佛教占据上风,法脉绵延不断。     

莫高窟第196窟中心佛坛空间设计艺术研究

本文从环境设计美学的角度入手,应用空间设计学相关理论分析莫高窟第196窟主室中心佛坛的空间构成形式及艺术特色。通过探讨主室空间序列对佛教仪轨的影响;空间尺度对观者视觉的传达表现;空间布局为礼佛事观瞻提供的便宜;自然光线对洞窟营建的空间感受等问题,阐述第196窟作为晚唐殿堂窟,为信仰者带来的是一个多维度的空间营建思想,其中心佛坛的空间设计实质上也反映了该洞窟精神内涵,即人民表达美好憧憬和愿望的空间建造实质。     

敦煌莫高窟第217窟营建家族新探

关于莫高窟第217窟的始建者,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是敦煌的阴氏家族,故将其称为"阴家窟"。但也有少数日本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由于缺乏证据而未能提出新观点。本文对第217窟的供养人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该窟应为刘氏家族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