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陕甘宁边区停止援用六法全书之考察——整风、审干运动对边区司法的影响

档案显示,陕甘宁边区曾在1942—1943年较为经常地援用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但在1943年下半年突然停止援用。究其原因,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在运动中,边区司法系统发生重大的人员调整,不少具有法学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干部为工农干部所取代。在阶级斗争思维的主导下,援用六法全书的行为受到批判。此后,判决无法律依据的现象越来越多,调解也更为流行。边区停止援用六法全书,实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废除＂伪法统＂的前奏,对边区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影响深远。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法律制度述论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在其存在的短暂时间里,为了巩固根据地,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同时改革了司法制度,形成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一)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府组织法。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和《省政府组织法》。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并颁行了《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依据一系列组织法的规定,国民政府按照下列三项原则开展活动:首先,政府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条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和监督,掌握全国政务。”这一原则规定具体表现在:(1)国民政府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按照《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重要政务,国民政府委员无权执行。”(2)     

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椐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又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唯一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正式承认的边区政府。这块根据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各方面政策比较完备,有许多创造,不仅对敌斗争,而且建党、建军、建政、经济、文教和群众工作,都有丰富的经验。对     

朱德,彭竿怀关于1939-1940年华北各根据地反扫荡战况致军委会电文一组

本馆所藏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有朱德、彭德怀关于八路军１９３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华北各根据地反扫荡给国民政府军委会电报抄件一组,详细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各根据地军民同日寇斗争的具体情况,对研究八路军敌后抗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依抄件原标题来电者拟为标题,特予公布。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旨在使下级罪行系"执行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失效。二战以前,人们对于该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并不一致,但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该原则与其余追究战争罪责逻辑链的原则一同被深植于国际刑法。相比于审判对象主要为高职级战犯的东京审判,该原则对于审判对象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宪兵的国民政府审判意义更大。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这在使战犯的相关辩护失效,进而顺利完成定罪的同时,还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依据罪行轻重程度与命令的违法性酌情考量战犯的减刑问题,这是对战犯权益的维护,同时表明日本社会关于BC级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说法缺乏根据。     

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基于边区高等法院档案的考察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显示,边区各级法院于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较为经常地在民事审判中援用六法全书,之后则停止了援用。所援用的法律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和民法。援用的原因,主要是边区自身立法不足,民事审判缺乏法律依据,加上这一时期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营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同时,一批具有专业法学知识和较高文化素质的干部走上司法岗位,为边区援用六法全书提供了技术支持。边区对六法全书的援用有一定的原则,但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在实践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存在与当地社会脱节的问题,并存在与中共的阶级立场相悖之处。整风运动过后,六法全书在边区实际上被废止。     

民国基层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与认同危机——以学生自治会研究为中心

学生自治会诞生于民初。在民国时期,它经历了一个从"自由放任"到"基本认同国民政府"再到"走向国民政府对立面"的过程,从无秩序到有秩序再到"无秩序",这一循环过程显示了秩序建构与认同之间的特殊关系。从政治学的理论出发,政治秩序是否有效,关键要看民众的认同,国民政府对学生自治会整合的失败,根源就在于过于迷信强力整合,而忽视了认同问题。进而论之,欲建构有效的政治秩序,首先要符合国情民意。     

陪都的2005年生活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1000多名官员,连夜乘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目的地重庆。三天后,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直到1946年5月还都南京,在重庆留下了几百处陪都旧址和名人故居。 61年后,那些旧址和故居有的已经破败消失有的成了只供人看的死物,只有很少很少的几处地方正在被另外一种方式重新激活,有了令人惊喜的魅力。     

1940年国民政府派兵人越计划及其搁置

自1940年4月起德国在欧洲发起军事攻势,日本乘机在法属越南攫取军事和经济特权.国民政府为保 障西南国际交通和西南根据地的安全,希望达成中法在越南的军事合作,即一旦日军侵入越南,中国可派兵入越进行协防.但由于自身军事缺陷,且未得到法、英、美诸国的切实配合,国民政府在派兵入越作战的谋划和筹备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在法越当局屈服于日军使其进占越南北部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暂时搁置派兵入越计划,转而加强同英、美的军事合作交涉.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公债述论

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为筹措抗日经费、开展经济建设和赈灾救灾发行了20余种公债,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与财政、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战时公债的一些特点:第一,从公债面额的货币单位看,有14种公债是以法币作为面额单位的,除此之外的8种则以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和银元作为公债面额单位。第二,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绝大部分是由根据地各阶层群众认购的。公债的发行方式大都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进行,因此公债按债券面额十足发行,没有任何折扣,而且公债的利率比较低,甚至有的是无息发行。第三,在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中还有少数是实物公债,在抗战后期法币迅速贬值的情况下,起了保护持券人利益的作用。第四,从根据地公债的偿还来看,各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极为认真负责的态度,大都已清偿完毕。总之,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种类较多,名称不一,公债面额、单位各异,用途、利率、偿还期限等也各不相同的特点。这种差异性较大的特点,能较好地因时、因地制宜地解决各根据地所面临的财政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