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兼及“三场试”之成立

唐代进士科“其初止试策”说始于唐 ,五代时又将之与“三场试”相联系 ,后世相沿 ,几为定论 ,然其说颇可质疑。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 ,其“试读”即口试之帖经。贞观二十二年进士科已有“文”、“策”两个试项。上元、仪凤年间进士科已有帖经 ,显庆四年也有试“表”、“箴”之先例 ,此外还有试“一小经”之“旧例”。永隆二年《条流诏》确立“二项 (场 )试”制度以前 ,已经存在着实际上的二项试 ;开元二十五年《条制诏》确立“三项 (场 )试”制度以前 ,也已存在着实际上的三项试。它们为最终形成诏令、确立制度提供了经验和基础。二诏所立试制不同 ,两相比较 ,尤能见其变化之脉络与重心之所在     

《墨妙轩法帖》考析

介绍了《墨妙轩法帖》内容、特点及相关问题。考证了《景福殿赋》、《苦笋帖》、《张好好诗》、《买田帖》等重要单帖为墨迹上石,并考析了这些帖的真伪、书写时间。     

宋陈洎《自书诗》残卷研究

宋陈洎《自书诗》卷为宋人孤本,曾为清宫旧藏,溥仪携出宫后遭到撕毁。目前仅余诗稿残卷和颜复残跋,均藏故宫博物院,另有司马光《天圣帖》和苏轼《陈吏部诗稿》,原为此卷题跋,在入清宫前就被分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部分不知去向。本文联系此残卷、残跋,就诸家所见版本之分歧、历代著录之变化及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结合乌台诗案的背景,对该卷涉及的历史问题加以探讨。     

试论《诗经》中的谐与隐

本文试从《诗经》中俳谐诗的内涵、内容、艺术技巧及特点等方面来探讨诗中的谐;从隐的内涵、原因、作用三个方面来探讨诗中的隐。通过对这两方面的探讨,笔者想使《诗经》更全面地展示给世人。     

高丽国《十抄诗·夹注》所选白居易诗校补

高丽国佚名文士编选唐代七言律诗而成《十抄诗》一书,收录白居易诗十首,其中两首被学界认定为佚诗.然据敦煌残卷得知《水精念珠》与贯休诗大同小异,今予比勘并给出是非优劣之按断.又,高丽名僧子山为《十抄诗》作夹注,编成《夹注名贤十抄诗》.广征博引,涉及经史子集诸种,又旁采释、道之书以证诗中名物制度,史地因革,文字发展等情况.然...     

“元王诗”考索

自宋代以来,《汉书》所载元王诗多被人目为《鲁诗》,但其证据存在诸多疑点。因此,考察《元王诗》的归属是进一步地弄清汉代《诗经》传承版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元王诗》被看作《鲁诗》的过程出发,具体分析了《元王诗》非《鲁诗》的原因,并比对了刘向《诗》学观点与楚元王封地附近的汉代《诗》简,从而最终判定《元王诗》是汉代《诗经》传授中的独立一支,刘向所习主要是《元王诗》而非《鲁诗》。所以从刘向《诗》学中辑考的鲁诗也非《鲁诗》。     

“知难”挑战下的阐释:章学诚解《诗》考论

章学诚一生治学处于"知难"的挑战下,而不被时人理解。在此心理事实基础上,针对考据学派、义理学派和辞章学派的解《诗》理论,他建构出以兴象和诗教解《诗》思想。包括重视《诗》的情感性和形象性;以《礼》约《诗》,设身处地的理解《诗》产生的时代语境。最终实现合考据、义理、辞章为一家的学术理想。章学诚的这种解《诗》思想以明道的角度,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源流意义,贯彻了与之相始终的"六经皆史"的学术思想。     

翁方纲与《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问世后,清代中后期相继出现了一批类似的著作。如翁方纲的《苏诗补注》8卷、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正》4卷、张道的《苏亭诗话》(末2卷为补注类),至民国年间尚有陈汉章的《苏诗注补》4卷。其中无论就规模还是就学术质量而言,翁方纲的《苏诗补注》都是最优秀的一部。该书长于补录施、顾原注,又能据所搜访到的苏轼墨迹碑帖校释其诗,故在清代众多的注苏著作中是非常有特色的,很值得我们研究。     

黑水城抄本《千家诗》残页考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7册编号M1·1230-M1·1234所存《千家诗》抄本残页五件,经缀合复原共发现千家诗九首.这些残页反映了《千家诗》从刘克庄本过渡到王相注释本的部分面貌,印证了《千家诗》在宋元时代经历不断增补的过程.     

补《全宋诗》34首

《全宋诗》是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宋诗总集,但因工程浩大,难免挂漏之失。本据《凤墅残帖释》辑补了《全宋诗》未收之诗34首。《风墅残帖释》取材于宋刻宋人手迹,其献真实性毋庸置疑。     

荀子与《诗》学刍议

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六经”的传承,有着卓越的贡献。自清代汪中肯定荀子于“六经”之贡献以来,有许多学者对荀子与《诗》学的关系,多持怀疑态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郭店楚简等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等地下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我们由荀子与《诗》的传流,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关于《诗》的称、引情况,《荀子》一书引《诗》、论《诗》的特点和影响三方面出发,可以知道荀子与《诗》学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诗》学的传承是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的。     

宋拓颜、柳、白、米四家法帖

墨拓唐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及宋米芾四家法书散页,汇装一册,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帖前有题签二:一为"宋拓颜、柳、白、米四家法帖,明莫云卿藏本顾光旭书籤";一为"宋拓颜、柳、白、米四家法帖,明莫云卿藏本试砚斋收",下钤"王文治"一印。帖后有明人钱德孚嘉靖三年(1524年)、钟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莫云卿、董其昌、陆树声(存斋)以及清人毕泷(竹癡)、王文治、褚德彝等人题跋、观款数则和收藏印记若干。帖中收有颜真卿书《祭伯文稿》、《祭侄文稿》、《鹿脯》及《寒食》诸帖,柳公权书《泥甚》帖,白居易书尺牍及《春游》诗一首,米芾书尺牍     

古诗评选中船山诗观评述

从《董斋诗话》中我们不难知道,王夫之是倡导儒家诗教的。我们也不难知道,秉赋着儒家诗教的船山于诗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成就,它们分别是撰写《诗广传》与《董斋诗话》、创作大量诗作与编纂历代诗选。     

上博简《诗论》“诗犹旁门”说本义综辨——兼论其多元并包的开明诗学观

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释义学、语义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参证各类文献资料,本文对上博简《诗论》第四简“旁门”一词的本义加以探析.研究认为“旁门”即“四门”,“旁(四)门”意象的含义是,拓开广阔视域,包容多元内容. 简文“诗其犹旁门”一语是将《诗》之《风》《小雅》《大雅》《颂》四部类比喻为一组“四向之门”,借以表达《诗》能够全景式展现多元文化内容的思想观点.“诗犹旁门”说体现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开明诗学观念,其说与周代诗乐体系发展、《诗经》结集的历史过程存在关联,具有重要的诗学史价值.     

范家相《三家诗拾遗》考论

范家相的《三家诗拾遗》是清代第一部三家《诗》专著。虽然他著述的目的并非在张扬三家《诗》说,而是为了推尊《毛诗》,但它成书后,却是影响了有清一代的三家《诗》辑佚学。它的辑佚体例和辑佚方法,均被后来学者所借鉴,在三家《诗》辑佚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黔诗纪略补》之“补”的意义——以谢士章诗为例

《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是贵州诗歌总集的集大成之作,附于《后编》之后的《黔诗纪略补》属“黔诗纪略”系列之三,它收录了未见于《黔诗纪略》的明代诗人谢士章的诗歌六十八首。谢士章复杂的身世、诗作曾遭禁毁的客观事实以及其在诗歌创作上的较高成就决定《黔诗纪略补》作为一部辑补性质的总集具有重要的意义。     

扬州新见刘师培十七首佚诗

最近,在古城扬州的一位巫姓收藏家家中发现了17首刘师培佚诗,并未收录于《遗书》与《补遗》,为研究刘师培诗学提供了一些前所未见的原始资料,值得人们珍视.至此,人们已知刘师培诗歌达400首.     

莫友芝《黔诗纪略》编纂目的考论

《黔诗纪略》是最为学界重视的黔诗选本.展贵州明代诗歌状况、取名能诗家之制和存文献是该书的三个编纂目的.三个编纂目的共存使《黔诗纪略》诗学批评功能和文献功能兼具.贵州文献散佚严重,莫友芝保留文献意识强烈是"存文献"编纂目的产生的主要原因.从《黔诗纪略》编纂目的的认识情况来看,其"存文献"的编纂目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但《黔诗纪略》其他编纂目的也值得注意.     

蔡元培与周蕴良关系考析

《绍兴文史资料》第6辑登载了新发现的蔡元培1900年作十五首《岁暮怀人诗》,该书同时还刊载了王致涌、钟守成的《蔡元培〈岁暮怀人诗手稿〉考》一文①,认为这十五首诗确系蔡元培之作。高平叔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对蔡元培这十五首诗也有记载,并摘引了其中的诗序和写给周蕴良、王祖杰的两首诗,但同时认为《绍兴文史资料》第6辑所刊十五首诗的影印件,虽近似蔡先生手迹,真伪却难以论断,其存疑理由是蔡元培与周蕴良、寿鹏飞的关系,“不过是偶一提及,并非时相过从的知交”②,作诗怀念他们的可能性不大。这十五首诗的真伪,目前暂难定论,但高平叔所…     

《左传》引《诗》考论

先秦典籍中存有大量称引《诗经》语句的材料,可用以考察时世之变迁与士风民俗之流传,对于研讨先秦学术的渊源发展状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民国时期,胡朴安《诗经学》一书,即专列一章名为“春秋时之赋诗及群籍之引诗”,对这些材料重视有加。群籍之中,《左传》引《诗》数量居一时之冠,计有一百八十条,或以论人,或以论事,或引《诗》申义,或引《诗》证言,使用颇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