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断代史学史研究中的一枝奇葩——评傅玉璋、傅正著《明清史学史》

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发展历程、探究史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术史.中国修史传统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流下的史学著作汗牛充栋、浩若烟海,围绕修史过程所形成的丰富的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编年史与晋宋官修史运作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     

南朝的著作郎与著作佐郎

南朝的著作郎、著作佐郎作为国家的专职修史人员,在这一时期国家修史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只有把这两种官职的情况弄清楚,才能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史书编撰。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外朝化与平民化:中国古代郎官考述

起源于先秦,盛行于秦汉的郎官在中国历史上沿着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的两种趋势发展、演变。“由内向外”即指郎官从侍卫、参谋的天子近臣逐步给事外朝官吏,诸郎名称与其给事的官职日趋固定化。“由高向低”是指郎官由“官郎”走向庶民,即郎官之平民化。郎官在沿着上述两种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汉武帝创制的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和东汉的三署郎补吏制度无疑起着加速剂的作用。历经九品中正选官体制占主导的魏晋南北朝,郎官完成了这两种趋势的演变。隋唐以降,中枢郎官如“侍郎”、“郎中”、“员外郎”基本不再变化;而郎官自上而下的趋势虽有隋唐“贵郎”之反复,终改变不了郎官平民化的趋势。宋代以来,各行各业的平民均可自称或他称为郎,郎逐渐成为从事低贱工作者的代名词。郎官之外朝化与平民化是中国古代“近官”外朝化与平民化的典型个案。     

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具有制度化、组织化并且纳入政权机制的特点,这是区别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影响古代日本,使之也出现官方史学.但中日两国的传统官方史学存在着明显区别,这表现于修史的组织机制、修史成果格局和史学理念三个方面.时至近代.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先后转型,但表现不同.中日两国都未能彻底摆脱官方史学传统,也不能完全将之保持,特别是日本明治时期做出复兴官方修史的努力,终归失败,说明官方史学虽然影响力很大,却不是史学发展的普遍方式,难免走向衰落.     

翰林学士院何时兼修史之任

翰林学士院(后名翰林院)是出现于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个重要中央文化机构。它最初的职掌是起草制诏,后来主管范围日渐扩大,将很多国家文化事业都包括了进去,修史工作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修史制度时,经常要涉及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院兼管修史究竟始于何时?清人的一些著作认为始于明代。如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词林典故》(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2《官制》云:“唐设起居郎、舍人,史馆领在门下。宋则国史有院、著作有局,皆通于秘书省,虽官异翰林而事实相近。至明代官从并     

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

汉唐碑志存世数量巨大,且陆续被发现,这些碑志资料对研究中古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将汉唐石刻文献与敦煌学研究结合,会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较多重要的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给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碑志文献亦将敦煌区域史纳入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古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与“长安学”“西域史”“中亚史”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为敦煌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且碑志文献亦为敦煌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汉唐碑志中大量涉及中古社会史的资料,为敦煌学研究旨趣、理论方法提供有力支持。     

对唐朝史馆修史制度的认识——以《唐会要·史馆上》为例

中国史学的发展到了唐朝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转折点,修史制度开始从私人修史向政府或者说是官方修史转变,统治者在经历了社会的巨变的过程中,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史学对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只是简要的谈谈政治因素如何来影响史馆修史的工作以及其中的部分积极作用.     

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     

司马相如与巴蜀史志文献编纂关系考

蜀人司马相如以其宏文大笔驰骋古今,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东汉班固、南朝梁刘勰称其为“辞宗”,宋代王应麟、明代王世贞称其为“赋圣”,宋代邵博称其为“文章祖”。人们将其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文章西汉两司马”。然世人但知司马相如为文坛辞宗、赋家之雄,而罕知司马相如与史学有着莫大关系。他具有深厚的史学素养,撰有史学著作,其中包括最早的一部巴蜀地方史志《蜀本纪》,堪称巴蜀地区早期的史学家。其史学著作,甚至对后代史家修史体例具有开创之功。     

金代修史机构与史注纂辑

女真族建立金朝,由蒙昧而文明粲然,重视历史是其原因之一。金置国史院、起居院、著作局及译经所等编译史书,两次修《辽史》,撰成本朝《实录》十部,纂集《起居注》五部,并且还编有谱牒、玉牒、圣训、奏陈、礼书、会要、日历、行止录、《中兴事迹》、《续通鉴》、《龟镜万年录》等史书,保存有金一代史料,繁荣金代史学。金代修史机构完备,其记注、修史制度上承唐、宋、辽,下启元代,在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修《辽史》与本朝《实录》,又为元修《辽史》、《金史》奠定了基础。金源氏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山西期刊史》序言

盛世修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和山西省期刊协会立足本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精心编撰了《山西期刊史》一书。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和反映了百余年来山西期刊发展的历程,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研究山西期刊史的著作,也是我国首部地方期刊史。     

何以"外民国"——《清史稿》反动成因探析

《清史稿》是民初官方主持纂修的史书,刊印不久后却因"内清室而外民国"的反动立场而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究其原因,首先,清史馆在归属问题上的含糊不清使修史宗旨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在史书纂修过程中,北洋政府对史馆成员的政治立场缺少足够的干预和控制;第三,史书纂修者在书稿中表露出了或深或浅的遗民心态.最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在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清史稿》表现出的"表扬清室"的态度和"遗民"口吻都被视为"触犯民国"的罪证.《清史稿》从成书到被禁的历程,显示了政府与修史机构、修史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民初复杂的政治生态.     

浅谈曹魏时期的史官制度

曹魏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史官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篇论文将通过追溯曹魏时期中书省和著作郎的渊源以及修史官员的基本状况,从而说明这一时期史官与天官分离和以他官兼领的史官的两大特点。     

米芾《珊瑚帖》年代新考

《珊瑚帖》诗、文、书、画合一,是北宋米芾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对于该帖书法与绘画的艺术特色与风格等方面的解析已多,然其创作年代,至今说法不一,主要有元祐三年(1088)以后和建中靖国元年(1101)两种意见。本文指出:《珊瑚帖》准确系年的关键在于对该帖题诗中"当日蒙恩预名表"一句的理解。"名表"实际上指代礼部郎官,"蒙恩预名表"即是蒙君主拔擢,得预礼部郎官之列的意思。《珊瑚帖》在刻石过程中"预名表"被妄改为"题名表",正是昧于官制之故。从米芾任礼部郎官这一线索,结合米芾晚期其他作品,可考知《珊瑚帖》的创作年代当在大观元年(1107)。     

论王劭魏澹修史

隋朝修史也是有成绩的。隋朝史官王劭与魏澹在修史方面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朝修史的成就。他们的修史工作也有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