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老名词的未来:兼论当下主义历史观

当代的历史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要应对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挑战,需要摒弃"历史"这一术语原先的含义。现代历史观念兴起于欧洲,与文明的演进有着密切关系,它所隐含的价值判断一度成为一种终极的评判标准。当前需要重新审视"历史"一词的含义,以一种新的方式统合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种历史时间形态,从而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偏狭的时间观念和历史观念。     

史学精粹

林岗:《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历史上存在两个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系统:一个是"禹迹图"系统,另一个是"一统图"系统,古地图有"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观念系统的分别。这种历史上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反映的正是农耕世界和游牧     

历史时间与厄尔玛斯的“节奏时间”观念

西方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与现代性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化的结果之一。历史时间经过理性化、科学化、全球化的过程,逐步被规制成具有同质性、无限性、单一性、线性、中立性特征的时间体系。历史时间观念也成为现代西方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范式形成的基础,并最终促成了现代史学专业化的完成。在以往对一元论历史时间的反思和有关多元时间理论的影响之下,美国后现代理论家伊丽莎白·厄尔玛斯提出了"节奏时间"观念。她强调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运行的节奏性,历史也随即表现出多维度、异质性、多线并存的状态。这或许为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书写中的时间问题和建构新的时间观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观念与秩序:中国古代天下秩序建构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9年3月30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观念与秩序:中国古代天下秩序建构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新乡市召开。来自国内近20家高校、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形成与演变、天下观念与华夷秩序、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与王朝政治、中国古代天下观     

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形成、特点及困境根源

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形成了以哈兰、麦考莱和屈维廉等人为代表的辉格派历史观念,认为当代社会是从过去某个时代直线进步到今天的结果,将历史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两个阵营,尤其赞扬宗教改革和"光荣革命",强调近代以来的辉格党、新教是当代英国政治自由与宗教宽容的动力渊源和主导力量。该历史观念长期在英国占据主流地位。20世纪30年代,巴特菲尔德将辉格派历史观念与特定的历史编纂方式相连,辉格式历史解释指向所有历史学家都可能身陷其中的心智习惯和历史写作的一般困境。巴特菲尔德、波考克和斯金纳等"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批判了辉格式历史解释的谬误,力求用语境主义方法实现对过去历史的客观准确的理解。     

“阴阳”观念纵横谈

本文从纵向横向两个纬度展开《易传》对阴阳观念的探索。纵向从"阴阳"字源、典籍使用和历史发展等分析其最初含义和延伸含义;横向上,从结构性、功能性揭示"阴阳"观念的独特性,归纳"阴阳"本义有三:对待、变化和统一。     

论先秦时期的“预参与历史”意识

先秦时期的古人有着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其中最特殊之处就是他们在世时就已视自己为未来历史中的一员,这可称之为"预参与历史"的意识。先秦预参与历史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作故"意识,即在世之人要在历史记载中为后人留下值得效仿的正面榜样;其次是"后嗣"观念,即把个人在历史上的永远存在寄托于连绵不断的直系血亲男性后嗣永存上的观念;再次是"入史"思想,即对自己将要以什么身份进入历史记载的明确认识和期待。先秦时期人的"预参与历史"意识与西方寄望于宗教而进入另一个彼岸世界获得"永生"的意识截然不同,对于我们认识先秦时期人的历史意识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浅谈历史现象学与历史主义

历史哲学的全部问题都能够被归纳为历史是否具有本质结构以及本质结构能否被把握。胡塞尔所反对的"历史相对论"与波普所反对的"历史决定论"截然相反。本文通过对历史现象学与历史主义概念的分析,结合不同视角下历史现象学与历史主义发展的探讨,最后分析了观念历史本质。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做官发财”有传统

一个待解的命题"做官发财"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士大夫所追求的仕途经济的核心内容。在两千余年的历史演化中,这一观念已浸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有”“无”之辨: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管窥

20世纪初年以来,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成长,不但影响近代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还改变了"存史"的方式。因此,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面对的既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其带来的影响是,历史书写所揭示的"有",往往是基于"普遍历史"所昭示的"目的论"立说;而过于关注这样的"有",舍弃的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无",况且"无"所呈现的实际是另外的"有"。关注历史中"无"的一面,既可以突破"有"的樊笼,也有裨于呈现"无"所包含的"有",重建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     

历史,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近年来有一个词格外火,这就是"历史",从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电视节目的火暴,到不断续拍的"戏说历史"类的电视剧以及日益无厘头的"穿越剧",再到雄踞排行榜前列的历史图书以及最近贺岁片全扎堆有关历史的题材,大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气势。于是,"历史热"势不可挡地来临了,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被颠覆,大胆的历史观念频频被提出来。以史为鉴,"历史热"的"热"度确实能给我     

观念与思想:汉代虎形肖形印的解读

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图形内容具有较强的重复性,这些图形来源于汉代人的历史记忆,是汉代人观念、思想的承载物。在汉代普遍的观念与思想影响下,出现了多类以虎为题材的肖形印,具体有"人搏虎"题材、"突出虎纹"、"白虎"题材等,这些虎形肖形印体现出汉代人的尚武精神、辟恶御凶观念、祥瑞思想等,同时,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寓意与功能也与汉代人普遍的观念和思想密不可分。思想史视阈下的肖形印解读与研究是拓宽肖形印研究途径的一种努力。     

两汉社会观念研究——一种基于数据统计的考察

现有的两汉思想史,多是以思想家为轴线的思想史,约等于是思想家的谱系。思想史写法如果转变为以思想为轴线的思想史,或谓观念思想史、概念思想史、问题思想史,则将是真正的思想的历史而不再是思想家的历史。借用数据库方法,通过关键词语的统计分析,研究两汉时期的观念史是可行的,这种研究将会提供一些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思考。"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说法不完全符合汉代社会实际,孝不是汉代社会伦理体系中最核心的词语;汉代是一个重义守信的时代,信义观念的重要性大于孝观念;财富观念、社会公正观念、法观念,都是汉代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观念。数据统计方法介入汉代观念史研究,将会使思想史研究的触觉,真正地延伸到整体性的社会层面。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历史时间的重构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促使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单向线性时间观念确立,统摄古今中西的历史时间框架得以形成。新的历史时间使人们的历史意识发生巨大变化:将历史演变视为时间均质单向流动的过程,削弱了历史事件在"循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和借鉴作用;断裂的历史时间因为逐次排比的历法时间获得了连续性,历史片段之间因果关系的探求,使得线性的历史叙事与历史时间得以有机融合。在历史书写当中,通过联通古今中西的"世界时间"架构,"统一"演进的历史时间序列得以建立,并为中西历史比较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但这种以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为底色的时间架构,也成为清末民初时人们展开历史想象与历史书写的内在规定。     

秦汉人世界意识中的“北海”和“西海”

据秦汉文献记载,"北边"和"西边"地区称湖泊池沼为"海"。这一情形与中原人有关"四海"的观念存在某种内在关联,也反映了当时人的天下观和世界意识。有关"北海"和"西海"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生态环境史提供重要的史料。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乃至生态学研究者都应当关注相关问题的考察和研究,以拓展不同主题的学术空间。     

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述评

近年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革研究、近代文物价值认知变化研究和近代"文物"概念异同比较研究等。只是这类研究多限定于单一学科,多停留在对概念本身含义的阐释上,未能关注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应以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为整体考察对象,重新研究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重点关注中国"文物"概念的学术考证、欧美近代古物观念的形成及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的时代语境研究、近代中国典型文物观念的比较研究等方面,重新呈现文物作为物质的文物和作为文化符号的文物在观念上的多重面相,以使近代中国文物变迁史的研究更加丰满。     

从“循环历史观念”看古希腊史学与哲学之关系

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首次清晰地记述了关于历史循环式发展"五个时代"的神话,其中的东方因素特别明显。"循环历史观念"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削弱了"东方"的和"神话"的成分,成为一种流行的哲学观念。主流的希腊历史记述,并没有体现这种所谓的"循环"。从整体来说,哲学与史学处于矛盾状态,哲学给历史学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学术土壤,但是更倾向于把转瞬即逝的历史事件当成基本的素材而已。但希腊的历史学一直保持着自身的传统和准则,从来没有试图走入哲学的围城。历史学与哲学,如同古希腊的信仰与理性,在矛盾中处于均衡状态。     

祖先神观念与商周时期的族群认同观念

<正>从考古学上看,中国早期的文化是多样性的,苏秉琦先生描述为"满天星斗"。由此,苏秉琦先生提出"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是历史认识的一个怪圈1。苏秉先生的考古学总结无疑是正确的,但从《尚书》、《史记》等古典文献看,中国古代又确实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形成了统一的历史观念。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言: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