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凤二年石函

五凤刻石 金代明昌二年(1191年)重修曲阜孔庙时发现了一件方形刻石,上面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分三行排列。字是隶体,又有篆书的意味。(图一)当时负责监修孔庙的高德裔为此事写过一则小记,文字如下:     

正定藏三方“容膝”刻压

正定现藏有三方朱熹书“容膝”刻石,一方存隆兴寺,两方藏于民间。隆兴寺藏的一方刻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原始刻石,但漫漶严重。第二方系摹刻前石而重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文字保存较完整,可弥补第一方刻石文字之缺。第三方仅见拓片,应为三方“容膝”刻石中时代最晚者。     

正定藏三方“容膝”刻石

<正>定现藏有三方朱熹书"容膝"刻石,一方存隆兴寺,两方藏于民间。隆兴寺藏的一方刻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原始刻石,但漫漶严重。第二方系摹刻前石而重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文字保存较完整,可弥补第一方刻石文字之缺。第三方仅见拓片,应为三方"容膝"刻石中时代最晚者。     

蒙古国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考释

本文考证蒙古国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上的文字为纪功铭文。由于国内外现存有确切可解读年号的契丹大字刻石非常罕见,因而此刻石具有极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本文首先介绍了此刻石的发现过程,其次结合《辽史》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考察,最后对照汉字、女真字以及已经解读的契丹大字,对石上所刻文字进行了初步释读。     

西汉草叶铭文镜

人类文明史最重要的记录手段应该属于文字。在纸张使用之前,汉字的主要载体是甲骨、钟鼎、刻石、砖陶、瓦当、竹简、木牍、绢帛等。公元前二世纪的秦末汉初,铜镜上也开始出现了文字(镜铭),用以表达当时社会的祈福、吉祥、风土、人情等内容。众所周知,铜镜始于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相隔漫长的二千年后,才在     

正定临济寺澄灵塔上的三方刻石

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是佛教临济宗的创始人义玄禅师的舍利塔,本文介绍了嵌于塔上的三方不同时代的刻石,对其文字内容、刻制时间及历史背景做了考订,并将雍正十二年谕旨刻石中加封的20位名僧的简况整理附后。     

东汉临为父作封刻石考述

临为父作封刻石刻于东汉延熹六年（163）,清宣统元年（1909）由罗正钧收入山东图书馆（今山东省图书馆）附设的金石保存所,新中国成立后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今山东博物馆）收藏至今。该刻石为东汉著名碑刻,被诸多金石研究者所重视,但仔细对比原石、拓片,发现以往著录多对其铭文释读不全或误释,或囿于仅见拓本未见原石而对刻石的定性不一。在对刻铭文字进行隶定的基础上,据其形制及铭文内容,可认为该石非墓中石刻,应为墓上祠堂建筑刻石。     

四川新出土一批汉代碑刻

西汉刻石为数极少,自东汉开始,碑碣渐兴,而成为书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主要载体。载体改变,挥毫天地大增,使书者无论在用笔、结构、章法等形式和作品整体气象乃至意境美的表现上,都有了更为充分的锤炼、积累和提高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字刻石的工具、技术也随之逐步提高。     

明代北京国子监《古文孝经》刻石考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有《古文孝经》刻石两方,为明代天启三年北京国子监官员共同刻立。本文首先对该刻石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旧拓与石刻艺术博物馆所制新拓的泐损情况做调查统计,并在此基础上,用旧拓本所录经文内容与现存多个《古文孝经》版本相较,推测刻石底本是一个与当时常见的古文本不甚相同,甚至是参照今文改易过部分文字的经本。此外,文中还梳理了两方刻石从北京国子监到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流转经过,并通过对注释内容及作者蔡毅中的考察,说明这两方刻石既体现了蔡毅中等晚明孝经学者的政教观点与政治诉求,也是晚明时期孝经学思潮兴盛的实物佐证。     

西昌发现一方大理时期刻石

1984年冬,四川西昌市西郊钟官坡村的一户农民在改建旧房时,发现早年砌在墙基里的一方刻石残件(图一),是一件大理时期的遗物。刻石残件用当地红色砂石雕制,作圆头碑形状,两面刻写文字(图二、三),下部残缺。残高30、宽26、厚5厘米。正面上部中间雕有高约10、宽约6厘米的小龛,龛内浮雕一尊趺坐的佛像。小龛两侧阴刻朱雀图案,下面有阴刻直书的汉字六行,均缺下部,存三十九字。文为:     

书画

石鼓文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批刻石文字。大篆书体,刻在十个鼓形石上,内容为记述秦国君游猎的四言诗。刻石年代有秦文公、穆公、襄公、献公时诸说。唐初出土于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其中一石字已漫漶,其余九石也有程度不同的残缺。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一)。     

谈四川宋墓中的几种道教刻石

在四川地区的两宋墓葬中,曾经出土过几种形制特殊、文字奇异的刻石,即所谓“敕告文”、“华盖宫文”和“镇墓真文”。这几类刻石的性质和作用,已有同志指出“可能是一种用于辟邪的道士字”,或为与道教迷信有关的一种“镇墓石”,这些推论,都是正确的。本文拟进一步对这几类刻石的内容及其有关问题谈一些看法,以就教於识者。 一、敕告文     

金乡汉墓“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刻石考议

山东济宁金乡汉墓出土刻石有涉及盗墓行为的文字。有学者解读为对"发""丘"者的诅咒。刻石文字作为重要的社会史信息,反映了当时盗墓行为的普遍。而其中所见"孝思贞廉,率众为善"等,则是正面的道德宣传,与"发""丘"形成颇为特殊的关系。金乡汉墓石刻所透露有关盗墓与反盗墓及其他文化现象,可以从一个特殊的侧面体现汉代社会文化多层次多色彩的复杂风貌。     

威县出土《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新探

《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1913年出土于河北省威县,1933年的《河北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其拓片,并刊载了时任威县县长崔国卿的短文《威县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考略》,封面更集刻石中的"河北"二字为刊名。本文在崔考基础上,对刻石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其所记载的黄河水患、县城迁址等内容,可补威县地方的变迁史,而其集王羲之字,自由洒脱,一气呵成,颇具王体神韵,可与唐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称集王书法刻石的双璧。     

关于嘎仙洞东侧背北石壁新发现文字的初步分析

在嘎仙洞东侧背北石壁新发现的文字 ,很可能是与《魏书·礼志》记载相一致的正本 ,而西侧刻石是与《魏书·礼志》记载不一致的副本。     

五方唐代《皇帝诏命》册书刻石考释

这是五方最早的"皇帝诏命"。是唐高祖李渊开始册封他二岁多的儿子李凤,为豳王的诏命文书,直至李凤四十多岁,一共五方对一个人延续的"皇帝诏命",实属罕见,对研究中国古代皇帝册封制度,诏命行文格式及演进,刻石立碑的庄重及官方文字正气,都是十分珍贵的系列资料。     

连云港市西汉界域刻石的发现

东西连岛位于连云港市东北海中,与连云港港口隔海相望,相距约2公里.因该岛系东西相连的两岛组成,故名.所发现的西汉界域刻石位于此岛最东端羊窝头峰北坡(图一),灯塔山两侧临海处,地理位置为东经119°29′18″,北纬34°45′.刻石面海而立,距海平而平均潮位高约8米.由于刻石处于岛上最偏僻处,加之地势险要,人迹罕至,故久无人知.直至1987年连云港市文管会办公室人员在连云区开展文物普查时,连岛乡文化站站长杨光凡同志报告,始知此刻.据杨同志介绍,刻石1984年发现时已裂为二石,且不在一处.左侧一石即在今处;右上侧一石,原在右上方高约4米处的一块向左倾斜的岩石上.现二石中间尚有4厘米左右自然断裂隙缝.透过隙缝,岩石断面十分清晰,二石石质相同(花岗片麻岩),刻字风格一致.据此,可认为二石原为一石,后裂为二.左侧一石先行滑落,右侧刻石乃近年来滑落至此.(图二)     

汉代石刻概说(上)

<正>一、前言 刻字于石,传诸后世,是古来世界各地都存在的现象。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与甲骨、青铜器、简牍、嫌帛等一样,石头自古即成为记录文字的重要材料。[1] 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是殷代刻在石牛和其他石器之上、与占卜有关的几个零散的数字性铭文。[2]迄至战国时代,则有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陵附近发现的、标明墓地位置的19个文字的刻石。[3]此外,还有向为人知的石鼓文。之所以被称作石鼓,是缘于石形如鼓,记载有歌咏征旅渔猎内容的文字。围绕其制作年代争议颇多,早至周成王、晚至西魏时代诸说并存。其中,认为乃战国中期秦、楚争     

西汉石刻文字初探

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石刻文字,不仅能发现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史料,以补充、纠正史书的不足和错误,而且也是探讨我国文字演变和书体、书法沿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石刻文字对于研究篆书和隶书的相承,秦隶和汉隶的分别,以及汉隶和所谓八分书的关系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西汉石刻文字是比较少见的,除宋赵明诚《金石录》著录的"居摄两坟坛","五凤刻石"系金明昌二年出土外,其他的西汉石刻文字大多为清以后所发现。这项材料,长期以来没有作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因而很少引起大家的注意。本文拟就目前所能收     

黑龙江萝北县太平沟首次发现抗日刻石

萝北县太平沟乡太平沟南侧临江处,至今还保存着一块珍贵的抗日刻石(见图一)。刻石位于黑龙江右岸的漫滩上。石料为巨砾,当地人称之为“卧牛石”。刻石呈不规则形,长、宽各约155厘米,厚约30～70厘米。字刻在较平整的正视面上,连落款在内,共计3行,右起第一行为“此石可烂”;第二行为“倭匪之仇不可忘”;第三行为落款,偏下,为“九一八”(见图二)。字迹较深,苍劲有力。据当地人讲,刻石直置于漫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