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历程可分三个阶段进行研究。第一阶段,双方都以农业税为主体;第二阶段,中西开始分途,中国沿第一阶段的路径向前发展,西欧则转以工商税作为财政基础。第三阶段,中国赋税结构的演变再一次证明了农业税无可争议的地位。西欧则进一步提高了工商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总之,中西赋税结构存在很大差异。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

近代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交战各方国力及动员能力的较量。在甲午战争爆发初期,日本政府以及财界就巨额军费的筹措,有捐款说、内债说和外债说等主张。最终松方正义主张的内债说上升为国家意志。日本政府脱离和平时期的财政运作模式,在战争期间超常规地动员财政金融机器为战争筹资。明治政府在煽动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合理利用短期借贷、增加纸币供应、发行国债等近代金融手段,促使财界及民众在经济上支持战争,其中日本银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大陆作战停止前,日军的绝大部分费用是通过日本银行短期周转,再以发行长期国债偿补的方式筹集。马关议和结束后,清朝的巨额赔款成为弥补日本在战争期间透支军费的财源。     

清末广西军费支出探析(1901—1910)

地处边境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广西,晚清时期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尤其清末十年,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均出现严重危机。为维护统治,广西地方在实施军事“新政”的同时,加强了军事控制,其中军费开支浩大且影响巨大,既是清政府财政和军事改革下的产物,也因应了广西地方官府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考察其支出概况、经费来源、支出项目、变化特点和影响,可以了解时代大背景下广西执行“新政”而编练新军的具体情况,进而观察近代广西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变化。     

汉代各阶层女性家庭地位的对比分析

汉代各阶层女性在家庭地位方面存在夫贵妻贱的共性,不同阶层的女性又有自己的群体特征,下层女性相对上层女性家庭地位较高,公主在夫家妻贵夫贱,也存在夫妻地位平等的个案。     

从《吏民田家莂》看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

简牍表明,孙吴把国有土地按质量分为“熟田”、“旱田”两类租给农民,征收不同标准的田租,其“熟田”、“旱田”的数额是人为地“定”出来的而非依据土地质量的自然状况而统计出来的数量;东汉自章帝以后把土地“差为三品”而税之,吴简的问世,间接地证明了东汉土地分为三等之后是分别征以不同数额的田税;孙吴的“熟田”、“旱田”之分是东汉田分三等的发展,尽管租、税性质不同,但方式一致。     

儒学与汉代夫妇关系

汉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充分意识到规范夫妇关系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性。先秦儒学提出的“夫义妻顺”,在汉儒董仲舒“夫为妻纲”,《白虎通》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向“夫权”绝对化转变。片面强调妻子的无条件的顺从和保持贞节,妻子逐渐丧失其人格独立性,成为依赖顺从丈夫的附属体。     

儒学与汉代夫妇关系

汉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充分意识到规范夫妇关系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性。先秦儒学提出的"夫义妻顺",在汉儒董仲舒"夫为妻纲",《白虎通》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向"夫权"绝对化转变。片面强调妻子的无条件的顺从和保持贞节,妻子逐渐丧失其人格独立性,成为依赖顺从丈夫的附属体。     

汉代的流言与讹言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社会出现冲突、矛盾、动乱甚至危机时 ,谣言或类谣言就会应运而生。汉代的流言和讹言 ,就是这样的类谣言。流言、讹言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常识”所认定的“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 ,捏造的消息”。对秦汉时代流言、讹言的认真考察 ,有助于对当时的社会心理氛围做出更丰富的描述 ,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完整的解读。     

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

鬼神问题于先秦典籍中即已触及,延至汉代,鬼神观念大行其道,民间的种种习俗与信仰受其影响极深,因此,关于有神与无神的争论也沸沸扬扬,各种论说迭出不穷。同时,“事鬼神”的巫者亦应运而兴,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上影响甚巨,这也是汉代特有的一种社会风习。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汉代的博士与议郎

汉代博士官承秦代而设,但职掌已较秦代有所变化。即由于武帝立学,博士始获得学官称号,并正式被赋予教授太学弟子之职,亦奠定汉以后博士主要作为太学教官的职官发展趋向。其次,汉代议郎与博士性质相近,因而其亦与汉代学官制度发生联系。西汉自宣帝起,某经议郎的选立,往往成为其经正式立于博士之前的准备。至东汉,某经议郎则成为朝廷承认古文经立于学官的变通办法。由于议郎与博士在性质上如此相近,给汉代经学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汉代的炙与炙炉

本文主要从考古资料入手,并结合相关文献,对我国汉代食物烹制方法之一的"炙"进行了简单诠释,并对"炙"的器具--炙炉的形制结构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介绍,希望以此对于研究汉代饮食文化及社会生活有所帮助.     

董仲舒与汉代史学思潮

汉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三大潮流 :注重以天道论人道、探寻历史的变易及其法则和着力阐发大一统思想。这些史学思潮的形成及其演变 ,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三统”历史变易说和“大一统”说等历史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

~~爵者的待遇 ,有逐渐淡化、贬低的迹象。关于这一点 ,在《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一文中已经论及 ,此不赘述。至于“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是指《田律》的“顷入刍三石……皆二石”、“刍一石当十五钱”、“一石当五钱”( 2 4 1号简 )而言。“卿”既是爵名 ,据考“卿”又是高于五大夫的爵名 ,那么所谓“卿以下” ,就包括了五大夫以下诸爵等。这些人“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和“十月户出刍一石” ,因为都是按户缴纳 ,故简称为“户赋”。按照“赋”钱本指口钱、算赋之义 ,详见拙著《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的《曹魏…     

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

两汉时期,随着河西屯田事业的发展,不仅由官府组织修建了一系列水利灌溉工程,而且还有民间开挖的灌溉渠道。河西的水利工程规模较大,并已形成分布有序的灌溉网络和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内地一样,河西各地也设有“都水官”和“河渠卒”,但他们在受中央大司农和地方郡县管理的同时,还与当地的军事防御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还受到郡都尉的节制。     

汉代亭长与盗贼

汉代地方社会广泛地分布着豪族大姓,无论在中原核心地区,抑或在边陲地区,只是正史不一定以大姓、豪人、豪族称之而已。笔者认为地方豪族大姓早已融入官僚系统,成为郡县掾吏,乡里亭长,甚至已是百石以上的地方长吏,其家族成员散布在官僚结构之中,有广大的关系网络。本文尝试从亭长及其部下切入,认为负责逐捕盗贼的亭长,以及其部下求盗、亭候、亭父等人,其出身颇有来自地方大姓者,当中谨守法规的亭长也有些像循吏的爱民,惟具体的事例说明,有部分大姓合谋犯法,仿如群盗。笔者考察边陲地区的盗贼作恶为乱的情况,当中盗贼、群盗,也颇以地方大姓为首,因此笔者认为盗贼、群盗与地方大姓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间有很多是重迭的。     

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与汉代徐闻港的关系

徐闻位于广东省雷州半岛的南端,“三面环海,汊港纷岐,又无崇山峻岭,扼塞要害。”徐闻“谓其地迫海,涛声震荡,曰是安得徐徐而闻乎,此徐闻所由名也。”徐闻县,春秋战国时代属楚国百越,秦汉之际属南越国,西汉元鼎六年置徐闻县,属合浦郡管辖。汉代徐闻港的史料来历始见于《汉书&;#183;地理     

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

明代"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史籍大致有三种记载:一为三百余万两,二为二百余万两,三为一百余万两。本文认为该役共筹措军费449万余两,至战役结束时共花费252万余两,善后开支在110万两以上;开销的军费中,源自户部的有120万余两。     

汉代谷仓的活化石

江西省万年县设立于明正德七年（1512年）．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建制历史。盘岭村位于弋阳、乐平、万年三县交界的海拔644米的黄天峰丰山腰中,四周丛山环抱,中形如盘．直径有一里许．故名“盘岭”．具有汉代遗风的民间谷仓就坐落于此。之所以这种两千年前的谷仓形制能保留至今,和盘岭的地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