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民主与独裁论战背后的非学理因素

民主与独裁论战背后有很多复杂因素,其中关于一个领袖的争论是非学理因素,也就是说,这场争论的重心已经由学理上的要民主还是要独裁转移到了中国有没有可以独裁的人、由谁独裁、这个人有没有独裁的能力的现实政治问题,非学理因素与学理因素纠扯在一起,使得不同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复杂的心理取向。五四以降,政统上的秩序危机与学统上的意义危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尽管本文所选取的对象在对现存政府的合法性——道统的认可是有某种程度的共识的,但对于一个领袖谁来做的不同看法则反映出他们对于解决意义危机的犹疑之态,从而也表现出民国思想界道统、政统与学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出山：华北民间年画中的英雄史开端

在许多华北年画中，都会有姜太公、刘伯温两个“军师”的形象，以此为基本资料依据，参以《封神演义》《英烈传》等讲史小说、戏曲、传说等，可探讨士人在与皇权打交道过程中的关系问题。在传统天命观下，一个新朝的潜在皇帝登场后，必须有一位军师“出山”,这部英雄史才有一个真正的“开端”。从姜太公到刘伯温，士人与皇权的关系经历了从平等到压抑的过程，折射出以“隐士”为象征的道统与以“帝王”为代表的政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历史变化。     

列侯位次与汉初政治秩序——从位次厘定时间说起

汉初十八列侯朝位次序的厘定时间在高帝十二年平定卢绾叛乱之后,而非过去认定的高帝六年。不同于纯粹的褒奖军功,厘定位次旨在通过确立军功与权力、地位的对等原则,既证成刘氏皇帝以最高军功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也以与军功相匹配之政治权力、地位的享有,换取元功列侯对刘氏皇帝和汉政权的认同。其与"白马之盟"、《三月诏》均为刘邦驾崩前极力构筑分权共治秩序的重要举措。基于军功或位次高低的分权共治秩序贯穿于汉武帝中期之前的政治实践中,并突出表现在奏书署名和绍封恩赏两方面。元功列侯朝位体系及分权共治秩序的建构,是汉初"有限皇权"的具体表现,也折射出秦皇汉武之际,专制皇权体制的曲折发展历程。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汉代宴饮与国家秩序结构

汉代社会是一个专制皇权正式确立并且逐步得到强化的社会,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民风民俗无不烙上了专制皇权的烙印。皇权以公权宴饮构筑起了一个礼俗意义上的国家秩序结构,并尽最大可能地将宴饮控制在一元皇权之下。但私权意义下的宴饮,不断地动摇、破坏着公权宴饮中的国家秩序,汉代宴饮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定律之中,它既塑造了公权意义下的国家秩序,同时又腐蚀、动摇、破坏了这一秩序。只有改朝换代,将宴饮秩序进行重新建立,这一矛盾才能解决。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中国封建皇帝封禅略论

在祭教合一的封建时代,皇帝举行隆盛的封禅典礼,既是构成皇权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普遍逻辑性法则和终极依据,又是皇位正统和大一统所必须的文化表征.在儒学思想演绎和阐释下的封禅仪式过程和象征意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构建,而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展示.     

北宋社会思想语境中的士人绘画理论研究

北宋独特的社会思想和文艺形态,为士人绘画的实践和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程朱理学的确立与文以靖国的立国政策,使得士人绘画占据了北宋画坛的主导地位,由此推动了中国传统士人艺术思想的发展。     

清代东北方志序论思想价值略论

方志不仅有史料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集中体现在小序、按语、论赞等之中。清朝统治者通过东北方志的修纂来表明其正统地位,论证其治统即政权合法性和统治合理性;宣扬其道统,即儒家文化认同和强化道德教化。此外,还凸显"满洲根本"的政治原则,实质仍包含在"大一统"思想之中。随着清末社会大变革,传统经世思想中注入救亡图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东北方志序论也包含丰富的革新思想,如针砭时弊、世界视野与进化史观、振兴实业、抵御外侮、重视教育等。系统阐述清代东北方志序论的思想价值,展现出时代变革影响下方志编纂思想的变化。     

官民互济视角下中国近代文白变革

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不仅仅是人际沟通的工具,也内蕴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道统与文脉。不管是古代中国以“雅言”为尚的语言传统还是近代中国以“白话”为尚的语言变革,都承担着“文以载道”的道统意识,关涉官民互济的文脉建构问题。面对帝国列强的武力侵略和欧风美雨的文化渗透,朝野双方在互动中将文言/白话打造成“国文”“国语”建构起的新的语言统绪,以凝聚民族认同,应对文教危机。学统、政统与道统历来是语言与文脉绕不开的命题,及至近代文白变革朝野互动更显其缠绕与紧张。在官民互济视野下反思汉语之文化复兴之路,我们会清晰地看到现代性演进过程中,语言统绪所面临的紧张与焦虑。     

为士之道——柳宗元士人论的考察

柳宗元主张天人之分论,注重以生民为本的世间事务,生民之意成为其政治社会论的起点。子厚认为道体现为从天子至庶人的秩序,法制礼乐是维持此经分秩序的凭藉。在四民社会架构下,所有成员履行符合其分工位置的行为,始能达成秩序的和谐运作。生民之意有待士人、君主等理物者实践其公共职能,而士人惟有入仕始能承担理物之职。世间秩序既本诸生民,士人入仕自须以生民为念,从而为士人入仕提供合理性的理据,以提升士人的积极性。子厚进而提出“明与志”之说,强调通过认识与明辨,始能认识道与现实处境,进而采取合理行动,拯济生民。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探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其睿智和远见,从重塑主流意识形态、加强经济绩效建设、启动政治权威的法理化转型、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着力构建新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在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不仅成功地化解了“文革”导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且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避免了前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政权变色和国家分裂的悲剧。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对新世纪保持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论政治合法性的存在意义

以往学者们对政治合法性意义的研究多是关注它对于政治系统的意义。然而,既然政治合法性是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民众关系的评价,那么这个关系如何既关涉政治系统,也关涉社会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而言,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稳定和政治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就政治合法性的社会意义而言,民众通过对政治系统统治合法性的不断追问,可以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改善自身的权益状况。     

玉玺呈瑞：宋哲宗朝传国玺事件剖析

元符受玺为北宋哲宗一朝的大事,在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史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哲宗君臣对传国玺的接受,不是玉玺正统象征这一传统观念的显现,而是现实政情、理想化政治追求与传统政治文化间博弈的结果,从中反映出的是将传国玺符瑞化的倾向。由于传国玺本为暴秦之物,不幸又与绍述政治、奸臣蔡京联系到一起,加之士人将道德因素介入的失败,此后传国玺的传统政治符号意义在世人批判中完全消解,甚至作为符瑞的合法性都被否定,它被重新赋予了暴政、无知、欺诈等象征意义。     

明代皇权转移之际的合法性博弈

本文通过对明朝皇权转移之际种种关涉政治合法性的博弈进行考察,透视明代皇位继承的文化和心理条件,对帝制体系运行中传统、实力、社会心理、人事关系间的纠结进行剖析。明代除曾发生建文、永乐间武装争位情况外,其他过渡较平稳的皇权转移仍常伴随围绕政治合法性的博弈,皇帝、士大夫、后妃、贵族、宦官都在其间扮演角色。皇权转移关乎国运、政局、民生,由此形成具有制度、文化、时局综合含义的更替规范和社会期待。这种期待,具有一定程度上降低皇权随意更迭的约束作用,凸显合法性构建的必要,但总体而言,明代皇权转移仍在传统政治范围内,没有发生“转型”的明确迹象。     

百年后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再审视

根据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晚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中等社会大多数人愿望，符合落后国家实行政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神圣皇权和君主专制制度遇到宪政体制挑战，确立了以“三权分立”为雏形的君主立宪制度，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义务，从理论和形式上建构起一种不同于传统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治制度。     

希冀道统、治统之合膺——康熙玄烨独尊程朱理学的文化选择探赜

清代开国之初．作为一个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新兴政权在初步建立其统治之时,选择并确立何种思想学说作为官方正统思想意识形态,籍以统一思想,维系人心,凝聚知识界和全社会,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经过一段时问的摸索,清圣祖玄烨选择程朱理学作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玄烨尊崇朱熹,提倡理学．俨然以儒学道统的当然继承自任．并将道统和治统合一。玄烨独尊程朱理学的化选择．对当时社会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在宋代历史上,士大夫集团无疑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学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学界以往更多地侧重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等具体“重”方面的原因,而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仍然探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