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建构鬼神理论的必然性

朱熹是宋代一位具有科学思想的理学家,但科学思想却没有使他走向无神论道路,反而使他接受鬼神,并建构了鬼神理论。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断之为倒退落后,如果对朱熹"了解之同情",则能理解他建构鬼神理论之苦衷。四大因素迫使朱熹建构鬼神理论:一是现实中的"鬼神"现象必须得到解答;二是儒学典籍中的鬼神之事无法回避;三是必须应对佛道鬼神论的挑战;四是道统的合法性辩护。     

从三教合流到批佛辟道:论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

三教合流后,佛教和道教的地位日益上升,儒学地位日渐衰微。为了复兴儒学,北宋时期的理学家张载以气为本体,批判佛教和道教中对于轮回、鬼神的解释。通过太虚与气之间体用不二的关系,建构了儒家天道本体。与传统儒家宗教观不同,张载以气化实体论建构的儒家宗教观摆脱了鬼神、天命对于人性的束缚,从礼制的角度证明了祭祀的合理性。总之,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促进了儒学在北宋时期的复兴,推动了理学体系的建立。     

浅论周敦颐的人性修养学说

周敦颐在儒道佛三教并存而儒学衰微的背景下,融入佛道思想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与复兴,开千年理学之先河,其中的人性修养学说在坚持儒家基本观点的前提下,也增添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集中体现在其仁义观、成圣观中。     

王阳明与儒学复兴运动──纪念王氏“龙场悟道”490周年

今年是王阳明“龙场悟道”４９０周年。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本文拟从学术思想衍化的角度,就王氏与儒学复兴运动,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所谓儒学复兴运动,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一次所谓“继绝学”活动,力图维护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王阳明堪称是这一运动的殿军。儒学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候起,就具有较强的活力,其所尊尚的经典《六经》即古代道术的总汇,这一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颇丰。及至西汉武帝以后,更处于独尊的地位。由于它致力于修齐治平之道与礼乐刑政之术,为封建统治阶级用作维护…     

唐代道教对儒、佛的融汇之道

三教既斗争又融合是唐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唐代时,道教凭借着与皇权的结合,社会地位日高,至中唐时,道教始祖老子的社会地位被抬高到极致。这时的道教不仅在与佛教的论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已经不满足"三分天下有其一"这样一般的社会影响,而是从义理与人生哲学方面整合儒佛之学,既纳儒入道又援佛入道,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大大挤压儒家在封建意识形态中的作用空间。道教对儒学与佛教思想的吸纳与融汇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完成的:一是重玄为宗,深化道教哲理以弘道;二是纳儒入道,融摄儒家纲常以治国;三是援佛入道,汲引佛教心性论以修身。     

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人,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憨山德清的三教融合论

憨山德清从融合儒佛道的思想立场出发，以禅宗的“明心见性”说来解释儒家的学问之道，以佛教本体论和八识说来发明老庄道学之旨，又以儒家伦理思想去解释佛教教义与戒律，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三教互释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同源于一心，故“三教本来一理”、“三圣本来一体”，三圣三教之间“所同心，所异迹”，从根本上说，“孔老即佛之化身”，万流朝宗，百川一味。     

现代新儒家研究近况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进行了初步而热烈的研讨,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现代新儒家的内涵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肯定现代新儒家这一说法,但对它的理解仍有分歧.主要是:1、现代新儒家是指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来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由于相对于先秦儒学来说,宋明儒学在历史上被称为新儒家,因而本世纪这个以复兴儒学为帜志的学术思想流派可称为现代新儒家.2、现代新儒家是针对近代西方实证主义思潮传入而形成的,这个学术思想从反实证主义回到儒家的心性之学,突出人作为认识主体、道德主体的观点.因此,现代     

《大学》与人格修养

本文依托于上古时期的巫术文化,对《大学》的上古背景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在仔细辨识"德"、"学"等字义的前提下,从三大纲领、八大条目和义利之辨三个方面,依据"明明德"的天道启示,详细阐述了儒家经典的人格修养"忠恕之道,一以贯之"的深刻内容.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敬畏之心、反省之心、创新之心等等各个方面讲述了人格修养的途径与内容.     

儒学在江南的建置化与民间化——基于嘉兴儒学物质载体的数字人文分析

儒学的建置化和民间化,即儒学作为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完成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构建,并向下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对地方志中所载儒学物质载体的大数据分析表明,以嘉兴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自宋代开启儒学建置化,至明清臻于完善。明清时期,儒学显著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与个人道德规训、日常生活管理有关的物质载体大量增加。在实践层面,与儒学有关的信仰在地方官员的推动下,与佛、道、民间信仰展开了漫长的拉锯过程。     

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与宋代儒学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在宋代以前的地位一直隐而不显,他的地位甚至不及周公、颜回,至多与荀子比肩齐名,然而到了宋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从此确定了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原因之一,就是孟子为宋代儒学走出困境、完成儒学的转型,不仅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提供了方法的支持。     

孔孟商业思想钩沉

孔孟商业思想钩沉雷近芳儒家学说是以伦理政治内容为主要建构的思想体系,儒学宗师对经济生活的论述微乎其微,关于商业几无涉猎,偶有些许议论,基本都是关于义利之辩、崇义而抑利,让人容易误会孔孟轻视商业活动。而长期以来,抑商政策与轻商观念在许多人的认识里混为一...     

从对峙到会通——由景德镇御窑瓷器看明代中后期宫廷宗教信仰

<正>明代,我国宗教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随着宋明理学显学地位的确立,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和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都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式微。明代以儒为主、佛道相翼的宗教政策,使佛道二教在相互角逐的同时都渐向儒家靠拢,并竞相依附于皇权,最终在皇帝个人     

周公、孔子与"文明化成":章学诚的儒学之道

章学诚以其著名的“六经皆史”说而为现代中国所知。但是要理解这一说法的全部内涵,我们就必须研究实斋“周孔之辨”的命题,这一命题提出了周公与孔子,谁才是最伟大的圣人的问题。只有考察了这一命题,我们才能在把握“六经皆史”本质含义的基础上全面理解实斋的儒学思想。章实斋超越于清代今古文门户之上,力图通过自己颇具独创性的史学,重窥贯通天人、化育文明的完整儒学之道。     

论皇侃经学思想的主体与本质

皇侃《论语义疏》加入了很多玄学和佛道思想。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在《论语义疏》中仍然占据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主体表现出越来越开放包容的趋势,玄学和佛道思想被主动引进,而又没有改变儒家体系,这是儒家主体成熟和自信的表现。关照现实是儒家思想区别于玄学佛道的鲜明特性。《论语义疏》中关于“忠”“孝”“礼”等问题的阐释,既植根于六合之内的孔子之论,又针对当时振兴儒家道德和完成礼制建设的社会现实进行议论发挥。它既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无源之水,也不是没有任何指向的抽象空谈,而是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的有机结合。因此,皇侃《论语义疏》具有鲜明的儒家特性。《论语义疏》大力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使经学在思想理论形态上有了显著的提升。     

中唐思想家与儒学复兴

唐朝时期,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形成。虽此时儒学式微,但实为儒学发展的承上启下。中唐儒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成为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宋明儒学复兴的基石。中唐时期的重要儒学思想家韩愈、李翱发展了儒学,柳宗元、刘禹锡推进了儒学,他们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为中唐儒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试论罗泽南对佛、老思想的批判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秉承儒家辨学卫道的传统。他对佛教、道教和道家作了猛烈的批判,认为佛、老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淆乱圣学、背弃人伦、破坏生活与生产等三个方面。此外,他还提出了禁绝佛、老之教的措施。     

论宋代思想文化对“无为”涵义的影响

“无为”作为《老子》一书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而这一时期特定的思想学术文化对“无为”的释义有着深层次的影响。主要原因为两点:首先是宋代三教合流的大环境中,儒学占据思想文化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对道家著作《老子》的注释有着积极的影响,其次就是宋代道教的繁荣以及统治阶层出于巩固政治的需要,促进了对《老子》中“无为”思想的解读。宋代这一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使不少注家把书中的“无为”思想作为治国之术加以阐发。     

罗泽南与晚清理学复兴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对理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且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罗泽南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通过辨学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与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的是,罗泽南还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使理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     

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

朱子以理欲之辨为核心,在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上承继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对之做了系统的新阐发。它要求每个人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正确处理各层面的公私关系,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以建立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在秉承朱子之学和家礼的明清徽州,为了适应新的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人们以朱子伦理观为基础,同时吸收明清思想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个人治生及"新四民观"等职业伦理思想,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明清徽州以天理为旨归和价值目标,崇尚"勤俭治家"和"崇俭黜奢"的原则。在处理与家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公私关系时,践行朱子的公私之辨,以奉公和利公为原则与理想追求。秉承朱子义利观,将以义取利、以义制利和化利为义落实到经营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徽商在经营中崇奉朱子的诚信观,以契约理性来规范商业经营。在看待士商(儒贾)关系及其职业伦理价值时,对朱子的职业伦理观既有突破,更有持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