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见义尊、义方彝的年代及装饰风格

义尊和义方彝是继利簋之后又一组记载周武王事迹的青铜器。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记载当朝周王的活动时,都是用泛称的"王"特指当朝周王,因此义尊这两件青铜器铭文中"武王赐义贝"的武王,应当是以谥号追称先王,作器年代在成王时期。通过梳理兽面纹的源流,可以看出义尊和义方彝上的主体纹饰较为特殊,属于早商以来兽面纹传统的终结,同时尊与方彝组合又开启了西周中期列器制度的先河。     

论令彝铭文的年代与人物纠葛——兼略申唐兰先生西周金文“康宫说”

关于西周金文中所谓“康宫”问题 ,唐兰先生认为康宫是康王之庙 ,立论的基点是昭王时期铜器令彝铭文。但对令彝的年代和铭中人物的看法 ,学术界一直聚讼不已、多有纠葛 ,致使“康宫说”历来备受质疑。本文通过对令彝及相关铜器铭文和史实的综合考察 ,认为令彝的年代在昭王时期是可以成立的 ,因而“康宫说”的正确性也是不容怀疑的。     

令人神往的彝海

彝海。彝语叫“鸟勒苏泊”。意即海子。坐落在冕宁县城以北47公里处的彝海乡羊坪子山上,东距108国道7公里,有专用公路直达海边,由州府西昌到彝海127公里。这是一个海拔2280米的高山淡水湖,湖面呈元宝形,长1500米,宽800米,最深处30米。面积218．5亩,一眼望去,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遥远的湖边。彝海四周、林木茂密,湖水清澈如镜,古木横卧湖面,     

新见义尊与义方彝

义尊与义方彝是山西省公安机关最近追缴回的两件重要文物。铭文记载西周武王赏赐给义贝,义为父乙铸造了这两件器物。其中铭文中丙族可能与灵石旌介晚商墓地的丙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件器物对于研究商周之际殷遗民的迁徙、西周初年政治制度、西周历史与铜器断代有重要价值。     

朱彝尊的藏书实践及其目录学成就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坨,又号酗舫,晚号又称小长庐钓鱼师,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朱彝尊自幼勤奋好学,聪慧绝人,在17岁时,就专心研究古学,博及群书,其才亦无所不通。康熙十八年朱彝尊应诏举博学鸿词科,入选后授翰林院检讨职并参与《明史》的修撰,后入     

朱彝尊著述续考

关于朱彝尊著作,吴梁先生曾有<朱彝尊著述考略>一文,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今于国家清史项目<清人著述总目>编纂过程中发现上文之外另有朱彝尊著述34种.现将其一一列举,标明卷数、版本、馆藏、出处.合前文所列,朱彝尊著述日臻完备.     

关于零口村文化的年代问题

陕西临潼县零口遗址的发掘和零口村文化的确认,填补了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的空白,使我们对仰韶文化的起源等长期探索而未有结果的难题将有很大的启迪与突破。零口村文化的遗存,过去也有零星发现．限于当时的资料,一直被认为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一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此类遗存与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应该是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关于镇江花山湾古城建造年代问题的探究

关于花山湾古城,历来争议不断。但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结合1984年、1991年、2010年三次考古发掘的结果,可以大致理清这一地区城市发展的沿革。经过分析,推断花山湾古城与"晋陵罗城"的称谓无关,也非由郗鉴、王恭所筑,而是晚唐时期周宝所筑的罗城。这座城在北宋经过了加筑,南宋时已不见城垣。     

试述东晋桓彝之功业

本文根据国龙亢桓范子弟的侨居地,桓彝个人的宦迹游踪,对桓彝在东晋创立过程中所建的功业进行了考证,认为:桓彝的先祖桓范,因预于魏嘉平元年(公元2 4 9年)曹爽之狱,被司马懿族诛,成为所谓“刑家”;侥幸漏网的子弟,逃到江南的宣城郡宛陵县避难,并数代在此侨居,与南方大族通婚,建立了十分特殊的关系。东晋南渡,虽然北人南渡集团因桓彝久居江南,不承认桓彝为过江名望,但桓彝因望系国龙亢,实居宣城宛陵,南北逢源,“望实”具佳。他运用“品题”形式,竭力为北人南渡集团成员说项,在调和南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东晋创立作出很大贡献。因而,进行东晋创立史的研究,不应忘记桓彝的功业。     

关于汉代三铢钱的铸行年代问题

《汉书》对三铢钱始铸时间的记载存在分歧,使得学者对三铢钱铸行年代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史料并结合三铢钱的考古发现,认为三铢钱开始铸造于建元元年的记载比较可信。这次币制改革是政府为了改变币制滥恶的状况,试图通过建立稳定有效的货币制度来适应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关于元狩年间铸造三铢钱的观点目前尚缺乏可靠的证据。     

对“断代工程”的质疑

对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果中的西周王年问题有异意,并结合古文献记载,提出了自已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藏彝民族的纲领政策及其实践

本通过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藏彝民族的纲领政策及其实践的论述,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结合当时的国情、民情,对藏彝民族制定采取了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对我党取得全国的解放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对当今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我党在民族工作方面采取何种民族纲领政策,解决民族问题应当有所借鉴。因此,本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藏彝民族的纲领政策,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浅析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彝区的考察及影响

西康地区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民族杂居,地形极其复杂。在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民国时期西康彝族的考察,是近代西康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是中国边疆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对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彝族考察留下的史料加以分析研究,探寻西康彝区的近代化进程,希望能为今天党和国家开发彝区提供更为详实的历史依据和参考。     

朱彝尊的岭南之游

清初,广东人北游成为一时风尚,而江浙地区也有一批人南逾五岭,与粤人交友。常熟人薛熙就曾到广东与屈大均结交,屈大均为他的书作序,他则给屈大均《翁山文钞》作评语。刘宗周门人、武进副榜贡生恽日初避地福州,福州破,前往广州。广州又破,     

觉公簋年代管见

朱凤瀚先生新近撰文介绍并作了详细讨论的觉公簋,由于其铭文关涉到晋国的早期历史,从而又影响到西周王年,故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之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的《简报》又登载了李学勤先生的     

淮阳彩绘陶院落的年代问题

淮阳彩绘陶院落是目前我国汉代考古中极为少见的建筑明器精品.本文依据出土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组合、陶院落的装饰艺术和时代特征等几个方面,对其年代进行了重新判定.     

浅议彝汉语间翻译时的直译与意译

彝汉民族之间的交流直接对二者之间团结、稳定造成了影响。翻译便成为彝汉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文本围绕彝汉翻译具体分析了彝汉语翻译概述,彝汉语间直译与意译产生的错误及成因,加强翻译时直译与意译准确性的方法。     

嘉兴后学与朱彝尊诗注的再生产

清代可考的朱彝尊诗注共有十六种,注者群体以嘉兴府士人(同里后学)为主。诗注的编纂和刊刻主要受社会风气、士人趣味、文本的地域性、注本的象征性等方面影响和推动。流传最广的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注本以及新发现的李富孙批语过录本在文献的层累中不断更新,其递进关系可以给未来的汇注指明方向,其开放性则昭示着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往复。“诗注再生产”是文学史上颇为普遍的现象,其机制、策略、过程虽然各有不同,但都能由此扩大文集影响力,成为作家经典化的重要一环。     

东晋宣城内史桓彝墓考辨

《嘉庆宁国府志》记载,东晋宣城内史桓彝的坟茔有两处:一在泾县,一在宣城。清人认为,泾县桓彝墓是真实的,宣城桓彝墓为其祖坟。但根据宋明两朝志书的记载可知,桓彝墓在宣城,泾县是桓彝祠。通过综合考察与推论可以断定,桓彝当时就葬在宣城即当时的宛陵,而泾县可能建有桓彝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