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简论唐初江南士族婚姻观念的转变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士族盛行门第婚,但在山东等士族门第婚盛行的唐代初期社会中却淡化了传统婚姻观念,走上务实进取的风格。这应该是在政坛上渐渐活跃的江南士族的适应性努力的表现。     

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的发展

东晋至南朝,杂传与谱系撰述均保持着持续盛行的态势,并未明显呈现波动变化的轨迹;杂传撰述整体上保持着对谱系撰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是杂传撰述的主要参与者,并在杂传撰述中,他们烙上自身重名、尚人物、强调门第的思想印记;门阀士族热衷谱牒撰述,在于谱牒既能迎合士族门阀观念的需要,又能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来维护士族门阀利益。     

东晋士族世袭领州制初探

东晋时期,在士族势力高度发展和东吴世袭领郡制的基础上,两者结合形成了士族世袭领州制。士族之间凭门户势力的较量,分别相应地统领不同的州,虽随条件变化作出进退,但都围绕着一州的统领权作为轴心来运转。其实质是士族把持政治,按门户档次分配地域权益,并希望世代保持下去。     

高崧父子生平考──兼谈南方士族墓葬的特殊性问题

本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东晋时期高崧父子的生平事迹,并对南方士族墓葬的特殊性问题作了探讨。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 ,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唐代中期到宋代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 ,是随着士族社会的瓦解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 ,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 ,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 ,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 ,逐渐远离乡村 ,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 ,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     

魏晋南朝的棋品等级与士族政治

棋品制的出现与汉魏以降围棋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魏晋名士将围棋作为展现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的手段,因而围棋得以作为魏晋风度外化的物质载体而流行。作为一种等级序列,棋品在外在形式上模仿了王朝实行的九品官品制度。从现有材料来看,棋品制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东晋,认为棋品形成于曹魏的观点并无充分的依据。东晋南朝时期,棋品的评定主体经历了"个人—官方机构—皇帝"的变迁,这与人物品评的演进趋势相一致。南朝时期棋品等文化等级评定的盛行体现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力图在文化领域建立独立于政治秩序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而棋品评定主体的变化则显示皇权已经将文化这一士族传统的优势领域纳入到了自己的控制之下,即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     

《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评介

<正>研究中古史,士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历代前辈先贤都有精辟论述,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有所推进则是今日学人所面临的难题。范兆飞所著《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提供了这样的范例。范著全书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构成。绪论介绍了作者的研究旨趣,其中对学术史的梳理较显功力。正文按时代先后顺序,论述了太原地区的士族群体从东汉经魏晋直至隋唐的发展历程。第一章至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讨论了太原士族群体的兴起以及在     

刘宋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与刘宋政权的兴亡

一、刘宋政权建立初期的政治局面 南朝第一代刘宋政权的建立一方面是以刘裕为代表的京口寒门士族打破两晋以来门阀世族对国家政权垄断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寒门士族与高门士族相互妥协、相互结合的结果。由于这种原因,刘宋政权建立伊始,其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较之东晋时期就更为复杂,因而也就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东晋政权为高门士族所左右,从过江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直到桓玄代晋称帝,强臣慑主,王权积弱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司马氏政权积弱而亡的过程是刘裕亲历亲见的,如何避免这种局面再     

士族社会史研究范式重建及其理论意义

<正>一、士族社会史研究的"边缘化"在士族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士族政治"一直是处于"显学"地位的研究课题。时至今日,虽然士族研究出现了诸如谱系书写、家族网络等新的研究路径,但依然是在政治史框架下进行的局部更新。士族政治史的研究取向是中古特定文本叙述下的产物,不仅由士族本身参与政治的历史特性决定,同时,士族与政治的互动研究亦可实现学者探寻中古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定诉求。诸如古代史的     

试论刘裕

公元三八三年秦晋淝水之战是东晋十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战后北方再度陷于分裂,战乱蜂起,南方东晋政权在侥幸的胜利面前并没有振作起来,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士族奢迷酒色,罢黜贤臣,佞人当道,使“晋政宽弛,纲纪不立,豪族陵纵,小民穷蹙”。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在这个时候,一个本来不惹人注目的寒门庶族地主——刘裕“奋起寒微”,依靠军功和手中握有的北府兵权,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和他周围的人们组成的寒人武士集团,开创了寒人掌权的局面。公元420年灭掉东晋,建立了南朝第一个朝代——刘宋政     

《女史箴图》考辩

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历代书画家临学的重要起始之篇,也是书画鉴赏家们断代研究的标准件。现有大英本和故宫本两本存世,本文论述的是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传为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东晋画家顾恺之(约345~406年),出身士族家庭,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省无锡市)人,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是杰出画家、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出版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一书于 2 0 0 0年 1 0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 2万字 ,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多年来 ,作者潜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特别是对六朝士人的研究 ,颇有心得。全书共分十个部分 ,为 :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 ,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 ,五胡政权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的关系 ,北魏士族经济特权的表现形式 ,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 ,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 …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蜀汉政权与益州土著士族的关系,与其稳定有密切联系。吸取刘焉、刘璋时期的教训,自刘备入蜀、诸葛亮治蜀到蒋、费执政,蜀汉政权既注意控制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又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利益,故益州士族对其较为拥护和支持;蜀汉后期政治昏暗,社会动荡,影响到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故其对蜀汉政权的覆亡漠然置之。     

琅琊王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从墓志和文献记载来看,高门士族固守南北不婚的传统原则,固守自己的郡望,而远离南方土著社会,又由于居住地和葬地都没有固定在侨郡县中,因此,不但不能对侨居地产生情感的认同,而且也不能与侨郡县中的乡族势力结合,使之成为支持力量,是造成其在东晋后期以后逐渐失去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山东士族起源于东汉末年以儒学经文著称的世家大族,发展强盛于两晋时期,到唐朝时虽其政治影响力有所削弱,但仍不容小觑。唐创业初期,山东士族为唐政权稳固山东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唐时期又大量出仕中央,影响朝政;晚唐时期其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总之,终唐一代,山东士族始终对唐政权有所影响,唐政府为此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     

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简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东晋前中期士族首望人物抵制篡代之原因

东晋前中期士族首望人物抵制篡代之原因邵小萌汉末至魏晋南朝,士大夫文化里注入了全身保家一项内容。权臣篡代之际,不少人对给了他们职位荣禄的皇权漠然置之,形同路人,还有人顺应形势,推旧迎新。当然也有少数人出于名教忠君观念或属于君主的新附者,而维护之。只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