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并非『反孔非儒』

一百年前,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狂飙,即“新文化运动”.普遍说法是,这场运动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同时,主要内涵是“反孔非儒”.近些年,随着儒学的复兴,有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割裂了中国人与传统的联系,应予以否定.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不认同此种观点.在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对象中,三个概念出现的频率很高,即“儒教”“孔教”“礼教”.     

“五四”前后的陈独秀思想

“五四”时期的整个思想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五四”时期标志著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但是,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估价“五四”时期的思想运动。在当时,象这样的问题是重要的,例如: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布情形及其作用;帝国主义阶段反     

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胡适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20世纪50年代,胡适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那就是胡适说的：“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可以“任人打扮”,成了胡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罪证。但近来却有学者站出来证明：胡适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那句话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而且与胡适的原意恰好相反。     

严复与胡适的教育救国思想之共同点

严复、胡适分别是戊戌变法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位著名学者,都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北大的校长,并且两人在思想上也有着相通之处,那就是教育救国思想。具有留学经历的两人,深受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熏陶;面临着中国的危亡,二人都认识到国民素质对国家兴盛的影响,并提倡提高国民素质;批判传统教育模式,兴办学校是二人教育改革的关键。     

论胡适的婚姻家庭观

一位朋友曾对胡适说过,“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祥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对此,胡适认为“很深刻”“很扼要”,并感叹20世纪初叶的中国“经不起这三层考察”。五四时期,这位洋博士与陈独秀并肩弄潮,倡导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纲常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向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对当时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起了重要的宣传启蒙作用。     

民国初期在华西人尊孔思想平议

在民国初期的新旧思潮冲突中,在华西人的态度引人注目.他们提倡中西文化调和,主张尊崇孔教,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孔教运动的发展.尽管他们与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尊孔思想在总体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西方人的身份来看待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的,因此,也有其独特性.他们主张尊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战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中西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章太炎社会思想述略

在清末,西方社会学及社会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为国人近代社会观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章太炎就是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这种学说,提出新的社会观的学者之一。章太炎的社会观固然深受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但又不为其所囿,而是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融入了进化论、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传统儒学、诸子学、佛学等思想内容,形成他对人类社会起源、组合、发展、变迁以及批判现实社会、追求理想社会等问题的一整套独特看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述评

20世纪50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件大事.然而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学界对这场运动的了解和研究,还是不够充分,不够深入的.本文根据搜集到的各种资料,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较为客观完整地论述了这场运动的基本情况,包括起因、过程、内容、影响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尽量作出符合科学精神的阐释和评价.     

建国初史学界的武训批判述论

建国初,围绕着电影<武训传>所开展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史学界投入批判运动主要是在第二阶段之后.史学领域的批判以<人民日报>社论为基调,主要围绕着四个问题而展开.就新中国的史学发展而言,这场批判有积极的因素,但消极影响更为明显.     

近代新文化和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

顾颉刚先生考辨古史,无疑地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而且他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象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其后,他的史学思想变化又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因此,研究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近代新文化和近代史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一、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近代新文化是近代社会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也直接反映出西方史学思想潮流的各种影响,其中,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史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顾颉刚     

五四时期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兼谈这一时期章士钊的历史观

五四时期,章士钊是新文化运动强有力的反对者,其文化学理论和历史观是导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原因。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历史(文化)调和论、文化心理论、文化精英论、文化具体论等,在这些文化学理论中也隐含着他的历史观。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受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影响很大。     

论五四思想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

自杀现象是五四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从这些自杀现象中暴露出的种种社会弊端,比如社会的动荡、社会的黑暗、社会制度的缺陷、危险人生观的倡导等等,引起了五四思想家们的关注。他们对自杀现象作了多次讨论,分别从自杀的趋势和原因、自杀的道德和社会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并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提出了以提倡新的人生观和改造社会制度两种手段对自杀进行救济。同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使五四思想家深刻认识到新思潮中可能有危害人的思想的成分,绝对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使人们无所适从。他们明确提出反对这些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觉”思潮

“自觉”是五四新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自觉”问题已被普遍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五四新化运动的自觉思潮,直承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而来。但其内容已有深化,它所关注的重心是“青年之自觉”。所谓“青年之自觉”包括三个层次的意思,即青年对于国家之自觉,青年对于社会之自觉,青年对于个人之自觉。五四新化运动所主张的“青年之自觉”,一方面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中吸取了灵感,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儒家“心学”传统,特别是王阳明思想的影响。     

Wholeness and individuality: Revisit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as symbolized by May Fourth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a “convergent historical movement,” as well as a movement with a central purport and an intrinsic wholeness. The image of a homogeneous May Fourth formed unintentionally, and was also constructed by contemporaries and later generations. By exami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rom a mor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exploring whether the latter was in fact a response to external impact or a self-awakening, observing how the debate over new versus old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developed to the point of a “culture” war, how the two-sided efforts for radical reforms reconciled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udent movement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other aspects, thus examining the legacy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via perceptions in the post–May Fourth era, we can see that May Fourth has become a symbol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吴应箕实政思想略论

长期以来,吴应箕的实政思想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旨在对他的主要思想进行评述.吴应箕对明代政治体制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已经超出了与他同时代的人,因而,他的许多批判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明代政治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通过分析和比较,人们不难看到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形成的条件,还可从吴应箕这一个案进一步了解复社士人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参与意识.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其一,对其时中国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梁启超等所谓“东方文化派”理论观点的形成与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的依据,进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思想界思维空间的展拓,增加了内在的张力。其二,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杜威与罗素受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于自己的观点与学说有所修正,则反映了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的互动。     

重构五四记忆:从林纾方面进行探讨

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整个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在这个运动中,即或有不同意见,但在重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文化体系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大体上说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分子,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偏于守成或坚守中立。新文化运动中新旧冲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质可能并不像过去所估计的那样严重,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对立、冲突和交锋,很可能只是朋友间的交锋与交集,其程度也不像后人所感觉所想象的那样严重。他们的交锋与交集,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没有绝对新,也没有绝对旧。本文重新解读的林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传统评价将他推到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显然是一种政治考量,并不是历史本真。真实的林纾,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或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之一,他并没有刻意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     

陈独秀与文字改革

作为五四时期文字改革的先驱者之一,陈独秀的文字改革思想与实践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赞成在中国传播世界语,但明确反对废除汉语,反对以世界语代替汉语;他同意废除繁难的汉字,代之以简易的拉丁化拼音文字,并亲自制订拼音文字方案;他对文字改革的长期性有着充分的认识,积极探寻汉字改良的途径。陈独秀对文字改革的探索,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勇于探索、孜孜以求的忘我精神,其改革方案中蕴藏的思想价值,都使之成为中国百年文字改革历史上值得记述的改革者之一。     

试析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变革思潮

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经济状况是产生变革思想的基础,而接受新思想影响的军政人士和一大批青年学习是传播和实践变革思潮的主体,少年贵州会和学联贵州支会的活动则集中表现了这一时期贵州社会的变革思潮及其特点。     

陈独秀“非孔批儒”说之检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陈独秀关于孔子及儒学的诸多论断,成为构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话语体系的重要支点。陈独秀的"非孔批儒"主要从政治、学术、伦理三个维度展开。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对孔子及儒学完全否定,他的"非孔批儒"体现出变易发展的文化观。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边际性人格"。要获得上述认识,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