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的二三事

我多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但永远忘不了第一次会见的情景。 那是１９３８年初夏,我和马致远（即刘子厚）,受中共鄂豫边省委的重托,从竹沟出发去中共中央长江局联系工作。到了汉口“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初步感受是,不仅我竹沟地区同“国统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天地。而且我们这个办事处同那些冷冷落落的各路国民党军办事处都不相同：一进我们办事处所驻的街道,都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人们都在期待会见周恩来同志,哪怕只是看一眼也就无憾了,办事处门口真是宾客盈门！这首先给我们增添了对周恩来同志的仰…     

我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学习生活

1938年8月间,旌德地下党先后动员了20多位进步知识青年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到了军部教导队以后,我被分到第六队。队部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军装、一副绑腿、一条薄薄的棉被、一支步枪和若干发子弹、一条米袋子和一双自己编的草鞋。这样,我们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军人了。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抗大”式的新型干部学校,专门训练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教导队为什么不采用“抗大”分校的名称呢?这是由于当时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不准我们办“抗大”式的干部学校,不准我们发展抗日力量故只能以教导总队名义…     

忆45年前的北京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一 1949年11月初,那是广州解放约半个月之后,我正在广州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参加接受国民党妇女会的工作。一天,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的负责人粟稔同志来通知我说,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雷经天同志要找我谈话,叫我到办事处去。 我依预约时间到办事处。我同雷经天同志是初次见面,他很热情。当时在座的有中共广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陈枫,我们也是初次见面。粟稔当时也在座。雷经天同志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学历、经历,以及入党以后各方面的情况,我一一汇报以后,他对我说: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

本文试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中的指挥错误作一检讨,兼论皖南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以求正于读者。国民党早就有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首先必须说明: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蓄意制造的反共军事行动;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国民党当局早就开始筹划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当一九四○年反共磨擦从华北移到华中以后,蒋介石“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孰料韩德勤     

和陈毅元帅在一起的日子

本文作者周林同志,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97年逝世。这篇回忆陈毅元帅的文章,史料珍贵,情感真挚。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是对陈毅元帅的纪念,也是对周林同志的怀念。（一）1938年8月,我和上海地下党的几百名同志扮作难民,由上海乘船到温州,经金华等地到达皖南云岭,参加新四军。次年初,被分配到江苏保阳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调查科长。当时,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我开始和他相识。来到新四军一支队后,陈毅司令员为我们上一堂理论课——讲解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他选择这篇文章对全军干部进行教育很有针对…     

周恩来与谢和赓夫妇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南京失陷 前的1937年末,地点在武汉 那时,我已是蒋介石大本营的秘书兼白崇禧总参谋长的机要秘书。周恩来作为中共派驻国统区的代表,负责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工作。我们初次见面,他就象兄长见到小弟弟一般,和我热情握手,亲切拥抱,使我一点不感到陌生和拘束。他的记忆力很惊人,早已从北方党和广西地下党向中央的汇报中,了解了我的经历。知道我在1926年大革命时参加过桂林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加入过“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1933年春被北方党派到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筹组民…     

新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3年5月9日至12日。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与中共淮阴市委、中共盱眙县委,在淮阴市联合召开“纪念新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江渭清等新四军老战士和来自福建、浙江、湖北、河南、安徽、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的研究工作者共6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22篇。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归途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问题上的一个严重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组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整编”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战士.由于被俘人员众多,经过甄别被编为军官大队、军士大队和2个士兵大队.新四军军长叶挺...     

西藏从政记

编者按：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国民党政府见印度局势动荡不安,英国人态度稍有转变,所以加紧修筑康藏公路,便利调遣军队．加强与西藏的联系。蒋介石亲自任命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入藏,直至1949年“驱汉事体”之后办事处人员全部撤回。原国民党驻藏办事处主任秘书陈锡璋就当时入出藏的情况回忆成文,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蒋介石破例任命沈宗源1944年春,国民党政府委任沈宗濂为驻藏办事处处长。驻藏办事处系蒙藏委员会附属机关,其处长人选应由该会提出。此次蒋介石破例从侍从室中任命沈宗濂,是有其政治原因的。1943年…     

中共党员战斗在蒋介石身边

中共党员战斗在蒋介石身边张容生,周黎明段伯宇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抗战期间在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工作。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周恩来要段伯宇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当时国民党陆军大学正招收第七期学员...     

谁是皖南事变的千古罪人——兼与黎汝清同志商榷

黎汝清同志在其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认为,项英运用“欺上”、“瞒下”的阴谋手段决定了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这条路线导致了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因此,项英应该对皖南事变、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承担全部责任”。这就是说,项英是皖南事变的千古罪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仍拒不承认湘、鄂、赣、粤,闽、浙、豫、皖八省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     

从国民党文电看皖南事变真相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声称:“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多年来,有的研究文章也认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是因为新四军没有按照国民党军事当局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忆《风雨》的创办和抗战期间河南的统战工作^①

1937年8月10日左右,我从上海到开封,通过刘子久②同志同河南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组织上决定让我留在开封搞文化宣传工作,我同开封文化界的嵇文甫、范文澜、方天逸（国民党苏鲁豫皖办事处主任方觉慧的侄子,中共地下党员）、冯新宇（《河南民国日报》总编辑,中共地下党员）等人建立了联系。     

周恩来要我经商

1941年3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要我到红岩村住地,说是周恩来同志约我来谈经济问题。钱之光还告诉我,办事处的开支,一是靠国民党政府拨的军饷,二是靠友好人士的支援,特别是宋庆龄女士在国外募集的捐款和物资,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自己也想些办法,节省开支,你是在作生意,所以找你来商量这个问题。晚饭后,周恩来来到钱之光的卧室,他说：现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为了渡过经济困难,边区正掀起大生产运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也要搞点经济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经…     

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泾县举行

1990年12月23日至27日,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中共宣城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泾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在皖南泾县联合召开了“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及党史工作者参加了会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风起于青萍之末——透析皖南事变之起因(中)

华中棋局上的两块孤棋在围棋术语中,所谓孤棋是指处在对方包围之中还没有成活的棋型。倘若把华中国共力量的布局比作棋盘的话,那么,到1940年秋天,国民党在苏北的韩德勤部和中共在皖南的新四军,就成为华中棋局上的两块孤棋。     

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

皖南事变的最终发生,实际上是新桂系、中共、三战区三方博弈的结果。新桂系安徽省府与中共的关系从抗战初期的密切合作,逐步发展到皖南事变前夕的势若水火,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皖南新四军对北移路线的选择,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马文蔚:人民币上汉字的书写者

由马文蔚先生书写的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伍、拾、圆、角、分”等汉字,从第一套人民币一直到最近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先后沿用了50余年。1904年,马文蔚出生于山西阳曲县黄寨村。他家庭富裕,后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30年,马文蔚在阎锡山驻南京第三集团军办事处任秘书,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科员、监察院秘书。他还担任过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