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为什么追随汪精卫投敌——民国时期政治忠诚观念的个案研究

在抗战时期通敌投日的人物里,陈公博(1892—1946)是一个特例。他虽然在抗战的最后一年,当上了南京伪政府的主席,并且因此在战后被认定为头号汉奸,受审伏法,但他对汪精卫所领导的“和平运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根据他自己和其他同时人的说法,他最后之所以参加“和运”和伪政府,主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汪先生”。这和其他大汉奸(如周佛海     

也谈陈公博为何追随汪精卫投敌——与王克文先生商榷

王克文先生在《陈公博为什么追随汪精卫投敌》一文认为,陈公博“对汪精卫所领导的‘和平运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最后之所以参加‘和运’和伪政府,主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汪先生”。作者还认为,陈公博“和其他大汉奸(如周佛海等人)     

让你的议论文有一个“豹尾”

结尾和开头一样,在文章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人重晚节,行文看结尾”,是说写文章时应该像一个人注重晚节那样重视文章的结尾。古人把“豹尾”和“凤头”并     

红色学校求学记

“接受红色教育首先让他有一个英雄主义观,再就是让他有好坏是非意识,知道谁是好人,谁是汉奸”     

半截子汉奸——陶希圣

在共产党眼中,他是汉奸;在国民党眼中,他也曾是汉奸,但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高官;在货真价实的汉奸们眼中,他又是“誓当杀之”的对象。自言“这一生,前一半是教授,后一半是记者”的陶希圣在读者的眼中,又会是什么?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

孔祥熙在抗战期间曾指导和主持过多次中日秘密谈判,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对于谈判情况,孔祥熙有保留地向蒋介石作过汇报,但是,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对孔指导的这些谈判,蒋介石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杀无赦”等言辞相警告。孔虽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他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汉奸缪斌死前题诗

苏州高等法院于1946年4月9日判处缪斌死刑后,经当事人提出不服上诉,复经最高法院驳复不准,于1946年5月21日把大汉奸缪斌明刑枪决。缪斌是在汪伪大汉奸中第一个判死刑而又是第一个被执行枪决的人。当时的《新闻报》曾以“巨奸伏法第一人”作为标题于第一版刊出此项新闻。当缪斌绑赴刑场时,监斩官问他有否遗言,他要求取过笔墨,题诗一首:“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当这首诗在报上发表时,记者说是汉奸舞文弄墨的无聊之作。但在抗战胜利后的当时,缪斌临刑以“和平神”自号,这其中大有文章。在他看来,他曾经奉蒋介石密令…     

贺龙愤怒制止冀中“肃托”

193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开始“肃托”运动。在此问题上,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的康生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推波助澜,惟恐“漏”过一个坏人,使运动不断扩大化。     

袁殊：难得的情报人才

被朱德称为“我党情报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的他可谓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创办的《艺新闻》最早将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公之于众,他根据中共的指示打入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后来的汪伪政权,官至汪伪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从一个名噪一时激进的左派青年沦为“大汉奸”。在     

作者更正

１９９８年６月,笔者在《抗日战争研究》同年第２期发表的《怎样“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去研究历史”—评〈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依据公开发表的多种有关史料,使用了“汉奸戈定远”的提法。文章刊出后编辑部告诉笔者,有关方面认为,戈定远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派往伪军部队,从事对投敌的原西北军军官的反间工作,不作汉奸论。戈定远出任伪职乃从事反间工作的说法,是笔者前所未闻的,其所依据的个人档案资料由于不对外公开,故迄今为止笔者一直未能看到。但为尊重有关方面的意见,笔者对“汉奸戈定远”的提法予以更正。特此说…     

殷汝耕可耻的汉奸人生

殷汝耕，民国史上一个熟悉的名字。他依靠日本人的扶持，凭借日语这一工具，左右逢源，投机人生，在国民政府谋得一席之位，又因中日战争而攀上日本主子。但是，他的“壮志”未能凌云，“雄心”未能施展，最终却以“汉奸罪”被枪决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     

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和“汉奸文化”

所谓汉奸,据《辞海》（1999）缩印本1054页的释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定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晚清之际）前后,对汉奸主体认识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奸”指汉人的败类;之后,则不复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国人而事外敌者均可称汉奸。     

吴佩孚未做汉奸原因浅论

吴佩孚晚年抵制日本威逼利诱,拒当汉奸,为世人所称道。其原因颇为复杂,吴佩孚的民族主义情结,当时全国兴起的抗日风潮的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和吴氏故友旧人的努力争取以及吴佩孚和日本双方在出山条件上的差距等都是吴佩孚最终没有出山的原因。     

本刊启事

本刊１９９８年第２期刊载林治波署名文章《怎样“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去研究历史”—评〈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作者根据公开发表的史料,在文章中出现“汉奸戈定远”字样（见该期第２３０页第１７—１９行）。现从有关方面了解,抗战期间,戈定远被国民党派往伪军从事反间工作,不作汉奸论。现作者来函提出更正,本刊同意作者更正。特予说明。本刊启事     

陈嘉庚斥汪电报提案考证

1938年10月,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给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发来“电报提案”,斥责汪为“汉奸国贼”,在参政会上引起了一场大斗争。最早披露此事的是邹韬奋,1941年,他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来宾”放炮》一文,记载了事件的经过:一届二次参政会开幕以后,陈嘉庚给大会发来电报提案,内容是“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11字,经汪派     

■园老人和■园菊花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北京新街口大街以西,有一个面积不大的菊园——洁园。这是先父为从事园艺培植菊花而辟的。先父(1884年-1962年)名文嘉,字任甫,湖北嘉鱼人。他生性耿直,晚年在敌伪盘踞时为避免汉奸纠缠及日寇胁迫,蓄须隐居,种菊自娱,保持了爱国主义的民族气节。他在北城墙根净业湖畔构屋辟园,莳花艺菊,取“洁身自好,闭门啸傲”     

我参与侦破“黄浚案”

“汉奸黄浚案”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一桩大案,近几年许多报刊都对此案的侦破作过披露,但却有些失实之处。钟高玉先生当年曾亲身参与侦破“黄浚案”,我们选发他的文章,意在澄清那些失实的情节。     

胡适对儒家文化的基本态度

胡适对待儒家文化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 ?对此基本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他是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 ;另一种意见认为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特别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笔者认为 ,胡适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他之所以早年反孔 ,晚年又“崇儒”,原因不在于态度的转变 ,而在于“反孔”与“崇儒”的内涵有所不同。胡适早年“反孔”反的只是定于一尊的孔家店——即儒家的意识形态 ,而对于作为学术思想的孔子学说精华部分的态度 ,则始终是不同的。为便于讨论起见 ,我们有必要首先界定“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的联系与区…     

反复无常的郝鹏举

抗战后期,在徐海一带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副春联,上联是：“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次一举”,下联是：“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是：“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