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过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有夏以来的中国数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存在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而从考古学文化的表层可以看出,这个历史趋势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即从所谓的龙山时代奠基下来的[1]。对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运动大势,严文明高度概括为“多元一体”,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东亚地区内部各地史前文化既有地域特点,又在相互作用中结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共同走向文明[2]。从世界的格局看,正是在这个丛体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东亚历史的完整性和特殊性。而所谓“以中原为中心”,则是我对这个丛体内部中“一体…     

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

<正>众所周知,中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核心地区,这一地区既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三代文明,也相继发展出秦、汉、隋、唐等统一王朝。中原中心的形成,是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大问题,自百年前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就成为考古学者致力探索的重要课题。随着考古发现的层出不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既在不断深化,也仍处于探索之中。     

论气候变迁与中原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大体经历了由无中心向以中原为中心转变的"多源一统"过程.究其原因当有多种,气候变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各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的不同,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气候暖湿的时期发展较快,而湿润地区则在气候冷干的时期适宜发展.位于干旱地区的文明在长期冷干的气候条件下衰落了,位于湿润地区的文明在极端暖湿的气候时期中断了,唯有中原地区位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适应极端气候的能力较强,不仅在暖湿时期发展较快,而且在冷干时期仍能持续发展,最终成为全国文明的中心.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于1930年代."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出现时,主要有三种表述:一是指中国境内独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集合,三是指汉族.清末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汉、蒙、满并列"到"汉族"的变化,各族间的关系主要表述为斗争和冲突.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总体"的含义被重视,民族关系表述上,有"民族一元说"和"民族同化说"等方式,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和外族与汉族的同化.1930年代后,"民族融合"成为主要表述方式,注重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族的认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认识的变化过程.     

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

晚清铁路出现之初 ,中国官民“诧所未闻 ,骇为妖物 ,举国若狂 ,几致大变”,结果被迫拆毁。 1 9世纪七八十年代 ,政府官员在修筑铁路与否的问题上还进行了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到了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修路风气已经大开 ,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 (北京——奉天 )、京汉铁路 (北京——汉口 )、京张铁路 (北京——张家口 )和津浦铁路 (天津——浦口 )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 ,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铁路网的形成是北京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大大促进了北京与外地的联系与交流 ,加强了北京作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对全国的辐射力。铁路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交通方式 ,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德国寻求与欧洲国家进行历史和解,尝试与法国等西欧国家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努力,在和解道路上取得了进步。将二战后德国修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框架和条件与1945年后的东亚局势放在一起比较,尽管东亚在过去20年间也出现了一系列就中学教科书开展合作的倡议,为何迄今仍没有出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日本历史地理学家略论——以京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为中心

<正> 一 绪论 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流派。这种情况不仅局限于日本,中国和欧洲也是如此。一种流派是历史学者从其自身研究需要出发,去阐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这种研究往往首先着眼于确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以及复原过去王     

自由的递变——以古希腊历史为中心的探讨

对于古代的自由,贡斯当曾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进行了深刻地考察,认为古代的自由是"集体性自由"[1]。这一观点只是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古希腊的自由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而并非一个孤立静止的概念。真正理解古希腊的自由需要建立在对古希腊自由进行历史性考察的的基础之上。古希腊的自由从古希腊神话产生开始,直到希腊化时期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由于受到地理、神话、社会、历史和哲学等多方面原因的塑造和影响,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自由的精神却始终在古希腊人意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建国初期国家农贷的历史考察——以中南区为中心

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是新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建国初期,为了活跃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家大力举办了农贷。这一时期,国家农贷在规模上是逐年增加的,在发放对象上倾向照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广大贫困农民,在贷款利率上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贷款用途上绝大部分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生产困难。总体上看,国家农贷作为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扶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当时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关于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铜戈的考察——以中原式铜戈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出土收集的东周至秦之际的中原式铜戈的整理分析,判断铜戈的使用机能及其变化,以此来对这些铜戈作型式分类,并根据共伴遗物、出土遗迹以及铭文等推测这些铜戈的年代,总结不同型式铜戈的特征,归纳铜戈分布的聚集分布区域,分析铜戈流入的背景,完成对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出土中原式铜戈的综合考察。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内容与基本主张,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从理论内涵上讲,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阐述了发展的目的、动力、价值和终极追求,是对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继承发展,是对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忠实坚守,是对党的初心使命的自觉践行。从党的百年历史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对发展价值进行全面探索、审慎思考基础上,对新时代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刻回答。新时代要贯彻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生命至上原则,大力弘扬公平正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浅谈历史心理学——以梁启超先生的史学思想为中心

历史心理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转变了史学研究的思维。传入中国后,给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契机,它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史学"思潮的开创者和实施者梁启超较早倡导和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心理史学研究范例。     

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

通过对东亚“天下”的范围、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主要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来自域外势力的影响,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形成和演变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

目前学术界在如何解释中华文明从“起源”时多源,到走向“形成”时以中原为核心这一历史现象时,仍然存在分歧。之所以在东方会出现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道路,是与中原地区从微观到宏观的大协作式生产方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和不以掠夺、而以求得安定为主要目的的对周边族群策略分不开的,这形成了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内吸外抚”效应。为了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中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相区分,在不十分严格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五服”来形容这一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     

中原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总观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原地区以它强大的文化根基,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始终走在前面.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是相当早的,在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文明时代.     

略论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

中原古代文明的起源过程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原文明因素起源、积累,文化水平与周边地区大体相同.第二阶段中原文明初步形成并成为中国文明中心.中原成为文明中心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优越的地理环境,二是深厚的文化积淀;三个要素,即战争、洪水和强权.     

关于唐五代书仪传播的一些思考——以中原书仪的西行及传播为中心

本文试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研讨敦煌书仪的制作与传入问题,分开元天宝、中晚唐和五代明宗的不同时段,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书仪进行讨论,发现这些书仪的传入并非带有随意性,而是有着特殊的背景和需要。除了必须的道路交通条件之外,其传入乃至制作都受到西北政局及地方证权与中央关系的影响。后唐明宗时传入的书仪尤有特征,它们既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间性,又有具体的来源,是中原政权开发和拓展西部的产物。对书仪传播原因和来源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书仪传入的途径和方式,也能够了解书仪作为中原文化的组成向西部传递的特殊价值与时代意义。     

口述历史与区域史研究——以家族史研究为中心

正前言近一二十年来在台湾口述访谈的风气大开,可谓众声喧哗,成果丰硕,由庶民角度出发的历史成为最能吸引众人目光的叙事。口述访谈是透过深度访谈以发掘个人记忆而形成的历史,因此西方学者开始探索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讨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哈布瓦斯则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     

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

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