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十一.上海市

(一)闵行区马桥遗址 马桥遗址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俞塘村,1959年发现,之后进行过多次发掘,20世纪60年代考古发掘初步揭示出上海地区夏商时期的文代面貌,发现了分布区域中心在杭州湾以北环太湖流域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     

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编年及相关问题

近几年来,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化遗存;发掘了仰韶至龙山时期的包头市阿善遗址,仰韶至夏商时期的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龙山时期的凉城县老虎山遗址、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龙山至夏商时期的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准格尔旗大口遗址;试掘了准格尔旗张家圪旦和大庙圪旦遗址。先后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实物资料,为探讨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编年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一文,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中数量最多且有独具特色内涵的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器类、器型和印纹的深入分析、比较,认为马桥文化中那种红褐印纹陶的胎质、器形和纹饰虽表现出与肩头弄类型相似的内涵,但仅有一部分陶罐如垂腹罐、直腹罐类器接受了肩头弄类型北上的影响,其他更多的器类如圆鼓腹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以及包括云雷纹在内的印纹纹样则发端于马桥文化并向南扩散至肩头弄类型。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反映的是太湖地区与浙西南闽北地区在夏商时期地区间文化交流和影响关系。该文最后一部分内容还以广阔的时空视野,将马桥文化中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与江南其他各分区如宁镇、赣鄱地区和闽江流域等地印纹陶进行概略性比较后,认为在纹饰、胎质、器物组合上均存在"大同小异"特点,是南方几何印纹陶文化系统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共性是居住于江南广大地区先秦百越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马桥文化正是居于太湖地区百越民族的一支即于越民族的考古学遗存。     

马桥文化探源

上海马桥遗址的发掘报告于1978年发表①,以马桥四层为代表的文化内涵的特殊性开始受到考古学界的关注。有的学者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马桥文化”②,或马桥类型文化③,有的学者把它作为几何形印纹陶遗存太湖区的一个阶段进行研究④,还有的学者称之为古吴越文化(后良诸文化)⑤。浙江省境内的所谓“高祭台类型”,实际上也将马桥四层一类文化遗存包括在内⑥。我赞成使用马桥文化这个名称,它是存在于公元前二千年纪、以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的一种考古学文化⑦。     

试论夏商时期中国东南地区原始瓷产地的发展与特点

经本文分析,至少在夏商时期,东南原始瓷产地在制瓷原料和技术上具有一定优势,成为中国主要的原始瓷产地。近年来东南地区一系列的考古发掘,使得生产原始瓷窑址的年代上限可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商代晚期在浙江、江西等地发展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的原始瓷生产地。同时,夏商时期东南地区各原始瓷窑址在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外,各窑址也有一定的本地特点。     

试论鄂西夏商时期古文化

鄂西地区在楚文化和原始文化考古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无论是田野考古发掘,还是文化分期、渊源探索等都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突破性的进展。随着楚文化和原始文化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对夏商时期的古文化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全面展开及田野考古发掘的增多,又陆续发现了一大批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大大地丰富了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资料。就鄂西古文化的发展     

闽江下游早期几何印纹陶遗存

福建几何印纹陶遗存,指的是大体相当于中原先秦时期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它以几何印纹陶器和石锛为主要特征.常伴出有少量的釉陶、原始瓷及小件的青铜器.从目前福建已经出土的资料看,这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内容也最复杂的一类文化遗存.在福建的考古学及古代史的研究中,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早在30年代,已故的林惠祥教授在武平等闽西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时,就已经发现了这类遗存,但主要的田野调查、发掘和初步的研究工作,则是在1949年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特别是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全面考古调查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遗址及遗物分布点,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这一类遗存.其中有些遗址已经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发掘,主要的有闽侯的昙石山、庄边山、溪头、黄土仑、福州的浮村、福清的东张、浦城的石排下、东山的大帽山、云霄的墓林山(又名尖子山)及南安的(犭西)子山等十多处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作及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     

三星堆文化峡江类型刍议

作者在忠县主持中坝遗址工作8年,对这一地区夏商时期发掘而又已经发表资料的遗址材料多有收集,经过梳理、比较,该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虽然有不少当地土著的特点,但也有比较多的三星堆文化因素。作者认为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李济晋南汾河流域考古调查和西阴村发掘的学术目的

李济汾河流域考古调查,是以文献记载的晋南是夏王朝初创时期的王都为线索的,其学术目的是为从考古学上重建夏商历史寻找证据并探究中国文化的源头。调查过程中,与夏有关的遗存是工作重点,而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是意外发现。李济发掘西阴村前后,仰韶文化被认为是与小屯文化前后相接的文化遗存,仰韶文化与小屯文化的关系、仰韶文化的年代和仰韶是否为夏的问题,是当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东下冯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夏县东下冯》(以下简称《东下冯》)考古发掘报告于最近出版了,这批材料不仅揭示了山西南部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演变序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重大变革,对夏文化的探讨至为重要。笔者曾短期参加过东下冯遗址的发掘工作,因而对东下冯的材料有着特殊的兴趣,时常萌生一些飘忽不定的看法。近来翻阅了《东下冯》报告,系统的材料使有些看法固定下     

安徽马鞍山申东遗址2019年度发掘简报

2019年2—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申东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425平方米,发现大型灰坑H5。出土遗物丰富,有陶器、原始瓷器、硬陶器、石器、小件青铜器等,年代为西周晚期。此次发掘为研究两周时期皖南沿江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四川西昌市新庄遗址先秦墓地石室墓发掘简报

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为配合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峨眉至米易段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位于四川西昌市阿七乡螃蟹村的新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大量先秦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其中先秦时期墓葬发现447座,墓葬形制有瓮棺葬、石室墓及土坑墓,石室墓8座,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为研究安宁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再论新乐文化分期与年代

新乐文化是辽中地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围绕新乐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发掘报告和一些学者都曾进行过诸多探讨,但发掘报告进行的陶器型式划分和不同学者提出的新乐文化三期分法仍有可待商榷之处。以周边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为参照,通过对典型遗址出土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新乐文化可分为三期四段,第一期以王全遗址为代表,第二期以新乐遗址为代表,第三期以阿仁艾勒遗址为代表。前两期文化面貌较为接近,第三期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至于新乐文化的绝对年代,依据现有的测年数据以及不同时期的陶器特征,可暂定为距今约7300—6500年。     

试论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

夏商时期位于东南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同中原夏商文化在文化内涵上存在着许多相关性,但在更深层次的思想、制度乃至政治关系上,马桥文化则还未纳入中原夏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内。尽管如此,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正处于太湖地区从良渚时期较为封闭的对外关系、到吴越文化时期全方位同外界进行交流的中间结点上,因此在太湖地区早期古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中,马桥文化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     

论马桥文化的起源

众所周知,马桥文化是太湖地区一支夏商时期文化,然而对其起源问题,学界一直争论较大。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浙西南和闽北的肩头弄文化大量北上涌入太湖地区是马桥文化形成的主要来源,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当然马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多少接受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定影响。总之,马桥文化是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移民来的文化观点似已趋于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年来《南方文物》先后收到两篇有关马桥文化探源的论作,它们各自对上述较公认的观点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现一并予以刊载,期盼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论马桥文化的起源》一文所持观点,不仅与前述学界一般所公认的观点截然不同,与《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中的观点也判然有别。此文在分别对马桥文化和肩头弄文化的第一、第二、第三单元的文化特征、年代逐一进行介绍和分析后,特别详细介绍了近十余年来闽北地区的一些重要考古新发现材料,如光泽马岭遗址、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邵武斗米山遗址和浦城猫耳山遗址等,指出这些考古学遗存除有的下层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外,其出土器物与浙西南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这类遗存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系列,福建有的考古学者将其称为"马头类型",焦天龙则认为,考虑到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发掘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获取资料又较丰富,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此文在对分布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的葫芦山文化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马桥文化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过去将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缺乏系统考古材料的支持。根据碳-14测年数据,两者的年代范围基本是重合的,葫芦山文化的主体年代应在距今3500年至4000年之间,马桥文化的年代则为距今3200年至3900年,所以不存在两者有前后传承关系。从陶器和石器群特征看差别更是巨大,最明显之处就是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鼎、甗等三足器和觯、觚等饮器,而鼎、甗、觯、觚等则是马桥文化主要器物。即便是两地均有的罐类器,除共有凹底特征外,其他在陶质、陶色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均差异很大。葫芦山文化的陶器群绝大多数都通体施加黑衣,但黑衣陶在马桥文化中只占少数。在石器特征上,两者的差异更大。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马桥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斜柄石刀。到目前为止,葫芦山文化仍未发现任何青铜器,很有可能仍处于新石器阶段,这也与马桥文化有很大不同。为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而是另有来源。由于目前对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马桥文化是否是广富林文化的延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所以,从现有材料分析,马桥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的文化的混合变化体,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响(如鸭形壶、凹底罐等)。对焦天龙先生所持马桥文化之源的上述观点,当然我们尚可深入探讨,但文中特别重视和引证福建闽北地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材料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想,随着今后浙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即早期文明的面貌必将日趋清晰。对马桥文化之源的探索,我不曾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必须特别关注的是,即焦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近年来,上海考古学者对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众多的考古遗迹和大批文化遗物,随着今后资料的公布,相信对探索马桥文化之源会大有裨益的。     

关于印纹陶与“几何形印纹陶文化”的问题

在我国华东、华南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址里,常见有一种在器表上拍印几何形纹饰的陶器,在考古学上称为印纹陶或几何形印纹陶。这种陶器常常与具有地方特点的有肩或有段石器并存。过去人们认为,这是我国华南地区原始文化的一种独有的特征,从而将其命名为“印纹陶文化”或“以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的文化”,认为在我国南部由安徽、江苏到广东一带,“有一种特殊陶器文化存在着”。这种称谓,一直沿用了数十年之久。     

试论夏商时期原始瓷的运输路线

多年来,我国南、北方均出土为数不少的原始瓷,其中以浙江德清和江西吴城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因发现持续烧造原始瓷的窑址以及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产品,而被认为是原始瓷烧造的中心。本文尝试梳理夏商时期原始瓷在各地分布的情况,结合各遗址出土产品,初步探索原始瓷向北方及其他地区输送的路线,以进一步了解文明初期中原"中央"与"四方"之一东南地区的关系。     

西周原始瓷的装饰工艺

<正>原始瓷出现在我国刚迈入文明门槛的夏商之际,流行于整个商周时期。经过新石器时代数千年制陶技术的积累,夏商时期,在原料选择、窑炉技术、烧成温度控制等方面都获得了重大突破,生产出了中国最早的瓷器——原始瓷。从西周开始,原始瓷迎来了发展的高峰。虽然近年来南方各地商代原始瓷出土的数量和地点不断增加,但在整个陶瓷中的比例仍旧较低。而西周时期的原始瓷出土数量大大增加,出土地点更为广泛,浙江及其周边省的墓葬或遗址都有出土。浙江德清县独仓山、南王山西周初至春秋晚期的土墩墓发     

初论马桥——肩头弄文化

近年来,属于印纹陶文化系统的马桥四层遗存,受到考古界的普遍关注.有人称之为马桥文化或马桥类型文化,也有人将其归入后良渚文化,在此,我们暂时称之为马桥类型文化.对于这种以马桥四层遗存为代表的文化,江浙沪地区的同志曾多次撰文进行探讨,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使人深受启发.1981年后,《浙江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一文及《福建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等文章的发表,促进了马桥类型文化的研究,一些同志对该文化的特征、年代、分布范围、来源及去向都作了分析.本文试对这个文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请大家批评和指正.     

石峡文化——岭南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重大发现

正石峡遗址经过多年发掘和研究,发现自下而上含有四个时期文化遗存,即石峡第一期文化、石峡第二期文化、石峡第三期文化、石峡第四期文化,年代从距今5500多年至2500年前后。本文详细介绍第二期即石峡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和分期,从考古学文化定义论证石峡文化是岭南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重大发现,有着重要意义。一、石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石峡遗址位于韶关市曲江县(区)马坝镇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