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

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不少附记编号。其编号方式有七种。就编号的性质而言,有些是制作时所编的造器号,而更多的是管理与使用时所编的用器号。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中附记编号者很少,编号方式也很简单;西汉中期后有编号的铜器数量多,编号方式多种多样。与战国铜铭对照可以发现,战国时期铜铭中的编号罕见,方式也简单,而且战国铜铭中只有使用号而无造器号。这说明战国铜器制作规模小,往往是单个生产;而汉代铜器制作规模大,一般是批量生产。编号的不同,反映出铜器制作规模的差异     

元代自重铭文铜权的初步研究

元代自重铭文铜权可分为六面体和圆体两种形制,包括“一斤锤”“斤三两锤”“斤半锤”“斤九两锤”和“二斤锤”等五种类别,具有形制单一、类别多样、数量较少、年代分布集中、地域分布集中、同一类定量砣的最大称重数不同、同一类定量砣的实测重量差别较大等七个特征。     

江西所出应国铜器铭文研究

1958年,江西余干县曾出土一件铜器《应监甗》,通高34.9厘米、口径22.4厘米,款足高15.8厘米,足饰饕餮纹,口沿内壁铭只有六个字：“应监乍宝尊彝”.这里的铭并不难解,其中比较有争议的是对应监的理解和地望问题.     

西周金文月相词语与静簋铭文的释读研究

用月相词语记时,是西周铜器铭文中才出现的。例如,静簋铭文八行九十字,铭文中两处出现月相词语“初吉”,因此,这篇铭文对研究月相名词“初吉”的含义乃至西周历法极其重要。研究西周金文月相词语的人,从20世纪初的王国维,到90年代末的人几乎都要提到静簋铭文,     

琱生三器铭文考释

陕西扶风县五郡出土的琱生大口尊,铭文所记事件与以往著录的琱生簋内容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批窖藏铜器出土的第二天,笔者与导师王辉先生和吴镇烽先生一起赶赴扶风县博物馆作了仔细观摩。当时并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向二位先生讨教关于铭文的释读,又翻阅了一些文献资料,对铭文的释读得到以下心得。今发表出来,以供攻错。     

湖北郧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

本文对2001年湖北省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出土的一批春秋青铜器上的铭文进行了考释。文中讨论了器名并提出御器说,同时兼及楚唐和楚麇关系。     

汉代铜器铭文著录与研究历史的回顾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开始于宋代,但一直到清代,学者们的努力还主要集中在铭文的著录上,研究的成分很少。民国时期容庚《汉金文录》与《金文续编》问世,标志着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国后,一批批汉代有铭铜器陆续出土并公布于世,一些学者如陈直、李学勤、裘锡圭、丘光明等从不同角度对汉代铜器铭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全面的著录性著作,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在铭文的释文、断句、注释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某些研究结论还缺乏准确性。     

西汉铅饼铭文考析

西汉龙纹铅饼自1913年首次报道以来(图1),迄今已有整九十年了。这些年来在甘肃、陕西、河南、安徽、湖南及北京等地铅饼屡有出土和发现。由于在汉城故址、西汉墓或汉四铢半两同时出土,所以,铅饼存在的年代也与西汉同期是可以成立的。但铅     

商代铜器铭文作器对象的考察

商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少量有铭铜器,但铭文一般都很简略,多为一个字或两三个字,内容为族名、作器者名、作器对象名(即为谁作器。商代铭文中作器对象和祭祀对象通常是相同的,所以有的著作直接称之为“受祭者名”。但有的作器对象不一定是受祭祀者,所以综观整个铭文     

新发现的古代瓷器铭文款识考辨

文章对" 色瓶"、" 公用"等几款新发现的古代瓷器铭文作了分析和考证,为中国瓷器发展史补充了珍贵的资料。     

也谈静方鼎铭文

《文物》1998年5期报导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此鼎从形制、纹饰看,确为一件美术精品,而从铭文看则不像西周时的铭文。特别此鼎何时出土于何地?曾为何人收藏?它出土后的流传情况怎样?均无明证,令人未敢信其为真。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指出：“虽然该器之形制、纹样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但该时期的铜器中鲜有如此长铭的方鼎。”对此我也有同感。     

西汉栒家铜灯铭文考略

洛阳发现一件传世的西汉栒家铭铜灯。栒家是西汉初年栒顷侯温疥受封栒邑后形成的著名家族。这件铜灯的发现对研究栒侯家族及西汉早中期历史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省鹿泉市高庄1号汉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的再认识

本文对《高庄汉墓》发表的部分铜器铭文的隶定与释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铭文的书法艺术略作探讨。     

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

满城汉墓共出土铜器600余件,其中30件刻有铭文,计52处近800字。这批铜器铭文集中体现了西汉前期器物刻铭的面貌,对研究西汉的度量衡制度、诸侯国制度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本文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对刻铭重新做了录文,更正了个别错讹之处,并分别做了考释。     

作册般铜鼋铭文新释补论

王射,与获、贯射四、无废矢一样,在当时都是记录射礼的专门术语或固定句式,也是射礼文辞有别于田猎文辞的显著标识;铜鼋既是铭功的庸器、展示商王射艺的实物模型,也是颂扬商王射技武功的纪念物,三者并不矛盾;铭文记载了同一日王所举行的弋射和射鼋两种射礼;当时可能是把鼋悬挂在两个立柱之间作箭靶的,这说明商周时代的射礼曾经历了一个从田猎竞射到射牲、再到射侯的发展历程,而铜鼋所反映的正是由实射动物到射侯的过渡形态。     

蚌埠市博物馆馆藏元代铭文铜权及相关研究

安徽省内各地博物馆馆藏元代铜权不多,公开发表的关于元代铜权的研究论文也较少见。蚌埠市博物馆藏有15件元代铭文铜权,绝大多数为二级和三级珍贵文物,器型精美,铭文内容多样,是研究元代度量衡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地市级博物馆能有如此多的珍贵元代铜权,实属不多。该批铜权一直没有人做过系统整理和研究,相关资料也从未公开发表。这15件馆藏元代精品铜权对元代铜权形制、铭文、度量衡制度乃至社会经济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也可为行业同仁相关研究提供实物借鉴。     

新见铜器铭文考跋二则

~~新见铜器铭文考跋二则@王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萧春源$澳门珍秦斋~~     

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中国古代使用年号纪年的起始时间,历史文献记载十分模糊,作者推测是在汉武帝太初元年;此前武帝建元至元封诸年号,都应出于事后追记,主要用于史官记述往事。这一点也许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但《史记·封禅书》清楚记载中国历史上首次用年号来追记以往的史事,系首倡于汉武帝元鼎三年,武帝初年建元、元光、元朔、元狩这几个年号,即拟定于此时。因此,后代流通的带有上述年号的器物,均应出自赝造。本文即基于上述认识,对近年出现的所谓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加以辨析,逐一指证其荒谬。     

当鼎铭文考释

前两年,山西省新世纪文物发展中心从晋南临猗县收购了一件汉代铜鼎,鼎腹侧刻有铭文,我有幸看到此鼎,颇感兴趣。现将该鼎的时代与铭文考释如下,供有关学者研究参考。鼎呈扁圆形,盖与腹子母扣合。腹为敛口,口舌内折。附耳微内倾,蹄足内侧平齐。腹中部有凸棱一周,外底中间凸出一小道铸痕。隆盖上分置三环钮,钮系扁长条作桥形,顶端有乳突。鼎盖略大于鼎腹,可能为早年后配。鼎整体素面,腹面銮金,鼎腹相当完整（附照片地在鼎腹上部一侧横排直刻铭文一行,为“当赔一斗．半升”六字,其中“赐”字疑后填（见图片）。通高18．6、口径1…     

汉金文“杜宜”考识——兼谈汉代铜器铭文的宫名“省写”现象

容庚《汉金文录》卷一著录有两件汉代“杜鼎”,两鼎器盖各有两组刻铭,现将两鼎器盖铭文转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