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约的祖先”:从民间信仰看客家的族群来源——以赣南寒信村“水府老爷”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个族群的重要标识,沉淀了丰富的族群记忆。"客家"是我国一支在赣闽粤边区形成并播迁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族群。关于客家民系的族群来源,学者通常只关注到了"客家"族群中的北方汉人和南方畲、瑶民族成分,而对其他族群成分却很少提及。从赣南一个客家村落的"水府老爷"信仰入手,通过对神灵信仰的来源、信仰习俗,以及村落宗族关系的分析,认为"客家"的族群来源中,很可能还包含了为以往学者所忽略的"疍民"。     

冀北民间信仰杂糅性特点概述——以承德地区Y村为例

民间信仰除了功利性、世俗性等特点,还具有杂糅性的特点。文章通过对田野点的调查来描述和分析民间信仰杂糅性这一特点。     

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及其原因——以山西洪洞县民间信仰的复兴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种与文化、社会等分离不开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作为社会中、下阶层一种十分复杂的民俗性、宗教性信仰,它一直被视为"迷信"而受到抵制和批判;作为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是落后的,但它那丰富的文化资源又确有其研究和开发利用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又得到了复兴,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各种民间寺庙得以修复或重建,各种民间信仰活动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对于民间信仰复兴的各种影响因素也值得人们深入探索分析。     

论古代民间演剧的礼与俗——以山西碑刻为例

山西现存大量的碑刻,涉及民间信仰与戏剧演出等多方面内容。对此类碑刻的解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宋元至明清民间祭祀与民间演剧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且从重传统、重祭祀逐渐向重教化、重娱乐倾斜,向秩序建构的方向发展。     

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以侯村女娲信仰个案研究为例

在以往女娲神话及其信仰的研究中,神话学者、民俗学者往往在大范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本为主的比较研究和溯源研究。对文本进行研究固然重要,可文本形成和变异的具体过程,也值得探讨,尤其是近些年,在全国民间传统重建热潮的带动下,与女娲相关的风物、女娲神话及其信仰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重建,比如河南省西华县思都岗村的女娲城、甘肃省秦安县陇城乡女娲庙会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建现象?重建的过程是怎样的?重建后呈现出哪些特征?这些问题在国内神话学界、民俗学界尚鲜有问津。     

民间信仰的屈服与融合——以魏晋南北朝为例

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中,对本民族民间信仰的变革,促成了民族融合的发生与发展。这一过程表明,放弃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本民族民间信仰而改信汉族的民间信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浅析南京国民政府民间信仰管制政策的变化——以南昌地区许逊信仰存废之争为例

近世以来,关于民间信仰之存废屡有争议,南京国民政府更颁有《神祠存废标准》,意图尽废民间信仰。围绕南昌地区许逊信仰的存废之争,历时虽短,情节亦难称曲折,但其内在之理路却颇堪玩味,亦折射了当时普通民众对于民间信仰的基本态度。     

客家民间信仰的传统与创新——以台湾新埔褒忠亭义民爷信仰为例

台湾客家化是台湾化当中的一支,与台湾闽南化均是从中国大陆的原乡传衍而成,也是汉族早期在台湾移垦开发的主体。多数的台湾客家人为了慎终追远不忘本源,以姓氏堂号作为先祖源流的表征,这些不同的堂号在台湾各地客家聚落的家宅门楣上均可以看到,再不然在各家祭祀的祖先牌位与墓碑上亦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显现客家人慎终追远的化传承,早已牢牢地与生活密切的结合。     

民间信仰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生活——以临沧世居民族民间信仰为例

本文以临沧世居民族民间信仰情况为例,分析探讨民间信仰在欠发达农村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期对研究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提供个案。     

山东村落中"神圣空间"的传统格局与现实效用--以山东淄博市洼子村的"老虎头"为例

选择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冒险。调查的便利,远远抵不上因拉不开有效距离而造成的麻烦,这很像是一句民间俗语所说的情形——“眼皮底下黑”。     

近代长白山信仰的历史变迁与民众生活——以民众对民间信仰的构建为中心

长白山信仰是具东北特色的山神信仰文化之一,也是长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白山信仰经历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时代,发展为物格神崇拜、人格神崇拜,历史上帝王封禅、民众祭祀是推动长白山信仰不断演化变迁的推动者。近代以来,长白山信仰发生了变化,从官方信仰空间转换为民间信仰空间,其发挥了调节心理、整合地方、规范道德等社会功能。以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关系为视角,考察近代长白山信仰的发展及内涵的变化,发现在长白山区一带,广泛存在对长白山山神的祭祀和崇拜,其对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略论宋代民间神祠信仰的塑成范式——以城隍神信仰为中心

两宋时期是中国民间宗教与一般意义民众信仰建立塑形的关键时期。宋代所记录的民间信仰事件与民间神灵、祭祀场所的出现都冠绝于历代。在政治经济条件的改换下,民间神祠受同时受到来自士人精英文化与新兴起的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二者所带来的压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俗与宗教格局。本文试以城隍神信仰为例,分析传统儒道思想与新兴文化对宋代民间神祠信仰模式的牵制与塑造作用。     

衰落与复兴:黄大仙信仰历程——以金华黄大仙信仰演变为例

黄大仙信仰既是道教的,同时也是民间的。它发端于民间传说,却成全于道教信仰;它出现于浙江的金华山,却兴旺于香港的啬色园并由此而传遍五大洲。它在内地,尤其是在浙江金华的兴盛衰落,不仅缘于社会的变革这一主轴发展起伏的必然性,也与时代过程中某个特殊因缘,即所谓的偶然性息息相关。金华黄大仙信仰演变的历程,在个案意义的背后,也折射出共性的特征。     

“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

乡村信仰活动之中有“常”与“非常”之别：以家庭为单元而进行的村落内部的信仰活动，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村落为单元、以村际互动为特征的跨村落庙会活动，营造出一种有别于社会常态的特殊文化情境，是民间信仰活动的“非常状态”。前者是后者的日常积累，后者是前者的凝聚与强化。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洼子村民间信仰为个案，试图在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民间信仰“常”与“非常”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转换机制，以及对于当代乡土社会的意义。     

民间信仰与客家历史记忆的建构——以宁都县汉帝信仰为例

自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发表后,客家学成为一门显学,倍受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罗香林先生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认为客家是中原汉民族南迁后在闽粤赣形成的一个民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原说”受到了重大挑战。换一个角度而思,房学嘉先生提出的客家形成“本土说”和谢重光先生深化的客家形成“混合说”,显著地丰富了罗香林实际奉行的“中原移民说”。主源于中原移民的客家形成说,在本文关于客家人通过民间信仰建构历史记忆的田野资料,可以管窥一斑。     

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以临沧永德俐侎人节日民俗为例

本文以临沧永德县俐侎人节日民俗为例,在展现俐侎人节日民俗表象的基础上,分析俐侎人民间信仰如何渗透到俐侎人节日民俗之中,与及在俐侎人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神灵信仰的标准化与本土化——以胶东半岛妈祖信仰为例

"神的标准化"一经问世就成为民间信仰研究中强有力的解释工具,但胶东半岛妈祖信仰的发展实践表明,"神的标准化"有其局限性,不能适应于所有地区。因为神灵信仰势必要与传播地的文化相融合而实现本土化,而本土化是对标准化的消解,这就使得神灵信仰不能实现彻底的"标准化",而只能是一种"半标准化"。     

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

以民俗活动"游神赛会"为切入点,对比凤凰村与周围4个村庄民间信仰活动的现状,厘清民间信仰活动在构建村庄内部认同与维持外部边界中的意义。民间信仰既是村落认同、村落整合的要素,亦是区分村落边界、协调村落关系的动力。以游神赛会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活动填补了村庄集体行动的空缺,通过符号的构建将个人、家庭和村庄联结起来,增强彼此的沟通,表现对村落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游神赛会活动也体现了村庄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游神活动协调村落关系、构建村庄边界。     

民间信仰的多元图景——以武烈帝陈果仁为例

隋唐以来,武烈帝陈果仁便是常州及附近地区重要的神祗,在江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列入官方正祀。但陈果仁本人的事迹却在正史编纂和民间传说中,有着极大的差别,并渐渐地从历史性的形象转化成为复数性的、非历史性的形象,呈现出一副极为复杂的图景。而官方、士人、民众等不同社会阶层对待他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国家力图实现对民间信仰的控驭,地方士绅则希望以此来维护地方利益,普通百姓则可以通过信仰来获得心理慰藉和进行娱乐。而正是通过民间社会和国家间的不断互动和交换,民间信仰才得以发展起来。基于此,本文便拟通过考察陈果仁从人到神的过程及其在民间的影响,来展现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所体现的不同图景,以探讨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民间信仰与村落传统文化的当代建构——对茂名“冼夫人信仰”的人类学考察

“冼夫人信仰”是茂名的重要民间信仰之一,这种民间信仰在当地的乡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尝试考察民间信仰及其在当地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乡村社会对传统资源的再次塑造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