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人文地理学尺度政治理论研究进展

尺度政治理论产生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治理方式的转型以及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等实践和理论背景中。其研究经历了由重点关注尺度的政治建构到重点关注行动者的话语和实践的转变。以此为基础,从结构-行为-行动者视角可以总结出尺度政治研究的三个方向:作为政治过程的尺度结构转变、跨尺度的政治行为与策略以及跨尺度的政治行动者联系网络。随后,本文回顾了当前研究中的三个案例以进一步阐明尺度政治理论的实践应用以及上述三个方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最后,基于国内语境,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出发初步探讨了国内下一步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祖先何在:人类学视野下的坟墓风水观之争

作为了解中国人宇宙观的一种方式,风水历来受人类学关注。坟墓风水是国内外人类学界研究风水的核心问题,由此发展出以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为代表的"机械论"和以马丁(Ahern Emily M)为代表的"人格论"风水观之争。之后许多人类学者都参与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引发这一分歧的深层原因,并试图从汉人社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中找到理解二者的共通点。通过对这一争论的梳理,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类学者对汉人社会认识的深化。     

表征性父权:传统、女性策略与父权再生产

近年来,传统性别观念的回归和强化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浙江L县的N教会鲜明地提出"女性依附男性"的主张,在当下社会情境中,他们是如何论述自己的正当性的?作为实践主体的女性又是如何理解、消化这种保守性别教条的?N教会的案例表明了当前以话语等表征形式存在的父权意识形态正在日渐强化——这种"表征的父权",与社会经济结构、正式性别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从而使一部分女性既可以迎合父权意识形态,被家庭或亲密关系所接纳;又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我发展的空间。不过,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这种个体自利的短期生存策略强化了"表征性父权"的再生产。     

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到“行动者网络空间”:ANT视角

"空间"一直是地理学的核心论题,并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化。行动者网络理论用"行动者"(actor)来消除人(human)与非人(non-human)的鸿沟,用"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来解除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并以转译(translation)来联接行动者网络,从而把整个世界联结为一个"无缝之网",由此提供了一个新颖独特、耳目一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传统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和全球化所促成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可以被统一理解为由实践所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空间"(space of actor-networks),并日益走向融合,同时也大大拓展了人们对人文地理学"空间"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礼俗互动传统中的顾炎武风俗教化观及其现代启示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建构了传统社会的统一性。顾炎武的风俗教化观是传统"礼俗互动"的缩影,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风俗是全民性的,论世必考其风俗,历史兴衰与风俗美恶联系紧密。整顿风俗必然要以礼乐教化为纪纲,"民德厚而礼俗成"是其风俗教化观的主要宗旨,其风俗教化观对当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意义。新格局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方兴未艾,传统礼俗的现代性转化及其互动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挥这种本土思想资源在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上的社会整合功能,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围绕主体问题的讨论——首届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笔谈

遗产价值是遗产话语和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专家主导的权威遗产话语体系深刻地影响了遗产的价值认知与实践。旅游作为遗产利用的方式之一,与遗产保护呈现出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从各自学科的价值观念出发,阐释了对原真性——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的理解。遗产领域更强调对遗产客体(物质遗产本身)的保护,旅游领域则更关注主体(在地居民和游客)的实地体验。遗产的建构或遗产化,往往与建构的文化真实性、地理原真性或历史连续性的社会想象联系在一起。伴随着"遗产热",不同利益的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对遗产价值进行多重的阐释。对遗产的表征性和建构性及其背后的"遗产政治"(即遗产与权力、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关系)的关注,推动了批判遗产研究的兴起。站在文化遗产本体的角度,对于特定的文化遗产类型来说,特定程度的再利用本身意味着或至少有助于其功能意义上的一种延续,本身可以视为"保护"其价值内涵的方式之一。不同行动者的功能角色与行动作用的对立性是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过程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包容的遗产价值观,是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协调发展的首要路径。     

博物馆观众:积极发言的行动者——2017“浙江大学博物馆认知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2017年4月10—11日,"浙江大学博物馆认知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近40位来自国内外的学者以及博物馆从业人员进行了口陈报告,从博物馆观众认知特征、博物馆传播理论、博物馆策展与设计实践、观众研究与评估和新社会形势下的博物馆使命五个方面,就"博物馆认知与传播"问题展开解析。博物馆传播的核心是观众,因此,博物馆需要更多地关注观众的认知特点与偏好,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传播方式与策略,让观众真正加入到传播的过程当中来,成为博物馆的合作者、积极发言的行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接收者。这次会议为日后的博物馆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希望能够促进更多的相关研究和实践。     

“眼红”与开矿纠纷:一种人类学解读

嫉妒(envy),在人类学里往往被看成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是对社会或道德违规行为的集体惩罚。国内学界对于嫉妒的讨论多停留在1980年代的红眼病以及1990年代的仇富心态上,缺乏在田野基础上对羡慕、嫉妒、眼红等一系列概念的深入分析。同样,研究的难点在于一般的汉族社会并没有像巫术、邪恶之眼(evil eye)等清晰表达嫉妒的实践。但是,"眼红"作为一种道德话语还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实践,也体现在"如果我得不到,谁也别想要"的行动破坏力上。可以将华北A村——一个近年来靠铁矿开采迅速发展甚至使一部分人"一夜暴富"的村子作为实例,来分析"眼红"是如何作为一种道德/行为工具来应对村庄中急速社会变迁的。     

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

近年来关于实践的讨论,大大丰富并提高了民俗学的认识。这些讨论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实践转向"遥相呼应,但亦有很大不同:后者强调身体与行动,而前者则常关注主观启蒙。通过梳理西方民俗学的实践研究传统及近年来的实践转向与争论,由此反观中国古代"风俗"论,总结出其中古已有之的物我整体观、观风知政论与政治行动特征,这启示我们实践民俗学也需要找回中国古代的"风俗"研究传统,在坚持多元主体的前提下进入社会现场、设计研究路径、跟随行动者的本土逻辑、促进沟通理解,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本意。北师大民俗学近年来的乡村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场具体展开进行的。     

新国家空间理论的内涵与评价

新国家空间理论是对国家空间重构的系统性描述,它将国家空间看作动态的"过程",而非预定的、固定的"容器"。其核心观点为：①以社会建构的国家空间为研究对象,并关注其多维重构,尤其是尺度重组过程;②关注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国家管制模式转型和行动者的社会政治斗争等多重动因;③关注国家空间选择性及其演变趋势,以及国家空间重构的分层特征。不过,该理论也存在若干不足,如缺乏对行动者的详细探讨、缺乏对尺度和领域以外的空间维度的分析、重构趋势仍有待验证等。尽管如此,新国家空间理论有效整合了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治理与空间关系的相关理论,对于全球化研究、城市和区域治理研究以及行政结构重组研究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乡村转型及其空间生产研究——以凤和空港小镇为例

本文基于“网络结构—作用因子”互补视角综合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采用半结构访谈法，以广州市凤和空港小镇为典型案例，深度分析乡村转型的具体过程与逻辑内涵，并证实了空间生产的运作机制与行动者网络构建过程的内在关联性。研究表明，凤和空港小镇通过创建文旅型美丽乡村构建了行动者网络，政府、企业、游客、村民等异质行动者互构空间，使原来的空心村、贫困村转型为现代商业社区；空港小镇的乡村转型本质上是将传统村落社群“生产”为都市消费空间的空间商品化过程，以资本、权力、消费文化为主导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多方关系交织与话语建构下表现为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应。     

理性策略,非理性表达——《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中的风水现象与风水功能

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一书,也许是中国大陆最早以“风水”作为研究专题的博士论文。长期以来,风水在大陆学术界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禁忌源自我们对于风水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来说明风水建设对于社会资源的浪费,以及它     

“遗产化”与后现代生活世界——基于民俗学立场的批判与反思

21世纪以来,在对民俗学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形成了自反性的共识之后,国际民俗学界倾向于把"遗产化"看作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性的文化实践,认为"遗产化"具有相当久远的"传统"。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被广泛推行之后,具有自反性意识的民俗学家更加关注围绕着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相关利益群体之间互动的具体过程,尤其关注"遗产化"过程中可能形成的社会交流模式与增进理解的可能性途径。国际民俗学认为"遗产化"的文化实践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普遍的行为模式,民俗学必须相应地反思与调整自身的研究策略。     

宋代风水民俗信仰的兴盛及原因探析

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独具特色且蕴含丰富意象的民俗文化,在广大民众千百年来的社会生活中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风水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更具有其存在的土壤,成为一种较之以前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信奉风水术的人不仅数量多而且遍及各个阶层,出现了许多专门的风水术士,风水理论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宋代风水民俗信仰的成因比较复杂,但宋代社会流动增大,人们对未来命运的无从把握,应是促使宋代风水兴盛的主要原因。     

个人叙事与当代风水师身份建构——以赣南地区为例

赣南是形势派风水术的发源地,风水术在赣南地区的兴盛,离不开其从业者风水师的传承与推动。风水师个人叙事主要包括风水技艺的"合法继承者"、风水术的成功案例以及"风水斗法"及其胜出三类主题,这是风水师彰显其职业身份的一种形式,也是对自身身份进行建构的重要方式。这种在一定的语境下所进行的个人叙事,既是对风水文化的继承,也与当代风水行业的特殊性等因素密切相关。从风水师的角度解读叙事文本,加强叙事文本与语境的联系,可揭示赣南地区风水师群体的某种生存之道。     

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

<正>当代"中国学"日趋以田野研究为指归,科大卫更是其中"现象级"的人物。他的研究强调历史现象的人类学阐释,重视上层典章制度与基层社会生活间的互动,关注国家话语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与实践,这些都在本书中有出色的表达。本书旨在深入爬梳与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     

中国古代风水模式的文化地理视野

对于风水的研究,目前有两种倾向:一是视之为迷信,二是力图用"科学"释之。这两种方式皆失之于偏颇。笔者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历史文化地理现象,其中包含了一些朴素的科学思想,也存在大量封建迷信糟粕。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中国古代风水模式的分析,力图展示风水模式的地理形制中所蕴涵的精神空间和显示的文化意义。风水模式体现了古人出于生殖崇拜的生命追求、安全心理的本能需求、美学欣赏的愉悦感受,表达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理念,同时还是宗族社会血缘关系的纽带。风水思想对中国古代村落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村落规划中永恒的主题。     

传统智趣与当代表述:基于绍兴师爷故事活化实践的考察

技术文明在当下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民间故事如何对接城市发展的实际问题。在绍兴,师爷故事承载着传统的智慧与乐趣,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绍兴文化人基于城市发展对之采取的活化措施,可归总为情境叙事、行为叙事和活化演绎三者。这些策略立足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是民间故事恢复行为实践能力、服务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     

情境法在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与探微

学校教育是一项充满情感性的艺术实践工程,"没有情感就没有智力,也就缺失有效性教育"。情感是新课程理念的灵魂因素,是各类课程教学中的活力元素,是善教乐学的内在动力。理论和实践充分表明,体育课程以体能和技能训练为主,身心消耗较大,科学、合理、巧妙地注入情感艺术,可以从中赢得促进和谐、寓教于乐和事半功倍的综合性效果。情境法是激发情趣、生成艺术的"行家里手"。本文结合小学体育教学的实践与思考,主要从情境法的内涵与作用、应用策略和有效性开展等方面,试对此作出一些抛砖引玉之论。     

客家民间风水信仰与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唐末五代至两宋时期,在客家地区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风水流派——江西形势派。明清时期,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风水信仰亦由此深入人心,成为客家人的一种传统意识。客家人的风水信仰对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客家人出于"山环水抱"的风水观念,往往将宅居建于山坡下或河湾处,形成一个个聚族而居的村落,世世代代守护着身边的青山绿水;出于风水信仰,引活水环村,在房前开挖"风水塘",对古村落的水口、后龙山、风水林、村边河流、排水系统进行营造和保护等,为科学利用和保护水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