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维持理论视野下印尼华人族群性的变迁分析

论文利用巴斯的族群边界维持理论分析了华人族群性的多个层面,并从原生性华人族群性、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语言和风俗习惯、民族主义等方面,考察了印尼华人不同层面族群性的历史变迁。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印尼华人族群性的行为体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21世纪后,印尼华人族群性的复苏,不仅是华人被压抑的族群认同的外在表现,更是华人追求享有与其他族群平等权利的重要体现。这种"再华化",与20世纪初以中国为中心、视中国为自己归属的"再华化"有本质区别。现在大多数印尼华人都已加入印尼国籍或出生于当地,在政治上认同印尼。华人文化的复苏和华人意识的觉醒,是为了凸显华人与其他族群的边界,表明华人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诉求。其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在印尼生存发展,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再华化"。     

论蒙古文化对“托茂人”族群形成和文化适应的作用

在族群历史的互动过程中,文化适应直接影响族群性的变迁,进而影响族群关系的融通。"托茂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其族群的形成与蒙古文化的影响休戚相关。本文从社会生活、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论述了蒙古文化对托茂人族群的形成及其文化特征的影响,以及托茂人族群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古代希腊人的族群话语

本文通过分析古代文献中希腊人对"ethnos"、"genos"和"phylon"等表述族群的名词和用语的使用情况,以及他们对于自身的各种各样的定义和描述,并以当代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作为观察的参照尺度,厘清了古代希腊人认知族群和建构自身族群身份的视角和方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代希腊人的族群话语与后现代人类学情境主义族群理论不谋而合。     

谁是“蛮”人?——地方仪式传统中的上林族群类分与文化形象转变

地方仪式传统与一定地域内的人群分类有着密切关联。在王朝国家管理与族群观念实践语境中,广西上林县地方人群形成了一定的人群分类话语,对"蛮"人的想象与认知逐渐固化。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语境下,师公、道公等仪式专家的流动,逐渐构成我们观察地方人群分类新的文化维度。不同地域间的仪式流动在促使地方文化形象发生转变的同时,也让地域内的人群具有了自我认知的参照,原本属于"蛮"区的人之文化优势也逐渐建立起来。     

日吾其金塔与壁画艺术

在班禅驻锡地的后藏地区,有两座造型独特、堪称佛塔造型艺术之绝的姊妹金塔,这就是被俗称为十万佛塔的江孜白居寺塔（又称大菩提塔）和昂仁县日吾其金塔。其所以称其为姊妹塔,是因为两塔的外观型制及内部构造大体相同,大小也接近,且同处于后藏地区。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传佛教建筑及绘画艺术的多姿多彩,也是藏族人民对祖国文化宝库的又一贡献。现在,白居寺塔已经为人知了,日吾其金塔却由于地处偏远,不在交通主干线附近,所以多少年以来,仍如同一个云中仙女,“藏在深闺人未识”。去年深秋,笔者因赴藏筹备西藏地方志的启动工作…     

21世纪初欧洲华人社团发展新趋势

论文探讨了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华人社团呈现出的三个并行不悖的双向发展趋势:地缘性社团以原居地或住在地为基础双向延伸、业缘性社团结构类别与社会影响力双向拓展以及政治类社团宗旨的双向分化。提出了进一步深思的问题,一是华人社会的组织化构建渠道多元化。多元化路径寻求有效的社会粘合剂,是当今海外华人社团发展的普遍趋势,也与当今国际社会多元组织架构发展的大趋势相互吻合。二是华人群体的体制化诉求意识显性化,包括政党路径、利益集团抗争、法律维权、街头游行示威等。三是华人群体的族群性联合依然主流化。仍然以"同为中国人"的纵向族群性联合为号召,其所显现的依然是华人移民族群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自成一体的共性,真正与当地其他各民族人士结为命运共同体,进入超越族群边界的组织化建构,还只停留于个体化的呼吁和努力之中。     

托勒密二世税制改革与埃及的“希腊人”

族群变迁是希腊化时代研究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西方学界对于希腊人与埃及人是否融合莫衷一是。近年来出版的纸草文献表明,托勒密二世在税制改革中划分出了拥有特权的“希腊人”,其中隐藏了希腊化的埃及人,或可称为“特权希腊人”。然而,学界将税制改革和族群变迁分开研讨,或专注于讨论税制改革在王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或单独考察希腊人或埃及人个体的族群认同。事实上,税制改革是“希腊人”特权群体形成的必要条件,官方文书中希腊人身份登记、免税权、职业特权等构成了埃及特权希腊人的必备要素。在制造特权希腊人的过程中,托勒密二世提升了希腊人的社会地位,推进了埃及的希腊化,同时也将埃及社会分割为不同阶层,埋下了“族群”冲突的隐患。     

族群政治与卢旺达大屠杀:基于历史维度的考察

族群政治是现代多族群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这是基于族群利益并诉诸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很多时候表现为对抗甚至冲突的形态。从卢旺达来看,在国家独立的重要历史关口,胡图族与图西族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争夺,从而建构起一种割裂和对立的族群政治。卢旺达独立后,对立的族群政治立场和以族群为界限的排他性统治,始终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存在。对于胡图族而言,这种族群政治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广大族众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争夺和维护"共有"资源,不仅取得所谓"多数人统治"的合法性与力量,且最终形成"多数人暴政",并以大屠杀的方式呈现出最糟糕的结果。     

新见唐代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释读

新见《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并序》,是一方入华粟特人的塔铭,该塔铭由汉文和粟特文两部分组成。汉文部分共11行(包括题目),粟特文共17行。通过汉文部分考释可知,塔铭的主人出于昭武九姓的安国,但已经内迁到凉州姑臧,其族群当属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其居住地长安外郭城群贤坊地近西市,是唐代旅京外族人集中居住区。与常见的粟特人信奉祆教或摩尼教等三夷教不同,据铭文中"普别二法""一乘"等概念,联系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史实,征之以新出文献和文物,推测此优婆姨当为三阶教信徒。她虽然是在家修行者,但没有依据世俗的葬法,而是与其他信徒集中在三阶教创始人信行葬地附近埋葬,葬俗或属当时佛教的林塔葬。     

礼仪与政治:清朝礼部与理藩院对非汉族群的文化治理

本文从礼仪制度的视角,通过对比礼部和理藩院两大机构管理境内族群的不同分工,探讨了清朝在区分族群、整合多族群文化方面的努力及其政治价值。清朝对众多族群和文化,采取分类管理的方式。分类的原则是与清朝关系的亲疏远近,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化和情感方面。通过礼仪教化各族群,是礼部施政的总原则。教化之道,一是仪式本身,展示的是清朝的观念、态度;一是仪式所必须的符号性的工具和手段,包括食物、冠服、仪仗、印信、金钱、乐器,也包括文字、音乐和舞蹈等。策略上则通过在礼仪制度上优遇蒙古作为"教化"境内族群的样板。清朝礼制的最大特色便是浓郁的多元化族群色彩。在许多仪式中,边疆族群已经由旁观者或配角成为主角之一。这种礼制上的新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清朝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了来自北方的统治族群满洲对于本族及其他边疆族群的文化价值的认知和认同。清代前期"夷狄"观念的第一次转换,是清朝礼仪制度更新、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马来西亚维持族群和谐的经济与教育因素

从马华两大族群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切人,探讨了马亚西亚减少族群暴力冲突,维持族群相对和谐与社会相对稳定的深层原因。马来西亚在各种族群矛盾交织和冲突的情况下,得以维持族群相对和谐与社会稳定,一个主要原因,是马华两族,或该国大多数国民的经济生活和教育发展的需求得到了基本的满足。     

从夏人、汉人到中华民族——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轨迹的考察

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的凝聚融合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建构的主要动力,而对这些族群凝聚融合的记述是按照古代中国传统的族群话语体系书写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否能够对其准确解读是有疑问的。文章从古代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入手,梳理了从夏朝到清末古代中国人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的轨迹,认为尽管存在着以政权名称称呼族群整合结果的现象,但"汉人""华人"乃至"中华人"逐渐成为了对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主体的称呼,而清朝"臣民"的塑造及"国民"称呼的出现则使其实现了身份转变,梁启超则将其称之为"中华民族"(国族)。清朝统治者弥合族群之间差异塑造"臣民"(国民)的努力虽然催生了以"汉人"为主体包括其他族群在内的"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但也只是完成了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的凝聚,而其内部的融合依然在延续着。     

马其顿帝国主义中的希腊认同

在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时代,马其顿帝国主义构成了希腊认同①建构环境中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它使希腊人大体分成了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反马其顿派否认马其顿王室所宣称的希腊身份,亲马其顿派则捍卫之。马其顿王室具有希腊和马其顿双重族群认同。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普遍认为彼此是不同的族群。只有反马其顿派才将马其顿人明确地称为"蛮族人",希腊人和马其顿人通常都宁愿采取"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三分法。希腊认同与马其顿认同是可以被调和来共同面对"蛮族人"的,而且希腊认同经常被强调。但马其顿认同对于马其顿王室和民众都具有更实际的意义。双重认同使马其顿国王既可以利用马其顿认同去对抗希腊人,也可以利用希腊认同来抑制马其顿人。在马其顿帝国主义的环境中,希腊认同表现出了灵活性、可变性和可穿透性,其建构是被来自多方面的多种话语操纵着的。     

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

古人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发型不仅是时代的特征与时尚的符号,也是各个族群的辨识标志。从北朝到隋唐的中古社会,"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出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是剪发而不是束发,在当时以"高髻为尚"的社会习俗中,"剪头胡雏"发型是有着"阶级感"的存在,是有关底层胡人的直观艺术产物。也说明当时入华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仍然保留着本族群的发型特征。该发式是胡人与汉人的区别,也是其身份归属的象征。     

元初族群政治与帝国漕粮海运体制

元人视漕粮海运为本朝超越汉唐盛世的标志性政治成就,而其创立过程与元初族群政治形势密切关联。元灭南宋后,阿合马就着力开通江南至大都间的漕运,然在北方汉人官员的强烈反对下受挫。至元十九年,伯颜为首的江南政治集团提出试行漕粮海运,南人海运群体得以进入帝国漕运体制之中。桑哥执政时引入回回人群体掌管漕粮海运,压制南人势力的扩展,不过这也使得海运逐步成为帝国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元初忽必烈灵活、实用的族群政策将朱清、张瑄等南人海运群体收服于海运体制之中,然成宗朝时,朱、张等试图突破帝国族群政治的桎梏,终至败亡,此后元廷注重各族群政治力量的互相制衡,建立蒙古人为监督,色目人、北人、南人互相制衡的漕粮海运体制,而体制中存在严重的族群藩篱和待遇不公,为漕粮海运在元末的崩溃埋下伏笔。     

徽州祖先谱系的构造与祖、宗、族观念

谱系并不仅仅是满足村居宗族的收族作用,它也具有与宗族社会互构与映照的关系。谱系构造以人们的祖、宗、族观念为结构基础,此种祖、宗、族观念与国家—族群—宗族的历史联结密切相关,其远祖及始祖象征着姓族的神圣来源以及与国家的关联,也反映了主流族群的认同意识;宗祖与族祖则是国家制度下的世居权与户籍地位的象征。徽州谱系以祖、宗、族三层次结构为典型,谱系结构也在与现实社会关系互动中构造了一个以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     

台湾屏东高士排湾旧社遗址的研究与思考

"旧社"是台湾原住民的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是原住民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聚落的迁徙和内涵形态发展的结果 ,与特定现生族群的口传"记忆"与文化直接关联,是考古学与民族学之间的共同课题。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玛玲教授的《台湾屏东高士排湾旧社遗址的研究与思考》,展示了她在屏东县牡丹乡高士村排湾族"南排"Palilalirao群的Saqacengalj、Cacevakan、Aumagan等三个石板屋旧社遗址的调查研究成果,着力空间分析,详细记录旧社聚落内不同形态至房舍的位置关系与布局,并通过聚落环境、家屋排列、形态分类、构造特点、文化内涵等,分析三聚落的异同及与"北排"的差异,并思考了考古学旧社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台湾考古学、民族学上价值不菲,在华南其他族群的民族考古学上也有重要的启示。     

日本社会文化中的禅

正被誉为"日本禅学第一人"的铃木大拙指出,"禅是中国的实际精神和充满高远思索的印度形而上学的牢固焊接"。禅对日本文化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日本的社会文化生活处处可见禅的踪影。一、禅与禅宗及其流派禅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静坐冥思",由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创立。据传,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冥思49日,终于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这个静坐冥思的过程,就是"禅"。禅经过代代相续,由第28代传人菩提达摩传入中国。菩提达摩也因此成为"禅     

甲骨金文所见庚族考论

商代方国林立、族群众多,考证具体方国、族群的地望及史事,对研究商代族群关系及历史地理等尤为重要。庚()族是商末较为活跃的族群之一,见于甲骨金文记载。庚族与诸多族群存在婚盟、军事关系,这些族群基本分布在今山东地区,结合《左传》"庚宗"的记载,可将庚族地望确定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部。庚族臣服于商,并在王朝供职,接受商王及王族的差遣;曾多次参与王朝征伐,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庚族在"成王践奄"后走向没落,姬姓周人占领了庚地,但仍沿用了旧时地名为族群称谓。     

曼德拉时期南非“黑人经济振兴”评析

"黑人经济振兴"是南非曼德拉时期扶持黑人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实行优先采购、制定商业许可证与配额、推行国有企业重组与私有化和建立公私合作关系。从平衡族群经济发展视角出发,"黑人经济振兴"有助于扶持"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南非人",取得了部分积极成果。然而,"黑人经济振兴"本身的缺陷所造成的内在的机制性问题以及执行过程中的自相矛盾,导致小部分黑人权贵精英快速致富,政府政策的着眼点与企业界的出发点存在错位,国有企业重组与私有化面临重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