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藏本事件史料一组

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馆副领事藏本英明莫名失踪,中日关系更趋紧张。为防止日军借口发动军事进攻,国民政府在南京城内外展开密集搜索的同时,采取外交手段与日方积极沟通与联系,此次外交危机随着藏本的被寻获而化解。下文所选一组史料包括时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贺耀组向蒋介石报告有关事态发展的密电,反映了事件过程中军方的心理。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九世班禅返藏阻与国民政府的治藏策略

国民政府成立后,借助九世班禅返藏,积极谋求恢复对西藏的治权。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拉萨当局百般阻挠,英国政府无理干涉,班禅返藏一事可谓一波三折。１９３７年底,班禅圆寂于青海,国民政府未达恢复对西藏治权之日的。将近１０年的曲折过程反映了国民政府治藏策略存在多方面局限：所选择的治藏模式缺乏实践上的可行性,所确立的治藏目标与所采用的手段不相适应,对外国势力的干涉也没有有效的应对办法。     

高长柱赴藏途中日记节选(上)

1936年8月,赵守钰奉派任专使护送班禅回藏,随即派蒙藏委员会高级职员高长柱充前站入藏,担任接洽.1937年6月,由于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参议蒋致余因病请求回京调治,行政院遂令派前站人员高长柱前往接替,但行抵玉树时,因抗战爆发,藏方态度发生变化,入藏受阻,行政院令其缓进.后因蒋致余病重奉准离职,令高长柱兼程入藏接替,高长柱以行政院参议名义于10月25日启程入藏,行至距昌都四十里之萨通,即被藏方昌都总管以来奉到命令等辞一再拒阻.1938年5月,青、康、藏三方就1936年藏方违约发生邓柯战事事进行谈判,高长柱请中央将入藏事宜转令青康加入谈判,但青康藏会议终了仍无结果.其后,西藏摄政热振电呈中央请以交通部驻拉萨电台工程师张威白代理参议职务.高长柱遂撤回东归.本组史料系高长柱赴藏途中日记(略有删节),记载了当时他滞留萨通后的情形、与藏方交涉经过以及各方来往函电,资料丰富翔实,弥足珍贵.     

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1935年是班禅返藏途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从形式、经费、护卫等方面为此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这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治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也伴生着中央政府的治藏理念。国民政府组织班禅返藏,其过程错综复杂,裹扶着各种国内地方派系、利益团体的利益,甚至还牵涉蒋介石围剿红军的策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其治藏在形式上努力,但效果式微,而西藏噶厦在国民政府驻藏人员的积极干预下,始终未敢公开对抗中央。     

清代前期驻藏大臣权限的变化

清朝前期驻藏大臣权限的变化是随着西藏地方形势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雍正时期,驻藏大臣只是监管藏政。乾隆时期,随着国力不断强盛,驻藏大臣总揽了西藏地方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司法、外交等一切重要政事权力,从而使其权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西藏志》看确立之初的驻藏大臣制度

<西藏志>成书于清雍正末乾隆初,是清代西藏地区首部通志类志书.此志部分内容反映了清初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权的关系,尤其是对确立之初的驻藏大臣制度做了有价值的记载.本文根据这些记载,并结合对其他史籍文献的分析,对驻藏大臣制度的确立时间、确立之初驻藏大臣的职责与任务及驻藏大臣的职权范围与颇罗鼐职权范围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     

驻藏大臣琦善改订西藏章程考

琦善在驻藏大臣任内,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及藏军、驻藏清军多年积弊,奏陈<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重申、补充旧有章程,以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整顿和完善西藏地方吏治.又对藏军、驻防清军的若干弊端,奏请改革.这一切均有助于清朝中央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但他奏请放弃对商上财政的审核权、奏罢训练藏军成例及停止派兵巡查部分地区(哈拉鸟苏),对以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英印私相授受侵藏权益与国民政府的处置

1947年印度独立前后,英印私相授受侵藏权益,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国民政府曾以1943年《中英新约》签订为契机,设法解决英国侵藏过程中攫取的权益问题,此时又打算利用印度独立之机与印度签订友好条约,解决西藏问题,并对英印私相授受进行交涉与抗议.但是,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再加上一系列其他原因,国民政府没有能够解决英印间私相授受侵藏权益的问题.     

清代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

清代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国庆驻藏大臣是清中央政府全面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体现了国家主权之意志,代表了封建王朝至高无上的尊严。因此,由驻藏大臣撰写的一部近二百年的驻藏大臣制度史,实际上就是清代西藏的治史。正确客观地评价驻藏大臣在西藏历史上的...     

论点摘编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车明怀在《西藏研究》2012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西藏是清王朝的西南边疆重地,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藏内上层分裂主义势力的精心培植,清朝末年西藏滋生出一股分裂的潜流,这些潜流随着形势的变化日益膨胀,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致酿成了晚清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驻藏大臣及其制度到了晚清,已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驻藏大臣制度终结。     

1947年6-7月顾维钧为接洽美援事致外交部密电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内战,国民经济迅速崩溃,争取美援成为外交工作的重心。本馆所藏1947年驻美大使顾维钧致外交部密电,对此有一定反应,特辑出供研究者参考。     

1947年6—7月顾维钧为接洽美援事致外交部密电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内战,国民经济迅速崩溃,争取蔓援成为外交工作的重心。本馆所藏1947年驻美大使顾维钧致外交部密电,对此有一定反应,特辑出供研究者参考。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清驻藏兵制考

清朝驻防西藏官兵的制度是清朝对西藏地方主权的标志之一,对于维护清朝驻藏大臣、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以及西藏社会的安定、保卫边防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蒋廷黻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曾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本文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文献,介绍他担任驻苏大使期间的重要外交活动。这无论是对蒋廷黻个人生平研究,还是对中苏关系史研究,也许都是有益的。     

清朝末期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

清朝末期,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相互礼让的和好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两大活佛系统的矛盾日益加剧.清朝中央政府和驻藏大臣也介入其中,从对达赖、班禅都有所猜忌到明确支持班禅系统、压制达赖系统,使两大系统的矛盾不断激化,达赖方面与清政府、驻藏官员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这些矛盾在清朝崩溃前夕全面爆发,并对以后40多年的西藏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威尔入藏“访问”与第三次康藏冲突的爆发

1930年驻锡金政治专员威尔入藏"访问",是英国政府扭转西藏内向政策、制造康藏冲突的重大举措。自1924年藏军总司令擦绒发动未遂政变后,西藏对英态度冷淡,康藏局势平静,英国政府派遣威尔入藏。在"访问"中,威尔努力执行了军火援助藏军分裂中国的政策,宣称要帮助对付"中国人的麻烦",引诱十三世达赖喇嘛实施"大西藏主义"。威尔离藏后,第三次康藏冲突爆发,英国政府乘机提出所谓"英藏协定",其实质与吞并布坦(即不丹)的1910年《英布条约》相同。威尔入藏"访问"和制造第三次康藏冲突,是英国政府在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分裂中国的重要一环,对其如何处理成为国民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问题之一。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