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交涉再研究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出兵西伯利亚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上较有利的地位。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日本擅自出兵满洲里,随意解释中日军事协定,这些事实均表明,签订协定只不过是日本借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控制北京政府的既定策略。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期发行的军票

十月革命爆发后,东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其中日本企图借机独占苏俄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1918年5月16日与19日,日本诱逼中国政府先后与其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依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进驻中国境内,可以使用中东铁路。这样,在入侵中国东北的同时,随时可染指苏俄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连载)─—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

中国入朝作战的困难和条件：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坛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①因此,面对各方面材料说法不一,甚至大相径庭的状况,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回忆认定历史事实,而只能根据分证材料和逻辑推理对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会谈的结果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至于许多细节则无从考证。②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中日对抗与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的较量——对"南满洲"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01-1911)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满控制区域内的铁路、港口中心城市大力推进公共卫生事业,与此同时,中国官府也积极创办当地公共卫生事业,双方就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较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某些特定区域的卫生环境。然而,由于这是一种扩张/反抗的展开模式,在疾病治疗和预防疾病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考量,致使城市贫民区与乡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和大量投入,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地区仍然疾病丛生,恶性传染病蔓延。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推进的公共卫生事务自然有其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统治处心积虑、老谋深算的一面,中国官府和社会的自强卫生、救国医学则或可被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推进方式。     

盟友之争:战后中美接收日舰的折冲(1945—1947)

抗战胜利后,盟国预商接收敌产的若干事宜即将付诸实施。1945年10月底,美国代表同盟国施压国民政府,要求美、苏、英与中国共分日舰。这与中方呈交美国"对日舰全面接收以弥补战争损失"的方案截然相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此展开与美国的数次角力,试图填补海上力量空白、抢占受降先机以期独大;美国势必维系由其主导、势力均等的在华模式,因而形成盟友连番对峙的诡谲格局。蒋苦心筹谋,但仍绕不过美国支持的大前提,最终的"抽签分配"与此前初衷已相去甚远。在这场主动开局、被动定盘的博弈背后,是蒋、美对构建战后亚洲新秩序的巨大分歧,亦揭露国民政府倚仗对美外交逐渐中空的残酷事实。     

若即若离: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初步形成(1945—1950)

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8年朝鲜建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双方在革命政权建立过程中的相互帮助,朝鲜为中共在东北与国民党的作战提供了各种物质援助,而中共则为朝鲜的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此期中共与朝鲜的关系集中在东北地区,而生活在那里的朝鲜人属跨界民族,多数人的国籍尚未确定,从而使双方的革命不得不面对民族认同的纠葛。随着东北地方政权的建立,中共开始从国家关系和国民属性的角度考虑并处理中国的朝鲜民族问题,但是总体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世界革命的框架。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出版

由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威廉玛丽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博士韩清安(Eric C.Han)著,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生尹敏志译的《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一书于2021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1万字,分为5章。本书是第一本关于中国移民在日本的历史的英文专著。它以横滨中华街为切入点,记述了从1894-1895年甲午战争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华人社区的发展历程,讨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民族归属感与地域归属感等。作者广泛使用当地报纸、政府的官方记录和规划文件、已出版的回忆录,以及与部分当事人的访谈,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还原来描绘横滨的华人与中国和横滨的制度、社会、经济、文化和法律机制的联系。它对于社会学框架下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历史文化视角下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都有助益。     

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

195 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表现出一种既要给予援助又要进行限制的复杂心态 :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决定了苏联必须在核武器方面帮助中国 ,提供核保护或者核技术 ;由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共 ,苏联不断地提高对中国核援助的层次和力度 ,而这是中国能在短短十年内制造出原子弹的重要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在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不信任 ,特别是中苏在核战略和核政策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等方面的分歧不断显露 ,构成了苏联核援助的限度和制约条件 ;中苏关系刚出现一丝分歧的迹象 ,苏联首先关闭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门。     

中国网络治理的发展历程(2012—2021年):回顾与展望

2012年以来,中国网络治理迈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2012年至2015年、2016年至2018年、2019年至今三个阶段,在特征上体现为从基本形成网络治理体系到网络治理实践不断向深入化和精细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不断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当前,中国已基本形成行之有效的网络治理体系.面向未来,中国需要不断加...     

战后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大学困境:吴有训在中央大学之进退(1945—1948)

吴有训作为无政治背景的纯学者,于抗战胜利前夕接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学校复员问题、派系问题和战后学生运动等多方因素作用下,在此后近三年时间内,吴有训在中央大学数次提出辞职,造成极大的校政危机,并对校内的政治生态造成影响。吴有训在中央大学的进退经历,折射出战后中国动荡政局中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并昭示着此时期"学术自由"的艰难。     

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

李伯重的新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 550— 1 850 )》从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的“实情”出发 ,探讨江南早期工业化问题 ,对引起争议的“英国模式”、“江南道路”、“资本主义萌芽”、“过密化”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李著的创新 ,并不在于引进新方法或刻意去标新立异 ,而主要是研究视角的调整与思维方式的更新 ,或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经典理论的再认识。这对于我们如何更加重视自身历史经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性 ,建立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典范 ,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