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礼俗互动: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正>2015年5月22-24日,"礼俗互动:近现代巾国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来自英国、日本、香港、澳门、北京、上海、浙江、贵州和山东等地近30名学者参加。会议围绕中国社会的礼俗互动传统及其近现代重构问题,从民间自治、民间信仰、礼俗社会、社会变迁下的礼俗互动等视角展开研讨。学者的演讲报告包括:科大卫、贺喜(香港中文大学)《秘密社会的秘密:自我合法化与其在中国社会虚拟的影响》,李     

“礼俗互动: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正>2014年11月28-30日,"礼俗互动: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美国欧亚大学及山东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15位学者,从"礼俗互动的历史视角"、"礼俗互动的当代观察"等专题出发,形成跨学科对话。"礼俗"问题在两千年中国历史进程中素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礼"与"俗"或一而二,或二而一,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成为勾连官方、文人精英与普通民众的重要机制。此次研讨会基于山东大学     

礼俗互动传统中的顾炎武风俗教化观及其现代启示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建构了传统社会的统一性。顾炎武的风俗教化观是传统"礼俗互动"的缩影,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风俗是全民性的,论世必考其风俗,历史兴衰与风俗美恶联系紧密。整顿风俗必然要以礼乐教化为纪纲,"民德厚而礼俗成"是其风俗教化观的主要宗旨,其风俗教化观对当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意义。新格局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方兴未艾,传统礼俗的现代性转化及其互动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挥这种本土思想资源在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上的社会整合功能,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安徽的特色民俗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由于地形、地势和气候等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安徽民俗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生产商贸到岁时节令,从人生礼俗到民间信仰,形成了南北相异、多元的民俗风情,也形成了一些安徽特有的民俗事象。     

同质异形的神灵谱系——藏族湖神与水神关系透视

湖神与水神在藏族地区大量存在。文章从藏族民俗现实出发,认为水神与湖神主要有三种存在状态:湖神与水神分离;水神是湖神信仰的核心;水神与湖神的互置。分析了湖神与水神信仰相异的原因。     

敦煌具注历日见载“本命元神”考辨

敦煌具注历日所见"本命元神"及相关图像,当指中国古代北斗七星禄命信仰体系下相对于本命星神而言的元辰星神。由于十二生肖与北斗在宗教信仰上的关联、以及北斗七星官神在造型方面的相近性,故敦煌具注历日将生肖置于星官帽顶的构图方式,不仅可以客观表达以生肖代表本命、以星官代表元神的双重象征,而且就视觉效果而言,也避免了因本命星神与元辰星神同为北斗星官、容易导致在造型上相雷同的冗沓。隋唐墓葬中冠戴生肖的人像俑,当与敦煌历日见载的本命元神图像一样,是元辰(元神)信仰与生肖信仰相结合的产物,用以展示和传递北斗在古代中国"注死回生"的宗教隐喻。     

逝去的水神世界——清代山西水神祭祀的类型与地域分布

山西地方史志资料表明清代山西水神祭祀地域分布广泛、数量较多,其类型大致分为人格水神和自然水神两大类。从山西水神祭祀类型和地域分布可以看出,山西的水神祭祀多受国家祭祀政策和地域历史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山西民众又根据自身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信仰传统,不断建构和丰富着属于自己的水神世界。     

《曼德维尔游记》里的中国——“普遍史”视角的考察

中世纪欧洲的著作《曼德维尔游记》以"普遍史"为总的思维框架,将东方的中国塑造成一种多面形象:东方的中国与基督教世界因"诺亚"而同渊源,但也因"诺亚三子"之异而彼此本质上有别;东方的中国的"汗"是上帝意志的践行者;东方的中国承担基督教世界赋予的"圣地拯救者"的角色,拥有至高无上的财富、技艺与国力。这一形象的多面之间并不矛盾,而是恰恰反映了基督教世界自我认知与诉求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基督教世界在信仰上自居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在自身之外寻求最强大的拯救圣地的力量。曼德维尔的东方的中国"惊异之事"叙述正符合寻求这种拯救力量的逻辑,因而不应被视作"东方主义"式叙事;而其"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也因此在使用上有其限度。曼德维尔的叙事表明,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世界历史"观以圣地为世界中心,以上帝创世而非"史前时代"为起点,以信仰而非我们的"求真"目标为目标。以"普遍史"为视角考察曼德维尔的中国叙事,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中世纪欧洲"世界历史"观的认知,更可以更新我们对曼德维尔笔下的东方的中国形象的认识。     

冀南醮仪中“功”的逻辑与实践——兼论民俗语汇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路径

中国民众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向来是自成体系的,历经长期生活实践形成一套本土概念体系即民俗语汇来表述自己的意义世界。民俗语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体系和地方性知识,能够直接传达民众对自身行为的解释,暗含着民众对民俗活动意义的理解,成为进入民众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冀南"打醮"活动是理解民俗语汇极好的田野案例,在当地人话语体系中"功"是具有普适性意义且使用频率极高的民俗语汇,以"功"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传统与当下实践两个维度解读其语义体系和应用逻辑,进而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探讨中国社会礼俗互动的运作机制,并以此验证民俗语汇作为一种分析路径的可行性。     

礼仪中的图像——鲁西南《单钱灶》及其礼俗实践

作为礼仪图像的一种类型,鲁西南地区木版套色年画《单钱灶》是一个由信俗、礼俗和审美三重维度建构起来的"精神结构体",该类灶王图在民俗语境中承载了"九世共爨"和"天缘配"等民众的朴素价值观念。在礼俗实践中,供奉者借助图像媒介与神灵之间通过膜拜、观视行为完成精神的"对话",图像的信仰功能、礼俗意义与审美价值在致祭过程中得以横向展开,有效带动并持续激活文化记忆代代绵延赓续。从图像释读与礼俗实践视角出发,对《单钱灶》图像相关口头记忆、礼俗实践、历史文本与图像本体关系进行梳理,能够有效阐释根植于民俗社会的礼仪图像所依赖的民俗语境与礼俗传统。     

“鬼主”与圣权制——西南地区历史上的治理文化刍议

从唐宋至明代帝国对西南一些地域或族群联盟首领给予"鬼主"称谓,对此进行辨析和思考,可以理解西南地区历史上的国家化过程,并可探讨西南地域的"圣权制"及其治理文化。圣权制是一种有别于王权制的治理形态,关注人们与自然共处的观念体系、社会和谐的知识与认知体系,以及治理民俗知识体系,包括宇宙观、伦理价值观、神判制度、仪式信仰等等。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治理文化偏向"圣治"与"理治",有别于三王之治以来儒家的"礼治"与"文治"。西南地区"治事之俗曰理"的理俗与儒家礼俗亦有不同,更多包含了民间的治理智慧,而非国家推崇的制度。从政治人类学来看,圣权制是一种人类早期重要的治理制度,从酋邦(国家)一直贯通到基层社会,由于历史上长期为帝国蔑用"鬼主"等概念定位,因而容易忽略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文化逻辑。     

拜:礼俗与中国民间信仰实践

礼与俗是中国民间信仰实践的核心。从生活实践与身体的角度,可以阐明礼俗实践所体现的中国民间信仰实践身心合一、信仰与仪式融合的特质。拜是礼俗实践具身化的体现。拜既指表达敬意的具体的身体动作,如鞠躬、下跪、叩头、上供等,又可概称人们总体的宗教倾向与宗教感。拜以身心合一的方式集中体现了民间信仰实践的惯习。人们从小在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地学习与完成拜,在礼俗实践中想象与完成与阴间的互动交流。长期的礼俗实践最终将阴间、阳间宇宙观内化为身体的实践行为与存在状态。宗教内嵌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是信仰和仪式有机融合以栖居于世界的方式,而这个世界则由周期性互动交流的阴间与阳间共同构成。     

山西定襄县七岩山“惠应圣母”信仰的源流与演变

本文运用实地考察和查阅文献等相关方法,分析了北魏时期七岩山开始成为佛教圣地的原因,探究了唐代会昌毁佛时期七岩山佛教沉寂一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北宋敕赐"惠应圣母"封号和地方女神(摩笄夫人)信仰上升为国家信仰的转变。从而梳理该地区"惠应圣母"信仰的历史源流与演变,揭示其功能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由单一祈雨功能走向祈嗣等多元功能。进而说明这一地方信仰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与强大的生命力。     

从“哥特神话”到“互动共生”:中世纪西班牙史叙事模式的演变

自中世纪以来,西班牙和西方学界对中世纪西班牙史的认识存在两种互为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世纪西班牙史就是作为西哥特人后裔的基督教徒赶走穆斯林、犹太人等宗教异端,实现"西班牙复兴"的历史,后人把这种观点概括为"哥特神话",另一种观点从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彼此依傍、互相交流、共栖伊比利亚半岛的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进程,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将其概括提升为"互动共生"。二者相比,后一种观点更为客观。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不同文化群体,尤其是不同宗教群体的共存问题愈加受到重视的今天,"互动共生"已成为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的主流。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史论战"对这种演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浮动的“中心”：湄洲岛妈祖信仰空间考察

台湾的祭祀圈（信仰圈）理论,为研究汉人民间信仰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性的体系架构。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具有完全民间性的特征,这与湄洲岛的妈祖信仰不同。湄洲岛的妈祖信仰空间由本岛十四间妈祖宫与祖庙组成,其祭祀组织可划分为以祖庙为中心的地方性信仰组织与全球性信仰组织。前者具有民间性特征,祖庙作为全岛祭祀中心,与各社区有着紧密的互动联系,中心与地域相叠合;后者则因国家政治、地方形象塑造和旅游经济等外力的介入,形成官方与民间并行的权力结构,本岛社区在祖庙管理中被边缘化,信仰中心浮动于地域之外。     

关于屈原的爱国思想及其他——与曹大中同志商榷

在《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上读了曹大中同志的《"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以后,觉得其中有些问题值得商榷.曹大中同志断言屈原只忠君、不爱国,"屈原至死不离楚国,最后怀沙自沉的思想动机,不是出于爱国,而是忠于向其委质的同姓君主."作为论证这个命题的大前提,曹大中同志认定"在先秦时代……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对这些论点,实在不敢苟同.     

日本现代的“访妻式“婚礼习俗

世界上,居住在任何地域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生礼俗。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现象,人生礼俗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态。法国著名民俗学家阿诺德·凡·热纳在《通过礼仪》一书中概括了人生礼俗的概念,并确定了它的性质,阐述了它存在的价值。书中写道:“人生礼俗多见于诞生、成年、结婚、死亡等人生主要转折点。这些礼俗用以保证个人能够顺利通过这些关口,从而昭示当事人身份的变化并在所属集团内获得新的权利。”     

孙末楠的民俗学说对“礼俗互动”研究的理论启示

民国时期兴起的“礼俗学”可谓“礼俗互动”研究的先驱,不少学者受孙末楠《民俗》一书的影响,或在其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的礼俗文化展开考察,或结合本土语汇对其进行解析。由此产生的丰硕成果表明,孙末楠的民俗学说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在“礼俗互动”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的当下,再次检视孙末楠建构的民俗学理论体系,结合中国实情对其中的核心概念及内在理路作进一步阐发,有助于丰富“礼-俗”关系认知的学理逻辑,从方法论层面推动“礼俗互动”研究范式走向成熟。     

“魂人”礼俗与北魏文化认同

北魏的"魂人",是一个颇具民族色彩与时代特征的词语,指被用以象征死者神灵或作为死者灵魂依托的人,与先秦祭祀中的"尸"实质相同。起源古老的、类似于在中原地区早已消失的"尸祭"的"魂人"礼俗,曾经不仅盛行于拓跋鲜卑民间,而且存在于北魏皇室。但"魂人"与"尸"不能等同,一般不宜以"尸"直接替代"魂人"。其最大区别在于选择标准不同。"魂人"的选择最看重的是状貌与死者相像。即使并无血缘关系,祭祀者仍将其视同亲人。这两点也最为汉族士人所诟病。高允严厉指斥"魂人"礼俗既不符合秦汉之礼,又不同于华夏古制,严重损害社会风气,希望文成帝以移风易俗为己任,根除"弊俗",但其建议并未被采纳。"魂人"礼俗的消亡时间无法确考,或已至孝文帝改制时。这一礼俗的存在与逐渐消失的过程,是北魏文化认同曲折进程的一个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