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传播的网络管理新思路——始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一种视角

在新媒体时代下,谣言有了新的特征与传播途径,针对此也就催生了谣言管控的新思路,且Web2.0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发展即社会化媒体的兴起,社会化媒体也成为谣言滋生与扩散的"新营地"。为了验证此结论,本文将SARS时期的谣言事件与此次"谣盐"事件进行了简单对比,发现了社会化媒体中谣言传播的新特征。并着重对"谣盐"事件进行全面分析,针对其发生的原因及传播途径,得出了社会化媒体时代中谣言管控的新思路,从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两方面简要概述。面对新媒体时代谣言发展的新特征,对于社会化媒体中谣言管控的研究将有助于补充谣言管控机制方面研究的欠缺。     

网络时代的“谣言体”——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无论古今中外,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谣言之所以易于形成并被普遍传播,是因其根植于人性,善于迎合大众的心理、情感和利益诉求,因此谣言研究是涉及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的重要课题。从文体角度出发,聚焦分析网络时代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体",对具有典型表征的"求转发体""拟名人体""微信体"等常见的网络谣言文章用语作细致深入的考察,可以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辨识谣言,避免其造成危害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并对当下的谣言研究有所深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惩治的刑法边界——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为视角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产生与传播的谣言具有社会常态下谣言所不同的特点,因而虚假信息犯罪的认定与处理面临与其他时期不同的特殊性,如何妥当考量"谣言"的范围,厘清"虚假信息"边界,是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机制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在采取合理确信原则下的主观真实标准...     

“大数据时代下的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12月4—7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和上海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传承与开启:大数据时代下的历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海内外11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大数据与史学研究"、"大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技术问题"、"大数据时代下的人文关怀"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一、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日本同志社大学田中智子介绍了3家日本国立机构参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最近几年,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有很多争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那三年发生了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万人。但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不仅否定"饿死三千万",认为那是"重大谣言",甚至否定发生过大饥荒。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     

网络谣言的发生机理与制度规制

网络谣言轻松摆脱了现实的社会身份与地理空间的限制,游走于网络空间的各个场景,促使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发生了重要的断裂和转变。网络谣言呈现出组织性、隐匿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的成效。网络谣言的发生有着深刻的逻辑性与动态性,一般来说,网络谣言的发生机理并非线性递延,而是沿着生成、传播、终结的机理相互交织,相互缠绕。同时,网络谣言始终围绕着关注度、共鸣度、话语度而形成延展动力。因此,网络谣言的治理必须立足于现有的制度结构和制度框架,回归制度的本位,形成价值规制、技术规制与法律规制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情感史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情感史研究旨在关注人们行为背后的情感因素,通过挖掘革命亲历者书写的大量日记和书信等历史文献,探讨人们所经历的欣悦、爱、恐惧、愤怒以及憎恨等具体情感,为认识革命时期的暴力与恐怖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革命初期人们表达了强烈的欣悦与博爱等情感,但新的平等观念很快遭到贵族与教士阶层的反对,这种愿望受挫与被背叛的感觉形成了独特的"阴谋"恐惧,致使整个社会谣言四起,进而引发愤怒与憎恨的情感。除了研究各种具体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法国大革命情感史还着眼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情感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情感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等,并与其他各国的重要革命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更加深入地认识法国大革命乃至18世纪法国文化的情感特性。     

青岛德式下水道:一则谣言背后的中西想象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异文化的谣言。青岛德式下水道谣言在近年来影响颇为广大。这一谣言的生产和下水道的文化象征、社会现实的促动和文艺化的传谣方式密切相关,在谣言的生产过程中,对西方的想象和自我的反思贯穿其中,成为谣言生成的重要动力。这种想象虚构了一个完美的德国形象,并将中国塑造成了好大喜功的"暴发户"形象。这种想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但对我们真正了解西方先进文明并无益处。     

基于时空行为大数据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本文对基于时空行为大数据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进行了阶段性总结,梳理了主要的研究进展、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已有研究利用手机数据、社交媒体数据、交通运行数据三类时空行为大数据,在多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进展,包括揭示了社会空间分异的多尺度动态性、实现了时空共存下个体社会环境暴露的精细化测量、丰富了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社会网络与主观认知视角;但这些研究大多止步于现象层面的关联性分析,缺少对社会空间分异深层次机制以及理论、政策外延的剖析。未来研究需充分挖掘时空行为大数据解读社会空间的潜力,通过深入理解社会空间分异的时间性、再思社会空间分异与社会融合的关系,拓展研究的理论与政策外延。     

基于微博的西安市居民夜间活动时空分布研究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等方面规划建设的需要,对居民活动的研究成为人文地理及城市规划领域所关注的重点。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以往研究居民活动的方式。本文通过新浪微博平台提供的API接口,采用Ajax技术抓取包含时空信息的西安市微博数据,运用Arc GIS10.1中的热度分析工具,以可视化的表达形式揭示出:西安市居民夜间活动在大尺度范围内与城市的区域定位、居民结构及活动时间关系密切。同时,本文采用微博数据来研究居民活动的方法为研究这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     

西方传说学视野下的谣言研究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网络谣言的泛滥,中国学界对谣言传播和谣言治理展开了多学科的学术探究,其中既有社会学、传播学的视角,也有民俗学的视角。民俗学视角的最大特色,是将谣言的传播和变异视作一种人类固有的文化现象。西方民俗学界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关注谣言,将之视作传说,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取得了众多成果,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谣言的类型、语境、传播和变异展开研究,不仅推动了谣言的研究,也促进了传说学的发展。     

谣言的社会协调功能

谣言除了具有众所周知的社会危害,也有协调社会关系的中性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谣言表达愿望、宣泄情绪、分摊恐惧、逃避指责,具有明显的心理抚慰功能。二、谣言是弱者的武器,是他们表达社会抗议的舆论工具。谣言作为公众情绪的下水道,起到发泄社会积怨、反映社会矛盾、借助舆论集体上书的规谏功能。三、谣言具有凝聚价值共同体的社会功能。谣言是集体认可的一种口头传统,这种传统有助于增强团队的认同感、凝聚力。四、谣言具有娱乐功能,原生娱乐谣言多以取悦听众为目的,虚拟或加工一些趣闻逸事,以纯娱乐为主;次生娱乐谣言往往以讽刺、恶搞既有谣言为目的,通过揶揄和嘲讽,对既有谣言和传谣行为实施打击。谣言处处表现出双刃剑的特征,是一种既令人憎厌,又无法割舍的语言民俗。     

作为民间文学的谣言·主持人语

正谣言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神秘,历史最为悠久的口传文化现象。说起来人人痛恨谣言,可现实中人人都喜欢打听谣言,无人能够幸免于信谣传谣。"谣言的历史就像是一片神秘又没有任何道路的处女地。有很多奇特神秘的印迹穿过‘听传王国’,循着这些痕迹前行的人就好比在摸着石头过河,他对所探询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做出透彻的研究。"(《谣言女神》)那么什么是民间文学呢?按照钟敬文、刘魁立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界定,即"民间创作、     

软件追踪造谣者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也最先受网络谣言之害。1991年,一家网络服务机构因在网上散布谣言,受到法律制裁。2006年,一名在网上诽谤他人的女性被判赔偿1130万美元(约合6900万元人民币),创下网络造谣案赔付额最高纪录。为了扫描不良信息,美国执法部门投巨资研发或购买过滤软件,比如,有一款"谣言机器人"软件,能通过数据分析,实     

简析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的传播

正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有关毛泽东的信息历来是民众关心的热点,虽然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家庭等已为群众所熟知,但仍有许多信息并不为一般人所知。部分人利用群众高度关注毛泽东相关信息的心理,制造和传播了多起谣言,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经历了产生、发酵、扩散、真相大白的过程,其传播过程主要     

50多年前席卷百县的群体性事件

1950年代初期,华北和华东地区分别爆发过“割蛋”与“毛人水怪”两大谣言,其波及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其传播跨越了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安徽和山东,涉及约100个县,数千万人口。从1950年第一个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到1954年第二个谣言基本结束,延续数年。其间过百人因此丧命,上千人被捕。     

网络谣言中的“沉默的螺旋”效应--从“抢盐”事件的解决中看微博对“沉默的螺旋”的削弱

近期,警方对涉及在网络上造谣、非法炒作、非法网络公关进行了严肃查处、处理。一系列举措使人们又将目光投到网络谣言上。网络的迅猛发展,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给谣言的制造、传播插上“翅膀”。文章以网络谣言典型事件“抢盐风潮”为切入点,通过“沉默的螺旋”理论,对网络谣言的形成、危害进行一定分析,分析突发事件中谣言传播的机理,并提出抑制谣言的应对策略。     

大数据时代的人文地理研究与应用实践

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着区域或城市空间组织及居民行为,流空间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载体,并使得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面临革新。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基础上,认为大数据时代的人文地理研究开始更加注重自然与人文学科间的融合、数据密集型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居民活动为主体的人本科学性,并构建了人文地理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在大数据时代研究的总体框架。同时,也提出了大数据面向空间规划方法和技术、居民个体行为决策优化、企业运营决策、政府宏观政策制定与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方向。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智慧旅游”背景下旅游公共服务的新要求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的普及和应用,旅游业及旅游活动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地加深,"智慧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文章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结合作者旅游经历和对旅游发展实践的思考,从"新"内容和"新"机制两个方面,总结归纳智慧旅游背景下对旅游公共服面临的的新要求。内容方面的新要求主要有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与安全、应用服务以及运营管理等方面;机制方面的新要求表现为"大数据"紧连"小个性"且要求旅游公共服务双向"甚至"多向"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