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记忆文化的全球化？——记忆政治的视觉偶像、原教旨主义策略及宗教象征

通过正式形成共同记忆,记忆政治在塑造民族国家和使社会成为共同体方面一直是一种重要手段。集体记忆现在愈发随变动的全球情境而变化。新形式的记忆政治具有“跨国”形象和“超国家”方式,呈现出记忆政治全球化的新趋势。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趋势已在全球蔓延,无论欧洲、亚洲或美洲。它们通过新的文化形式如互联网,传达着新的信息——往往是族群的和原教旨主义的。     

仪式活动视角下的集体记忆和象征空间的建构过程及其机制研究——以南京大学校庆典礼为例

仪式活动是集体记忆、象征空间与地方认同建构源头,因其研究有助于揭示城市各空间尺度内的公共生活竞争的内在机制,因此已成为西方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命题;但此类以仪式活动为视角,揭示集体记忆、象征空间建构过程及其机制的研究,在国内极少。鉴于其研究重要意义,文章以南京大学校庆典礼为例,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考察、访谈等多种定性与定量方法,探讨了自上而下的仪式活动,即校庆建构集体记忆、象征空间、地方认同的过程及其机制,为校园特别是新校园或扩建校园的纪念物建设与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介子推传说的历史记忆与当代建构

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贤臣,因其"割股奉君""功不言禄"的义举而被世人称颂,其传说更是家喻户晓。民众对介子推传说的历史记忆可从典籍文献、口承故事与地域空间三个维度进行追溯,其记忆建构过程是在传说文本"历史发端""以史运事"与"因史生事"历史演绎的基础上,利用空间物化的记忆形态来进一步加深对传说的记忆。因传说记忆主客体存在的差异性,当代介子推传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传承模式:个体传承和集体传承并存的沁源在地化传承模式与以景观叙事为主的介休景观化传承模式。传说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由多种元素相互制衡、促动而形成的,它的研究对传说的当代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集体记忆与大运河原生性景观的认知与描述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大运河景观能否延续其原生性的特征,是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评价主体的选择是难点.大运河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需要借助于集体记忆理论,以大运河集体记忆认知大运河原生性景观,将关注焦点从"物"转换为"人",将评价主体从公权力主体转移至大运河的记忆主体.集体记忆对于大...     

从殖民主义到民族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建构

阿卜杜·卡德尔是19世纪中东地区苏菲主义教团反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他领导了阿尔及利亚早期的抗法斗争,并进行了创建现代国家的努力。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建构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在殖民主义历史叙事中,阿卜杜·卡德尔的形象经历了从传统的东方学叙事向服务于殖民统治的知识重建的转变,其本质是殖民霸权对殖民地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塑与改造。在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经历了从民间传说到政治化的过程,并且在与殖民主义的政治互动中,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的核心。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建构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上,都经历了从个体回忆到集体回忆的演进,但二者在政治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对阿卜杜·卡德尔历史记忆建构的不同轨迹,恰好诠释了殖民地社会发生的最深层次变革,即西方殖民主义的衰落与本土民族意识的觉醒相伴发生的历史进程。     

历史记忆与“刘三姐”多重文化意象的建构

壮族"刘三姐"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主体"与想象空间的社会记忆相交融的文化符号。"刘三姐"被不同的记忆主体记录和想象,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中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扮演不同的文化角色。不同记忆主体的不同历史心性保留或舍弃不同的文化元素,建构了"刘三姐"的不同文化意象。而想象主体隐含的人类审美感知、审美体验与审美记忆的复活,是壮族诗性传统得以延续的文化根基。     

城市街巷空间居民的集体记忆研究——以南京夫子庙街区为例

伴随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街巷空间的原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活气息开始退变,城市记忆逐渐缺失,趋同化和均质化的城市危机显现。为此,选取南京夫子庙街区作为典型个案,采用认知地图、口述访谈和GIS空间统计方法,实证研究城市街巷空间居民的集体记忆,发现居民对夫子庙街巷空间的集体记忆呈现"光环区"→"亚光环区"→"缓冲区"→"盲点区"依次递减的特征和规律,"平民化"的城市设计理念缺失成为重要诱因。街巷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与场所精神,其担负的集体记忆保护功能,应该引起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集体记忆视域下的绍兴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开发对策

集体记忆是有着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村庄的文化传统和人们的乡愁情感,是传统村落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本文以绍兴市五批共2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各村落的集体记忆及其保护和利用现状进行调查梳理,提出乡村规划和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对助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战争集体记忆构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和平

哈布瓦赫等人的集体记忆理论认为,只有在社会框架中个体才能够形成自己的概念和记忆,正是凭借这一能力,社会“干预”个体的记忆,并根据社会的“理性需求”来塑造集体记忆。建国后战争（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经历了国际主义主导的建构和基于爱国主义的重建。战争（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重构不仅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更重要的是为了以史为鉴,...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或历史与记忆?——记忆史研究中的概念使用问题北大核心CSSCI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以及“记忆史”等概念或议题看似相近,实则有着不同的意涵。“历史记忆”最初是莫里斯•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提到的概念,意在强调历史带有记忆的性质。随着后人对此术语的发展,“历史记忆”的含义被拓宽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历史-记忆”是皮埃尔•诺拉提出的术语,用于指称现代之前“历史与记忆”的联合体。“历史与记忆”是西方历史学家辩证地看待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面对记忆研究的挑战,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讨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历史学正名。“记忆史”则是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领域,研究记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因此,在涉及这些概念的时候应认真加以区分,避免误用。特别是在翻译、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时应力求准确,以免造成误解。     

中国记忆史研究的路径问题——以《记忆的政治》为中心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记忆史研究中,始终徘徊着一个幽灵,这就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这表明,中国记忆史研究已经对建构主义形成了路径依赖。正是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记忆的政治》对"大生产运动"的思想史意义进行了过度阐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从学理上说,记忆史研究至少有三条路径:建构主义、道德主义、证据主义。这三条路径源于三种不同的提问方式:集体记忆是如何建构和传承的?什么样的记忆建构是合乎道德的?谁的记忆是合乎历史真实的?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城市化语境下村庄日常生活与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以武汉市郊区李庄元宵节习俗为个案的分析

在城市化语境下,节日习俗活动对村庄发展依然发挥着重要功能。通过以李庄元宵节为个案的考察,从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两个维度对节庆习俗的功能进行分析,发现村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在习俗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再生产,同时两者再生产的过程也折射出村民感性与理性交织的行动逻辑和对村庄本体性价值的诉求。所以,在城市化语境下,村庄变迁的形式和路径并不单纯受社会转型影响,也取决于作为文化主体的村民对村庄功能和意义的建构。     

《心城:南京城墙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古代城墙

所谓“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区别于“个体记忆”(individual memory)的一个社会学概念。社会学家认为,绝对私人的回忆,往往因缺乏逻辑和系统而显得校糊混乱,并且通常会因为时间消逝而变得零碎、散乱、淡化,相较而言,社会化的集体记忆,却能通过特定群体中存在一定联系的人所共享、传承以及共同建构,将最美好、神圣的事或物贮存在另一个维度里,形成可追溯的、增强社会认同感的“历史”。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犹太民族历史记忆的拆解与重构——施罗默·桑德的《虚构的犹太民族》

<正>《虚构的犹太民族》(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①是施罗默·桑德~②撰写的一部专门探讨犹太民族起源的历史学著作。该书批判了以色列史学界传统的犹太历史编纂学,分析了犹太民族传统的历史记忆,力图对犹太民族的起源问题在新的叙事框架和话语体系下进行重构。关于犹太民族的起源问题,由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尚无定论。桑德建构的这种新的叙事框架和话语体系,突破了传统的史学研究路径与规则,重新阐释了犹太民族的起源问题。因此,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对普通读者来说,都会有助于他(她)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认知和理解犹太民族的起源,来寻找"谁是犹太人?""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犹太民族吗?"以及"犹太人到底来自哪里?"等问题的答案。从书中的观点来看,桑德的答案完全颠覆了犹太人来源于国家和宗教社区教育体系下形成的、文化建构上的传统历史记忆。     

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总结了景观、记忆与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指出景观、记忆与地方认同联系密切,而且景观与记忆的研究大多与历史文化景观相关。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文章探讨了GIS和认知地图方法在城市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应用,并对佛山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集体记忆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城市化趋势下,从地理学视角,透过对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分析,将有助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持续性地保护和塑造城市地方感。     

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探微

本文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对档案记忆观提出了新的看法,探讨了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分析了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同时对社会记忆理论下的档案建设和档案事业的发展谈了一些认识,旨在进一步强化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提高档案事业社会影响力和档案界学术研究水平。     

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

自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发生之后,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十一条"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记忆"保存价值。北京政府保存此国耻记忆,既有免责之虑,也有捍卫其统治合法性的功利性诉求;革命党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用来证明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以便进行革命动员;一般新闻出版界则借此刺激民族主义消费,寻求国货消费的合法性。五四运动期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向卖国贼国耻记忆演变。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凸显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竞争纠缠在一起。在此语境下,国耻记忆扮演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社会角色。在这一国耻记忆形成与演变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即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才是自我拯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