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权力与地方建构: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想象地理的理论起源及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根据想象的主体和想象对象的地理尺度差异,国外想象地理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是探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形象的话语建构;二是研究"作者"通过地理文本的生产,以想象的方式对地方的文化形象进行重构的过程。同时,文章通过分析国外近30个实证案例,指出想象地理在地方的文化建构和空间文化意义的生产等文化地理重要话题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据此对国内想象地理研究提出了展望。     

近代西方传媒中的中国人负面形象——以电影中的傅满洲(Fu Manchu)博士为例

本文以电影为切入点,从傅满洲——20世纪西方想象中近在西方的"黄祸"的化身——的来源入手,分析了西方大众心中中国人的形象演变过程,特别是以好莱坞电影中的傅满洲为例,深入分析了以傅满洲为代表的华人负面形象的由来、演变过程以及国人对这一形象的回应,呼吁要在国际影坛创立一个健康的中国人形象。     

谣言的社会协调功能

谣言除了具有众所周知的社会危害,也有协调社会关系的中性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谣言表达愿望、宣泄情绪、分摊恐惧、逃避指责,具有明显的心理抚慰功能。二、谣言是弱者的武器,是他们表达社会抗议的舆论工具。谣言作为公众情绪的下水道,起到发泄社会积怨、反映社会矛盾、借助舆论集体上书的规谏功能。三、谣言具有凝聚价值共同体的社会功能。谣言是集体认可的一种口头传统,这种传统有助于增强团队的认同感、凝聚力。四、谣言具有娱乐功能,原生娱乐谣言多以取悦听众为目的,虚拟或加工一些趣闻逸事,以纯娱乐为主;次生娱乐谣言往往以讽刺、恶搞既有谣言为目的,通过揶揄和嘲讽,对既有谣言和传谣行为实施打击。谣言处处表现出双刃剑的特征,是一种既令人憎厌,又无法割舍的语言民俗。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教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利玛窦的传教为例

在明末清初中西交往中,天主教耶稣会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带着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旨来到历史悠久的中国,鉴于社会现实,采取了和平的"文化传教"策略,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又极力迎合了中国士人的心态和融合了中西的文化,在传教过程中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中以利玛窦的传教作为典型。     

作为民间文学的谣言·主持人语

正谣言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神秘,历史最为悠久的口传文化现象。说起来人人痛恨谣言,可现实中人人都喜欢打听谣言,无人能够幸免于信谣传谣。"谣言的历史就像是一片神秘又没有任何道路的处女地。有很多奇特神秘的印迹穿过‘听传王国’,循着这些痕迹前行的人就好比在摸着石头过河,他对所探询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做出透彻的研究。"(《谣言女神》)那么什么是民间文学呢?按照钟敬文、刘魁立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界定,即"民间创作、     

近二十年西方十字军东征研究的新动向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方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界长期赞美十字军、贬抑穆斯林。然而,近二十年来,在全球史与记忆史的影响下,这种"对立"评价得到修正。西方学界在重新审视拉丁语史料的同时,借助阿拉伯语史料以及视觉、语言等新材料,证明穆斯林能够自觉认知欧洲的社会与文化,解构了穆斯林负面的"他者"形象,揭示了西方基督徒与穆斯林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频繁互动,由此"交流"与"适应"取代"对立"成为新的研究主题。在此过程中,学者们创造了"粗陋的宽容"这一新术语,引进文化学理论以及"文化适应"和"经济实用主义"等概念,十字军东征的研究出现新动向。它是当前西方学界反思欧洲中心论和重构十字军东征历史的重要体现。     

浅析古代中国何以没有形成法治传统简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他们一直引以为自豪并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法治传统。即使在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这种传统不仅没有断绝。反倒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得到继续的发展。但是在古代中国，这种优越的法治传统却无由完整并成功得以产生并运行。这在中西方同样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对比面前，多多少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与西方社会一样优越的法治传统。是有其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两个社会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是造成中国社会在法治传统方面表现出与西方社会诸多不同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发展路径，才造就和催生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是说，这种传统，运行在距离法治传统很遥远的轨道上，尽管是以一种正向态的姿势。因此，本文拟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通过对中西方不同社会政制和文化土壤的对比，以期对中国没有形成法治传统的历史缘由作一可能的分析。     

西方义和团研究的新趋势——评《拳民、中国与世界》

一11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大众想象中,义和团形象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义和团运动所特     

震旦博物院与近代上海的科学知识传播

伴随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学东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质。1930—1952年间震旦博物院在上海的科学知识传播工作即体现了西方科学在异质文化中柔性扩张的具体历史过程。震旦博物院通过科学出版活动,将其在中国完成的地域性标本收集成果纳入欧洲科学知识体系;通过科学教育工作,培养出一批在"文化相遇"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天主教精英;通过科学知识普及,繁荣上海城市文化,增进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和宗教的了解。怀有极度文化自信感和优越感的耶稣会士以震旦博物院为中心开展"文化移植"并试图改造中国,客观上也促进了上海科学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人文地理学的“视觉”研究进展与启示

随着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视觉的社会文化构建的高涨热情,丰富而庞杂的视觉影像和人们的"观看之道"逐步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所关注。学者开始关注不同的社会行为主体如何通过不同的视觉影像可视化表征地理实体,"视觉"成为塑造和重构空间和生产地方想象、认同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视觉物质又为涉及人类主观实践、展演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之物,视觉物品在人们涉身的空间政治、日常物质接触和情感中又可催生非常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通过对人文地理学,特别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对于"视觉"问题的广泛关注和多样的介入方法进行梳理,以期展现充满文化、社会、政治乃至经济内涵的"视觉"地理问题发展脉络及其独特意义,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学开拓新的研究视野。     

试谈龙形象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意义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神圣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龙被翻译成＂dragon＂。dragon和龙确实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同是想象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动物,又都在文化中长久地保存下来。但事实上,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动物。这种对译必然造成文化交流上的误解和障碍。本文试图从中西方文化中＂龙＂或＂dragon＂的不同起源和发展,探索它们在各自文化中的不同象征和意义。     

网络时代的“谣言体”——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无论古今中外,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谣言之所以易于形成并被普遍传播,是因其根植于人性,善于迎合大众的心理、情感和利益诉求,因此谣言研究是涉及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的重要课题。从文体角度出发,聚焦分析网络时代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体",对具有典型表征的"求转发体""拟名人体""微信体"等常见的网络谣言文章用语作细致深入的考察,可以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辨识谣言,避免其造成危害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并对当下的谣言研究有所深化。     

人文主义思想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西方语境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关注人的价值与人生幸福,这种人文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在新的时代背景产生了对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为原则的新的人文精神,对我国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传说学视野下的谣言研究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网络谣言的泛滥,中国学界对谣言传播和谣言治理展开了多学科的学术探究,其中既有社会学、传播学的视角,也有民俗学的视角。民俗学视角的最大特色,是将谣言的传播和变异视作一种人类固有的文化现象。西方民俗学界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关注谣言,将之视作传说,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取得了众多成果,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谣言的类型、语境、传播和变异展开研究,不仅推动了谣言的研究,也促进了传说学的发展。     

文化后工业——小议后工业社会中的中国文化发展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对未来作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预测和描述,并逐渐成为现实。中国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具有了一些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文化发展反映了社会变迁,也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笔者分析了中国文化发展,如媒介爆炸、意识混乱、自我断裂和群体断裂、服务型经济冲击等,并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出发,结合全球化大背景和中国实际,提出重视"公众家庭"、建立"社群主义"、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化走向全球化等措施,以促进文化和谐发展。     

想像他者：西方文化视野中的非西方

西方是在与非西方社会的比较中得到更为明确的界定的。在西方的文化视野中,对非西方固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理性认知,但也不乏充满错觉的想像,即以一种与“自我”不同的“他者”形象不断建构非西方的历史身份,从而创造出一个与真实存在不尽相同的非西方。西方的非西方想像体现了西方对他者的控制与重构,是西方表达自我优越意识的一种霸权话语。文章考察了古典时代至18世纪西方表述他者的话语体系,分析了产生这种想像的文化和社会原因,由此说明西方是怎样逐步形成与非西方对立,并最终取得对后者的优势地位。     

现代中国的“都市眼光”：20世纪早期城乡关系的认知与想象

“都市眼光”是现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自晚清开始,在整个社会生产结构发生转变之前,尚未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的“都市”已经集中了时人对於物质文明与政治生活的诸多希望。不仅读书人聚集并认同於此,国家的目标也转移到了都市。与之相应的则是“乡村”逐渐转变为“农村”,更成为负面的象徵。到20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破产”之说盛行,鲜明地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意识与社会现实的不同步。城与乡成为对立的文化范畴,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这种充满想象又富於构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表述,并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形象研究的意义——评鲍绍霖著《文明的憧憬》

近代中华民族危险重重,不少仁人志士投身于救国图强的事业之中,希望改变中国政局动荡、国势衰弱的局面。面对西方强大而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化力量,他们对自身的化传统更多地持批评态度,并极力倡导向西方国家学习。于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志士们在宣扬西方技术、制度、思想、化时,也树立了西方各国在近代中国精英分子心目中的形象。     

西安城市排水生态系统的近代转型——以民国西安下水道为中心

下水道排水系统作为城市生态空间的一部分,是城市公共空间在地下的延伸,具有自然和人文双重生态空间意义。民国中后期,近代西安下水道排水系统的修建,引发了城市生态环境的转变。本文通过对民国西安下水道排水系统建设与发展的分析,力求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与下水道相关的人文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因这种变化而产生的城市近代转型,从而实现探讨西安下水道排水系统与城市社会生态之间关系的目的。     

浅析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发展历程及新动向

本文开始通过对企业文化概念及起源的叙述,得出中国的管理历史比之西方的管理历史要长许多,并且比之西方管理更注重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要想实现和谐发展,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就要融于中国的人文精神并采取企业与社会的和谐,企业与自然的和谐,企业与员工的和谐的"三和"的企业文化发展策略。而作为指导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建设,更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